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

• 〈從傳統到反傳統──兩個思想脈絡的分析〉，收入周陽山主編，《從五四到新五四》（台北：時報出版，1989），頁242-267。
• 〈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大陸雜誌》85.4 (1992)：1-22。
• 〈歷史記憶與歷史：以中國近世史事為例〉，《當代》91 (1993)：40-49。
• 〈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3.3 (1993)：679-712。
• 〈心即理說的動搖與明末清初學風之轉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5.2 (1994)：333-372。
• 〈道咸年間民間性儒家學派──太谷學派研究的回顧〉，《新史學》5.4 (1994)：141-162。
• 〈邵懿辰 (1810-1861) 與清季思想的激烈化〉，《大陸雜誌》90.3 (1995)：1-8。
• 〈劉師培與清末的無政府運動〉，《大陸雜誌》90.6 (1995)：1-9。
• 〈讀傅斯年檔案札記〉，《當代》116 (1995)：30-53。
• 〈明代後期的造偽與思想爭論──豐坊與《大學》石經〉，《新史學》6.4 (1995)：1-20。
• 〈傅斯年與陳寅恪〉，《中國文化》12 (1995)：238-241。
• 〈清末民初的社會觀與傅斯年〉，《清華學報》25.4 (1995)：325-343。
• 〈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漢學研究》14.1 (1996)：177-193。
• 〈清末的歷史記憶與國家建構：以章太炎為例〉，《思與言》34.3 (1996)：1-18。
• 〈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新史學》8.2 (1997)：93-132。
• 〈明末清初思想中之「宗旨」〉，《大陸雜誌》94.4 (1997)：1-4。
• 〈清初思想趨向與《劉子節要》──兼論清初蕺山學派的分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2 (1997)：417-448。
• 〈清初的講經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3 (1997)：503-588。
• 〈陳寅恪與近代中國的兩種危機〉，《當代》122 (1997)：44-63。
• 〈中國近代思想中的傳統因素：兼論思想的本質與思想的功能〉，《學人》12 (1997)：1-28。
• 〈近代中國私人領域的政治化〉，《當代》125 (1998)：110-129。
• 〈潘平格與清初思想界〉，《亞洲研究》23 (1997)：224-268。
• 〈戊戌前後思想資源的變化：以日本因素為例〉，《二十一世紀》45 (1998)：47-54。
• 〈明末清初儒學的宗教化──以許三禮的告天之學為例〉，《新史學》9.2 (1998)：89-123。
• 〈明末清初的一種道德嚴格主義〉，收入郝延平、魏秀梅主編，《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頁69-81。
• 〈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顏李學派為主的討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2 (1998)：245-294。
• 〈清初思想中形上玄遠之學的沒落〉，《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3 (1998)：557-587。
• 〈方東樹與晚清學風〉，《慶祝楊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論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頁557-567。
• 〈王國維與傅斯年：以《殷周制度論》與《夷夏東西說》為主的討論〉，收入孫敦恒、錢競編，《紀念王國維先生誕辰120周年學術論文集》（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頁10-31。又收入賀照田、趙汀陽主編，《學術思想評論·第三輯》（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頁473-492。
• 〈清初的下層經世思想：陳瑚、陸世儀與蔚村〉，《大陸雜誌》98.1 (1999)：1-21。
• 〈思潮與社會條件〉，收入余英時等著，《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頁103-143。
• 〈明代心學家的社會角色──以顏鈞的「急救心火」為例〉，《鄭欽仁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台北：稻鄉出版社，1999），頁249-266。
• 〈汪悔翁與乙丙日記──兼論清季歷史的潛流〉，《東亞近代思想與社會：李永熾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台北：月旦出版社，1999），頁279-318。
• 〈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頁125-146。
• 〈民國史學中的新派及其批評者〉，收入羅志田主編，《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頁31-130。
• 〈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為──不入城、不赴講會、不結社〉，收入周質平、Willard J. Peterson編，《國史浮海開新錄：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2），頁367-418。
• 〈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56 (2002)：1-28。
• 〈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學》14.4 (2003)：177-194。
