濟南基督長老教會
教堂因為其宗教性,其特色與井手薰其他作品略有不同。外觀方面,井手薰採用哥德式建築的小尖塔、塔樓,誇張線條設計,石雕百葉窗。其中唭哩岸石所砌成的拱門,尤為特色。不過在另一方面,用清水磚刻意造成的紅磚裸露與仍由唭哩岸石搭配的丁掛外表,則又較為接近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磚造小教堂風格。除此,接連於該教堂後方的主日學教室,也一併採磚造的歐風平房建築。另外,該教堂坐東朝西,西側仍配置基督新教教堂特有的幾何型玻璃裝飾,內部採鋼骨挑高骨架,將木樑架在鋼骨衍架上,且在屋頂舖設原木木板與瓦片,呈現了空曠且莊嚴的傳道會場。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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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 |
位置 | 臺灣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3號 |
官方网站 | www |
建筑详情 | |
建筑类型 | 哥德式建築 |
竣工 | 1916年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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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臺灣)文化資產 | |
舊稱 | 臺北幸町教會 |
登錄等級 | 直轄市定古蹟 |
登錄類別 | 教堂 |
登錄公告日期 | 1998年5月4日 |
位置 | 中華民國(臺灣)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3號 |
建成年代 | 日本大正5年(1916年) |
詳細登錄資料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原名臺北幸町教會,於1916年落成在臺北市幸町,設計者井手薰。
歷史
清朝於《馬關條約》割讓台灣給日本後,日本基督教新教各教派陸續來臺,但以日本人為主要對象,日本基督教以不分教派的「基督信徒一致會」展開對台灣各地的宣教。
1895年,日本基督教傳道局第10回大會承認台灣傳道開始案,派河合龜輔牧師於1896年5月27日來到台北宣教。河合龜輔於1896年7月4日借「艋舺教會」聚會,曾遷移數次聚會場地。1896年9月,河合龜輔得到臺灣人基督徒富商李春生與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師馬偕博士幫助,在新起街(現西門町漢中街)民宅開始有固定聚會場所。
1896年11月日本基督教會大會派遣傳道局長大儀見元一郎來台視察,該月22日協議決定正式成立「台北日本基督教會」,簡稱「台北教會」,此即現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之前身。1897年(明治三十年),因信徒日增,信徒倡議興建會堂,先得到李春生獻西門外街約三百坪土地及現金二千圓,加上信徒所獻共募四千四百餘圓。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開工,1900年2月10日舉行獻堂感恩禮拜。1907年(明治四十年),原有聚會場所不足使用,2月24日河合龜輔召開信徒大會,決籌募五萬圓並賣掉新起街舊會堂,重新興建更大的禮拜堂。1912年(大正二年),大谷虞任第二任牧師,奔走全台講道募款,經過約八年募款達到預定目標。又得到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間接協助,禮拜堂設計者為井手薰,於1915年(大正四年)2月28日開工興建;經過一年四個月,於1916年(大正五年)6月28日竣工,完成具有邊塔的哥德式禮拜堂。總計花費四萬八千七百餘圓,產權登記在日本教會名下。