•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的一件公案──再論黃宗羲與陳確的思想交涉〉，見新亞學術期刊編輯委員會編，《錢賓四先生百齡紀念會學術論文集》（收入《新亞學術集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2003〕，第14期），頁241-260。
• 〈歷史研究的新視野：重讀「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五周年紀念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頁161-176。
• 〈對《文史通義‧言公》篇的新認識〉，收入丘慧芬編，《自由主義與人文傳統：林毓生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5），頁229-256。
• 〈從經學向史學的過渡：廖平與蒙文通的例子〉，《歷史研究》（北京）2005.2：59-74。
• 王汎森著，冰野善寬譯，〈歷史と社會：中國近代史學の回顧〉，《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26 (2005)：29-46。
• 〈錢穆與民國學風〉，《燕京學報》新21 (2006)：1-35。
• 〈「主義」與「學問」──一九二○年代中國思想界的分裂〉，收入劉翠溶主編，《四分溪論學集：慶祝李遠哲先生七十壽辰》（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6），上冊，頁123-170。
• 〈從「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有關「自我」的幾個問題〉，收入氏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頁171-200。
• 〈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國史儒林傳》與道光年間顧祠祭的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 (2008.3)：63-93。
• 〈從東亞交涉史料看中國〉，《東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別冊1 (2008.3)：93-96。
• 〈近代中國的線性歷史觀──以社會進化論為中心的討論〉，《新史學》19.2 (2008.6)：1-46。
• 〈後五四的思想變化──以人生觀問題為例〉，收入國家圖書館參考組編輯，《五四運動論著目錄初稿》（《國家圖書館叢刊‧專題選目類》第14種；台北：國家圖書館，2009.3），頁47-59。
• 〈程廷祚與程雲莊－清代中期思想史的一個研究〉，收於《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頁245-271。
• 〈五四運動與生活世界的變化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二十一世紀》，113期，2009年6月：44-54。
• 〈時間感、歷史觀、思想與社會：進化思想在近代中國〉，收入陳永發主編，《明清帝國極其近現代轉型》(台北：允晨,2011)。
• 〈胡適與傅斯年〉，收入馬亮寬、王志剛主編，《「傅斯年學術思想的傳統與現代」研討會論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
• "The 'Daring Fool' Feng Fang (1500-1570) and His Ink Rubbing of the Stone-Inscribed Great Learning,"Ming Studies 35 (1995): 74-91.
• "Fu Ssu-nien: the Latter Days of a May Fourth Youth,"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6.1 (1993): 5-53.
• "Evolving Prescriptions for Social Life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From Qunxue to Society," in Imagining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 1890-1920, ed. Joshua Fogel and Peter Zarrow (New York: M. E. Sharpe, 1997), pp. 258-278.
• "Gu Jiegang," in Modern China: An Encyclopedia of History Culture, and Nationalism, ed. Wang Ke-wen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8), pp. 128-129.
• "New Tide Society," in Modern China: An Encyclopedia of History Culture, and Nationalism, ed. Wang Ke-wen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8), pp. 242-243.
• "Zhang Binglin (Chang Ping-lin)," in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Philosophy, ed. Antonio S. Cua (London: Routlege Press, 2003), pp. 854-857.
• "Preface," in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Production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ed. Tze-ki Hon and Robert Joseph Culp (Leiden, Boston: Brill, 2007), pp. vii-xi.
• "The New Academic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Humanities," 韓國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 The Journal of Eastern Studies: Dae Dong Mun Hwa Yon Gu 63 (2008.9): 81-100.

• 1. 〈傅斯年往來書信選：陳寅恪部份〉，連載《聯合報》，1995.12。
• 2. 〈史語所藏胡適與傅斯年來往函札〉，《大陸雜誌》93.3 (1996)：1-23。
• 3. 〈陳寅恪的未刊往來書信〉，《當代》123 (1997)：64-68；124 (1997)：52-61。
• 4. 〈劉半農與史語所的「民間文藝組」〉，《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上冊，頁119-133。
• 5. 〈容肇祖與歷史語言研究所〉，《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上冊，頁345-352。
• 6. 〈李晉華與《明實錄》〉，《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下冊，頁467-473。
• 7. 〈逯欽立與《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下冊，頁773-781。
• 8. 〈序《另眼看歷史-一部有關中、日、韓、台灣及周邊世界的多角互動歷史》〉，收於呂正理，《另眼看歷史-一部有關中、日、韓、台灣及周邊世界的多角互動歷史》，遠流出版，2010。

• 〈評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新史學》3.2 (1992)：169-180。
• 〈評Carlo Ginzberg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Clues, Myths, 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新史學》6.3 (1995)：217-228。
• 〈歷史方法與歷史想像：余英時的《朱熹的歷史世界》〉，《中國學術》（北京）總18 (2004)：219-237。（原應為2004出版，該刊脫期，實際出版時間為2005。）[1]

王汎森認為20世紀史學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對‘非個人性力量’在歷史中的作用的發現”，隨著清末民初“新史學”以來史學研究中“人”的淡化和“事”的興起，在社會學、左翼史學等西方現代史學範式的影響下，“個人”逐漸讓位於“團體”，“人物中心”變成“問題本位”，但在1950年代以後，隨著結構主義史學對人的“去中心化”，法國年鑒學派認為“人是歷史的泡沫”，推崇長時段、結構性力量和集體心態，直至福柯宣告“人的死亡”，史學研究中“人的消失”愈演愈烈。最後，對照梁啟超的“首出人格者”論、錢穆對人的“潛勢力”的關注，以及義大利史學家發起的“微觀史學”等，王汎森主張當下中國史學應該實現“人的複返”，“我們今天做歷史研究，一方面不能忽略對‘歷史中非人格性或非個人性力量’的重視，但另一方面必需把‘人’帶回來，不能把歷史描述得像一場只有球在跑、沒有人在踢的足球賽。”

2001年六月，時任國科會人文處處長王汎森教授在國科會臺灣史專題研究成果發表研討會開幕時致詞，對於推動臺灣史研究曾提出六點個人建議。

• 一、希望臺灣史學界以現有的研究成果為基礎，編寫一部高水準的、類似《劍橋歐洲史》、《劍橋中國史》的書，以供教學及一般人閱讀之需要。
• 二、希望積極進行有關臺灣史之工具書和地圖之編輯。
• 三、治臺灣史應該不孤立於其他歷史。
• 四、每年刊出一個臺灣史的書目，以了解研究情況，並供學術社群內外的人參考（可以考慮與漢學中心合作）。
• 五、將臺灣過去資本主義化與國家化的過程及特色做一個徹底、全面的研究，以提供世界上其他國家作為借鏡，例如波羅的海三小國就對臺灣經驗抱持高度的興趣。
• 六、希望臺灣史研究能夠提升理論的層次與格局。[3]

王汎森先生在近來的文章中指出，他最近注意到台灣的知識分子文化正逐漸趨於沒落。一般而言，「知識分子」一詞是從十九世紀中期的俄國開始，而知識分子群體的出現大概是在十九世紀末，尤其是在法國德雷佛上尉事件的爭論中逐步形成，但法國史學家雅克·勒高夫認為早在西洋中古時代就已經有「知識分子」了。王氏指出「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特的群體與理想，在經過一個半世紀的輝煌年代之後，現在已經有沒落的傾向。他寫道：「最近兩、三年，我開始覺察到台灣的知識分子文化正處於沒落中。……『知識分子』一詞確實正在逐漸消失中。這個詞的起落，蘊含了重大的歷史意義，即一個以『知識分子』自許的階層正在消失中。」他並且強調：「『知識分子』在近代中國有九十年左右的榮景，沒想到卻在近年的台灣社會中逐漸消失了。」王汎森先生最後指出：「凡是關心『公與義』的朋友們都應屏息凝視，密切注意：將來『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將由什麼樣的階層來扮演，或是將來的社會根本不需要『知識分子』等一連串的問題。」[4]