清朝於甲午戰爭敗於日本,1895年(乙未年)4月17日簽訂《馬關條約》議和,其一條件為割讓台灣與澎湖。匆促間臺灣民主國成立,臺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於日軍登陸後不久逃往大陸,臺北城陷入群龍無首狀態。(在1895年5月日軍登陸台灣之前,一些人懷疑基督徒串通日軍,許多基督徒慘遭嚴重迫害。當日軍佔領台灣,日軍遭遇台灣住民武力抵抗(乙未戰爭), 又誣指基督徒唆使暴徒反抗日軍,因此逮捕基督徒並予以虐待殘殺,教堂被佔為駐軍之用,這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第二次受迫害。) 李春生所主持的中外紳商會議,決定派人通報日軍。6月6日辜顯榮單獨前往基隆,之後美國記者禮密臣(J.W.Davidson)、英商托姆遜(Thompson)、德商奧利(Ohly)3人到達;隔天(7日)清晨,日軍先頭部隊抵達,兵不血刃入台北城。台北士紳為保護良民及作為和統治者間之聯絡機關,由李春生具名申請設立保良局,總局置於台北,各地設分局,於明治28年(1895年)8月8日獲准設立。事後李春生因辦理保良局及協助維護台北城內治安有功,台灣總督府乃上報內閣賞勳局同意表揚,以外國人身分在明治29年(1896)2月3日獲頒勳六等旭日章。1896年11月日本基督教會大會派遣傳道局長大儀見元一郎來台視察,11月22日於新起街房子設立「台北日本基督教會」簡稱「台北教會」,此即現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之前身,來臺的日本基督教徒不分教派,組成「基督信徒一致會」,並聘請同樣是長老教會的河合龜輔牧師為第一任牧師。因場所太小,翌年,李春生長老在西門街外(西門街外三丁目新起街二丁目),奉獻三百坪土地及日幣二千元,並公開募捐至六千圓,於公元1899年興工建築禮拜堂,於翌年2月10日建築竣工並獻堂。
1907年( 明治四十年 ) 2月24日河合龜輔牧師召開信徒大會,決籌募五萬圓並賣掉新起街舊會堂,重新興建更大的禮拜堂。1912年 ( 大正二年 ) 大谷虞任第二任牧師,奔走全台講道募款,得到李春生長老捐三百坪土地及日幣二千圓加上信徒所獻共得四千四百餘元。又得到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1852年-1906年)的間接協助,由教會長老擔任總督府土木局長長尾半平監造,總督府營繕課知名建築師井手薰(公元1879年-1944年)參與建築與設計,經過約八年募款達到預定目標。於1915年 ( 大正四年 ) 2月28日開工興建,經過一年四個月於1916年 ( 大正五年 ) 6月28日 竣工完成具有邊塔的哥德式禮拜堂。總計花費四萬八千七百餘圓。產權登記在日本教會名下。
昭和8年(1933)上與二郎牧師決定台北日本基督教會要協助 市內本島人在大稻埕新設教會以日語傳道,稱為太平町傳道所,二年後上與牧師決定全力支援該傳道所,改稱為「台北日本基督教會太平町教會」,並派日人教師梅 崎正二郎先生為傳道主任。昭和14年(1939)年11月梅崎先生因健康關係辭任回東京,太平町教會就由上與二郎牧師和在幸町的母會(1937年5月將台 北日本基督教會改名為台北幸町教會),繼續為此新設教會之成長而努力。
1931年起,由於日本政府為日本軍國主義者所控制,日本本土及殖民地的教會都受到監控。1933年(昭和八年),台北日本基督教會為擴大向台灣人佈教,以日語講道禮拜,設「太平町傳道所」;1935年太平町傳道所改稱「太平町教會」,1937年5月台北日本基督教會改名為「台北幸町教會」。
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日本稱為北支事件)後,更試圖以「精神總動員運動」來強制基督教支持其政策,軍國主義、天皇崇拜、神道教結合下的皇民化運動更在太平洋戰爭後加速推行,教會和傳道人受到嚴密監視,禮拜中必須用日語講道、唱日本國歌、行「國民禮儀」(遙拜日本皇宮),教會學校師生更被迫到神社參拜,教會所屬學校和醫院逐一被控制、被接收、或被迫關閉。由於英國、加拿大宣教師在1940年被遣返回國,臺灣教會被迫全面「自立」,卻無法跳脫台灣總督府的控制。1943年2月25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被迫在彰化成立「總會」,1944年4月29日更和其他教派一起被納入「日本基督教臺灣教團」,台北幸町教會成為隱晦形式的國家教堂。日本基督教臺灣教團直到1945年10月2日才宣布解散。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勝利,八月日本投降,台北幸町教會改名為濟南街教會。日本人信徒陸續返國,當時其他各地日本教會聚會都沒有人,大家由各地聚集到台北幸町教會,濟南教會成為在台日人信徒最後唯一集會點。
1946年10月,上與二郎牧師將幸町教會、太平町教會所有會籍移交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北部大會;並派台籍牧師郭和烈任濟南街教會第一任牧師。上與二郎曾領導全台教會(在台服務29年4個月),中華民國接管臺灣後,上與二郎雖被遣返日本,他心中仍認為將來仍會再返台牧會(他認為五年後日本必重新奪回台灣,屆時向政府要回教產比較快);因而雖將濟南教會所有信徒會籍移交給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卻沒有將濟南教會產權交給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北部大會,而交給台北市政府,被國有財產局收歸國有。上與二郎牧師回到東京,隨即以由台返日的信徒為中心,創立「千歲教會」自購會堂兼牧師館。濟南教會因地名變更曾歷經數次改名:「濟南街教會」、「濟南路教會」。郭和烈於1947年4月28日接任,日籍會友都被遣送回日,人數約只剩三、四十人,因此,台籍會友以子會太平町教會為主,都遷回母堂幸町教會,加上附近台大醫學院的教授與學生會友,人數逐漸增加。
中華基督長老教會在中國的根源,是蘇格蘭長老會的宣教士自1865年起到中國佈道,歷經庚子拳匪之亂及中華民國的建立。1937年在上海共建了三個教會 ── 虹口的鴻德堂、閘北的閘北堂和在法租界的清心堂。中共赤化,三堂信徒失散避難台灣。中華民國陸軍將軍范誦堯是基督徒,眼見中國大陸來台各界人士日漸增多,其中信仰基督教者甚眾,由於台灣各地教會均以台語傳道,深感不便,乃與唐守謙及李鐘賢靜等發起在台北市組設國語禮拜聚會。最初借用許昌街青年會會議所為聚會場所,參加禮拜者日有增多,幾至無法容納。當時台北市市長游彌堅亦為參加國語禮拜之基督徒,見教會興旺,深受感動,乃要求「濟南街基督長老教會」與國語禮拜堂共用教堂聚會,名稱為「中華基督教長老會濟南路國語禮拜堂」,為「信友堂國語部」的前身。後來國語禮拜堂人數漸增,1957年時因感寄人籬下之不便,遂興建堂之議,決議遷至公館位於羅斯福路三段的「聯誼英語長老教會」在該地合建教堂,於1963年完成。為表示國語部和英語部會友互守誠信,名之為「信友堂」,更於1989年擴建,成為今日地上五層、地下二層的中華基督教長老會台北信友堂。而不願遷移至公館的信徒繼續延續國語禮拜堂的聚會迄今,兩教會約定,禮拜日上午九點半至十點半為台語禮拜,十點半以後為國語禮拜。今日則為上午九點為台語禮拜,十一點為國語禮拜。
1949年中國國民黨在中國戰敗,超過150萬的中國人隨國民政府自中國遷臺,因為有為數眾多的宣教師轉進臺灣,「國語教會」快速擴展。1950年代,整個國際局勢瀰漫著動盪的氣氛和冷凝的不安感。歐美國家忙著從事戰後重建的工作,共產國家汲汲於世界各地推展其影響力,第三世界國家則在民族自決的口號下繼續為爭取獨立自主的權利而奮鬥。1954年8月於美國伊凡斯頓(Evanceton)舉開的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第二屆世界會議,以「基督是世界的盼望」為題,要求各會員教會在會前針對其本地的宣教實況做深入的研究。1959年2月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第六屆總會更正式議決設置「PKU委員會」(P.K.U., Poē Ka Ūn-tōng,倍加運動),隸屬總會傳道處,並定名為「福音來台百週年紀念教會倍加運動」。在五十、六十年代,台灣基督徒由 51,000人增加到220,000人。