王汎森說他很喜歡讀布克哈特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依稀記得書中一個特別的情景：文藝復興時代在偉人的墓前作生日紀念講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胡適誕辰120週年時，王汎森有幸在胡適的墓前作了十分鐘講話。回顧蔡元培、胡適、傅斯年等前輩的風采，王汎森有感而發：“現代社會是一個歷史記憶保存很短的時代，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蔣經國是誰了，何況是胡適？知道蔡元培的人更少了。像梁啟超這種我們耳熟能詳的人，一般人知道得就更少了。”（王汎森，〈蔣介石想控制知識分子但沒能力〉，《時代週報》，2012年5月10日[5]

王汎森：我覺得他代表近代追求新學術的新氣象，在今天看來好像理所當然，可在當時的環境並不容易。他研究的東西都不為功利，蔡元培全集的文章，還有幫人家寫序的文章，他所重視的學問，不管有用沒用，都是非常基礎性的學問。現在全世界都在瘋狂地追求生物科技，生物科學非常重要，因為人的健康要有好的治療，確實可以免除很多人的痛苦，這點我非常了解，可是也不能整個學術界的天平都往那邊傾斜，這個時候重新回味一下蔡元培的學問觀，很有意思。他重視體育、哲學、民俗、美術、人類學、史學、語言學、考古等，這些都非常意味深長。他是一個老翰林，先是為“蘇報案”避難，跑到青島去從字母開始學起德文，然後到德國去求學。民國成立後做過教育總長，再度赴德唸書。一個老翰林在以前是可以躺著不用幹事的，光靠寫對聯、寫墓誌銘就已經夠混日子的了。但他從頭學德文，然後跑到德國留學，修的那些課都是氣象很新，而且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他處世為人都特別平和，有決斷但又平和。蔡元培在抗戰時期，人在香港，一度還幫史語所向陳彬龢分租了《港報》的房子，想讓史語所的同人和眷屬，以及整理漢簡的人到港後有個居停的地方。(《時代週報》[6])

　王汎森教授認為，相較於前人，無論是資訊科技幫助或圖書資料開放，現代學者搜尋史料非常容易，如何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不僅在社會經濟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形成新的問題意識，更能改變、擴大前人研究的觀點、視野，皆是莫大挑戰。如現今學者利用地理資訊系統分析清代考據學學者的人際網絡、群體分布，其結論會影響到我們對這些人物在接收與流布上的認識，訊息程度有諸多差異，致使思想論辯上有所不同。其次，雖然說使用資訊科技是現代人的基本能力之一，但也有適得其反之處，例如統計「二二八」詞彙與臺灣社會發展脈絡，不能因為 1980 年代的新聞媒材出現「二二八」詞彙很少，便指出臺灣民眾不關心這個歷史事件，我們必須關注人們表述是否受到當時政治氛圍影響而有所保留。再者，研究範式沒有新或舊，只有有用或無用。好比現今史學受到後現代主義批判，有些學者認為史學研究即將終結，而有「歷史無用論」之見，但也有些學者認為並非終結，只是應當思考，當前史學是否落入了細碎化、小眾化的研究範式中，不再問對當代社會有無貢獻。[7]

「用科技豐富人文歷史」: 王汎森 at TEDxNTHU 2013[8]