郭和烈牧師於1947年4月28日接任第五任牧師,也是戰後第一任牧師。1948年他協助教會青年董大成、林宗義、林國煌等人發起組織台灣教會青年團契(簡稱T.K.C.),隔年1949年5月3日於台中中會柳原教會成立了不分南北的「台灣教會青年團契」(簡稱TKC)。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戰後,除了快速回復各項事工及收復教產之事宜外,活耀的青年事工促成 1949 年「台灣基督教奮進協議會」通過「南北合一基本方案」,並且促成原本各自分立的南北兩大會於1951年3月7日合一,在七星中會雙連教會成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1972年政府發佈「國有財產贈與寺廟教堂辦法」,濟南教會土地按都市計畫被列為學校用地。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過世後,1975年4月26日召開的中華民國基督教追思故總統蔣公籌備會議中,通過了台灣信義會靈光堂張力長老的主張,推動全國教會共同興建「聖介石堂」之提案,此案議決同意並交由中華民國基督教會協會常務理事會研辦。基於諸多的歷史情感,基督徒倡議在濟南長老教會現址上建一座「中正紀念禮拜堂」,據說也獲得了宋美齡的同意。對許多基督徒而言,他們對濟南教堂有諸多特殊的情感與記憶,加上緊鄰總統府和中正紀念堂,選濟南教堂打造一個國家教會,更可作為一種「新」的象徵來取代日本時代以來「舊」的象徵。結果,卻被當時擔任總統的李登輝否決了,基督徒的「中正紀念禮拜堂」大計就此告吹,同時象徵台灣基督教「護教反共時期」的結束。[1]
解嚴之後
1990年代解嚴之後。當時的國語禮拜堂董事長林丕鴻表示: 國語禮拜堂與長老教會濟南路教會,共同使用一個禮拜堂,已近三十多年,於各自教務的發展,彼此間常感不便,解決之道,惟有設法擴建,分堂聚會,始能滿足雙方之需要,中華民國基督教會協會總幹事康竣璧先生,為協助進行擴建,多方奔走,希望能就禮拜堂現址,改建為十二層大樓,使國語禮拜堂(改稱為蔣公紀念禮拜堂)與濟南路長老教會,各有其自己之聚會場所,所餘樓層則供基督教團體集會及各項活動之用。[2] 此項提議遭長老教會拒絕。民國八十七年(1998)5月4日台北市政府公告濟南基督長老教會為直轄市市定古蹟。中華民國內政部於民國94年(2005)修正《土地法》,包括濟南長老教會、北投普濟寺、鹿港城隍廟、新竹城隍廟等極具歷史、宗教意義的寺廟、教堂,將可依法由政府將目前使用的國有地轉贈給這些使用的寺廟與教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產權得以恢復,並與國語禮拜堂和好,出具聲明書確認建築物為濟南教會管理、維護。1998年5月4日台北市政府公告此建築物為直轄市市定古蹟。解除學校用地名目。濟南基督長老教會爭取委託管理。與國語禮拜堂和好,出具聲明書確認建築物為濟南基督長老教會管理、維護。
21世紀
2002年1月開設華語禮拜。2005年中華民國94年內政部修正土地法,包括濟南長老教會、台北和平長老教會、北投普濟寺、鹿港城隍廟、新竹城隍廟等極具歷史、宗教意義的寺廟、教堂,將可依法由政府將目前使用的國有地轉贈給這些使用的寺廟與教堂。2005年1月援助斯里蘭卡及泰國災區教會100萬元。2006年8月為日本東京千歲教會購地建堂奉獻。2006年12月29日教會產權登記完成。2008年,周邊的違建戶收回,改建為主日學教室。2008年6月8日,因屋頂全面修繕,禮拜地點改至台大校友會館4樓。2009年4月5日教會外體清理整理完成,禮拜堂屋頂修繕完成,為屋頂外銅瓦、內台檜,成為有台檜香味的禮拜堂獻給上帝。
2008年在教會外舉行修繕屋頂禮拜後,濟南教會開始修建被白蟻蛀蝕的屋頂,屋頂腐爛的木頭被拆下,須蓋上防水布,惟於2008年颱風伺候下,防水布被吹走,或有漏洞讓雨水流進,因此原本乾淨的堂內,竟長出了蕈菇類。屋頂修繕經費,大概一千多萬,且因雨水流進,被浸泡過的堂內牆壁都發霉了,因此另須室內粉刷費。直到2009年初,仍在為修繕粉刷經費募款。至於這段時間,原本在主堂(台語堂)禮拜之會友(多為年長者)改到台大校友會館4樓禮拜,但因係租場地,倘同一時段被其他團體租走,會友必須另改到附近的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禮拜。2009年4月5日,教會外體清理整理完成,禮拜堂屋頂修繕完成。
由於濟南教會近年空間不敷使用,遂決定將日本時代所興建的主日學教室(市定古蹟)予以修繕,並在牧師館原址興建宣教中心。邀請著名建築師張哲夫設計、監造,福住建設公司營造,由於古蹟園區容積率的限制,只能興建地上二層,地下三層的建築。由於大禮拜堂及主日學教室被定為古蹟,為了要開挖地下室及保留主日學教室全棟,將主日學教室的古蹟建築平移24公尺至濟南路一側,並在原址向下挖掘連續壁、補強地基作業後,再將古蹟遷回原址修復。完成後,主日學教室將恢復主日學師生使用,宣教中心地下一樓綠園中庭可供教友靜思默想,並設置容納二百人的副堂。於2017年2月12日舉行開工感恩禮拜,2018年9月9日舉行宣教中心上樑感恩禮拜,目前已竣工,並作為第三堂廣東話崇拜之場地。[3][4]
歷任牧師
任期 | 姓名 | 職稱 | 上任日期 | 離任日期 | 備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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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任 | 河合龜輔 | 牧師 | 1896年5月 | 1912年1月 | 日本山形縣人,明治學院大學神學院畢業。
上任前任職於日本赤坂、印旛教會。 離任後任職於日本北九州戶畑、若松、八幡等教會。 |
第二任 | 大谷虞 | 牧師 | 1912年1月 | 1916年1月 | 日本高知縣人,明治學院大學神學院畢業。
曾受邀任職東京神學社教授(今東京神學大學前身)。 上任前任職於日本上田、廣島、京都、神戶、富士見町教會。 離任後任職於中國上海、日本山口教會等教會。 |
第三任 | 光小太郎 | 牧師 | 1917年1月 | 1918年1月 | 日本人,離任後任職於日本鹿兒島、東京等教會。 |
第四任 | 上與二郎 | 牧師 | 1918年5月 | 1947年5月 | 日本鹿兒島縣人,東京神學院畢業(今東京神學大學)。
上任前任職於日本鹿兒島、台北太平町(今大稻埕教會)教會。 離任後任職於日本千歲教會。 |
子島友熊 | 副牧師 | 1921年4月 | 缺 | 日本人,明治學院大學神學院畢業。
上任前任職於日本日川、佐渡、國川、原田、有田町教會。 離任後任職於台中教會。 | |
第五任 | 郭和烈 | 牧師 | 1947年4月 | 1952年8月 | 第一位台籍牧師,日本東京神學大學畢業、美國費城威斯敏斯德神學大學進修。
上任前任職於頭城、三重埔、中壢教會、台北神學校董事(今台灣神學院)。 |
第六任 | 吳天命 | 牧師 | 1953年1月 | 1960年1月 | 桃園市人,日本明治學院大學神學院畢業。
上任前任職於台北神學校代理院長(今台灣神學院)、奎府町、北投、艋舺、汐止教會。 任職期間任聖經學院董事,1960年1月6日因車禍而逝世。 |
第七任 | 許鴻謨 | 牧師 | 1961年1月 | 1972年1月 | |
第八任 | 翁修恭 | 主任牧師 | 1973年8月 | 1994年7月 | |
莊嘉信 | 副牧師(關懷教育) | 1991年6月 | 1994年6月 | ||
第九任 | 王南傑 | 牧師 | 1997年1月 | 1998年6月 | |
第十任 | 蕭文政 | 主任牧師 | 2000年10月 | 2004年9月 | |
王怡方 | 副牧師(教育) | 2002年8月 | 2006年7月 | ||
蘇慧瑛 | 副牧師(教育) | 2002年8月 | 2005年7月 | ||
第十一任 | 王怡方 | 主任牧師 | 2007年8月 | 2012年12月 | |
蘇慧瑛 | 副牧師(教育) | 2007年10月 | 2012年7月 | ||
第十二任 | 黃春生 | 主任牧師 | 2015年9月 | 現任 | |
林吟洋 | 副牧師(關懷) | 2015年11月 | |||
陳良智 | 副牧師(教育) | 2016年12月 |
參考文獻
- . [2016-05-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8-07).
- 台北國語禮拜堂董事長/林丕鴻: 台灣地區宗教簡介:基督教- 國語禮拜堂 (宗教輔導-內政部民政司)
- 魏莨伊. . 聯合新聞網. 2017-02-12 [2017-12-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2-12).
- 陳燕珩. . 中時電子報. 2017-03-19 [2017-12-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2-22).
參考書目
- 莊永明著,《台北老街》,臺北市,時報出版社,1991年。
- 緒方武歲著,《台灣大年表》,台灣文化出版社,1943年。
- 李乾朗著,《臺北市古蹟簡介》,臺北市,台北市民政局,1998年。
- 又吉盛清著,《台灣今昔之旅【台北篇】》,台北,前衛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