王汎森接受中央社專訪表示，唐獎對台灣非常有意義，對特殊的學術領域也很有意義。100多年前設立的諾貝爾獎，時空背景與現在有很大的不同，「那是歐洲中心、科學中心主義的時代，諾貝爾心中有沒有想過中國歷史文化對人類文明可能的意義，我們都不知道。」王汎森說，世界上有很多獎項彌補諾貝爾獎的不足，包括以人文研究為主的克魯格獎（Kluge Prize）、數學領域的菲爾茲獎（Fields Medal），以及香港的邵逸夫獎等。他說，唐獎的4個獎項，都是國際較欠缺獎勵的領域，如漢學、永續發展、法治等，即便是生技醫藥獎，也偏重製藥發展、對人類社會產生實際貢獻，和其他獎項偏重學術成就有所區隔。王汎森認為唐獎為人們開了一扇窗，讓大家認識這幾門重要的學問。首屆唐獎得主來台領獎、演講，也對學界和一般民眾產生許多影響，例如漢學獎得主余英時誠懇呼籲台灣民眾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成果，「不要糊里糊塗丟掉了」，便發人深省。[9]

代理院長王汎森則形容一個多月的代理期彷彿是「少年PI的奇幻之旅」，在中研院風雨飄搖的時候臨危受命，將這艘大船安穩的開往港口，並交由廖俊智院長掌舵。 王汎森先生在這一段時間，致力於安排相關事務的交接，以及行政上的繁重事務，付出大量的心力。

「學問、趣味」之間有什麼關聯？中央研院院士王汎森認為，做學問如果少了「趣味」為動力，恐怕走不下去，如果只靠專業、計畫、紀律與耐力卻少了興趣，很難維持終身的動力，所以有了興趣支持，就有力量去做學問！王汎森院士認為，沒有興趣，很難有源源的動力去做學問，興趣才能開出生生不息的活水源頭，才能自我開創出獨特的題目，因為樂趣、趣味，使得學問有了多樣性。他說，很多諾貝爾獎得主之所以有強大的動力做學問，追根究底下去，都是出自於興趣。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可以每天觀察鴿子許多次，細膩地記載觀察到的鴿子大小事，如果沒有熱情是不可能做這些外人覺得是枯燥乏味的事。千年以來的中華文化都不重視興趣，認為「興趣」是玩物喪志；中國的科舉考試對讀書人做學問的態度影響很大，都將學問與聖道王功、道德教化、治天平下做連結，王汎森院士認為這是功利式的學問觀。清末民初的名人梁啟超，學問、知識淵博，是極少數強調興趣對做學問重性的人，其一切學問的背後都來自興趣，可說是「唯趣味主義者」。王汎森院士說，興趣讓人可以持之以恆，但趣味不一定是天生，也可以培養出來，從學習中得來，趣味是可以發掘、累積而成的；興趣不是只有情緒上的一個點，而是一個縱深，一層又一層，趣味是愈引愈出。不過，王汎森院士也強調，做學問只有興趣是不夠的，還要具備專業、計畫、紀律與耐力，不過若只有前述四項，少了興趣，很難維持終身的動力；以汽車行走為例，興趣可說是啟動汽車的鑰匙，也是維繫做學問的動力，保持興趣是很重要的事。除了興趣之外，重大使命感也常是做學問的動力。王汎森院士也感性的告訴與會人士，他個人覺得自己有價值的著作，若不是與趣味有關，就是與現實關懷有關，也總覺得有一個秘密藏在某部書裡或藏在世界某個角落，自己也常望著一束多年累積的筆記而微笑。他說，自己的觀察發現，學問能夠做得下去，除了聰明才智之外，還要有興趣。[10]

王汎森以自己長年研究歷史的經驗一再強調，「歷史是一種擴充新量之學」，「新量」包含各種形式的知識，舉凡抒情、認同等，內容多元，因此熟讀歷史除能獲得許多新知，並可在未來遇到相似情境時，借鑑歷史以作為判斷依據。

王汎森進一步指出，歷史知識的累積需要「由心上化為手上」，培養「手感」讓史學研究能具體化為現實中的作用；而「讀史必先料成敗」的態度就是由心上化為在手上的第一步。王汎森舉歷史事件佐證，二戰期間的美國將領馬歇爾熟讀戰史，戰時即根據以前的經驗且戰且走；西班牙史家也把昔日和摩爾人戰爭的經驗用於南美洲殖民。據此證明，歷史作為「擴充新量之學」，將有助於各方面知識的創造。

王汎森坦言，20世紀史學專業化後，因為過度專注於史學知識的建構，而忘記歷史應用的重要性，「歷史不是惟一的知識，但卻是必要的知識。」他認為，若能重新應用史學，就不會受限於尼采對歷史的看法。

王汎森認為，除了參照意義意外，歷史還是認同和情感的來源。他舉了孤兒尋親的例子。孤兒為何要尋根？“他是為了尋找歷史的認同。根源的感覺和歷史、過去有著非常重要的關係。”我們也常常反復聽一些故事、樂曲，為什麼要反復聽？“因為重複的歷史是人類情感根源的一部分、是一種樂趣。”他說。同時，他指出，所謂“觀水有術，必有其瀾”，歷史也可以培養一種比較長遠的思考方式，説明處理人際關係，使一個人有教養、有知識文化、懂得感受美。[11]

王汎森先生認為，由於過去史學的專業化使得研究者不必太關心非專業社群的讀者，也使各領域的研究者逐漸區隔開，但思想與社會、政治、教育等有複雜的「交互依存」性關係。 歷史學應該重新找尋到人，重視人的描寫，以及人們在歷史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他曾寫道：「我認為歷史是龔自珍所說的，是一種「大出入」之學。在專門的學科知識（內）之外，尚有很大的「外」的天地，必須與之保持呼吸相通，否則，這門知識會有內捲化的傾向。所謂「外」包括其他學科的養分，更包括社會經濟、習俗、現實局勢等，甚至是比較具有長遠性、永恆性的價值。我之所特別強調「外」「出」這個部分，是因為十九世紀以來是史學專業化的時代，這個時代的人類文明有長足的進步，但也有壞處，其中一種壞處即因過度專業而內捲、鑽牛角尖、排他，甚至會有狹隘性的危險。所以如何「入」而得其肯棨與竅門，用黃宗羲在《答萬充宗質疑書》中所說的對「繭絲牛毛」都能辨析毫芒，同時要能「出」，在大的格局、架構、長時段、現實的社會環境、長遠的價值系統中來審視、盱衡專精的追求是不是被固著化、本質化、內捲化。而且，「出」的時候也會得到新的刺激，促發新的關注，引出新的問題，進而導引新的「入」的探索。所以不斷的「入」、「出」，是一個不斷汲引活水、有生機的過程。」

王汎森指出: 啟蒙是連續的嗎？晚清以來，很多批評、痛罵新文化運動的人，其實也都認為晚清到新文化運動是一個格局。從晚清到辛亥再到五四，其中雖有許多模糊的、往復的、頓挫的變化，但大致而言是連續的，這不是簡單的連續，連結的形式是有變化的，有時是「連續」的關係，有時是「轉轍器」式的關係，有時是思想與政治相互激發而前進的。往往是在積累某種動能之後，出現一次既延續又是「量子跳躍」的變化，而且經過這樣一次變化之後，社會產生廣泛的重大的表現。但為什麼我要檢討「連續的」實際狀態，因為正如本文一開始所說的，火箭一節一節爆破，而每一節的組成分子、結構及內在諸分子之關係是不一樣的，我們不能一概而論。另一方面，在大變化之「背景文化」的內容往往也產生變化，所以即使討論的主題是相似的，在當時的歷史意義可以是非常不同的。

王汎森感嘆，這些年有許多高教領導者在想到文學院出路時，總說「文學院可以弄文創」，好像如果創造不了產值，文學院就失去存在的理由，「這是重大而可悲的誤解」，恐將導致大學技職化，忘了教育理念。他完全贊成大學可以跟實際產業及應用發展結合，但不該用這綁著學校。他認為大學的使命當然該隨時代變化有所擴增，但這不必然要放棄其本質與使命，不能說大學的存在只為「產業」或「創業創新」。王汎森延伸美國哲學家威廉．詹姆斯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的致詞「真正的哈佛」，表示「真正的哈佛永遠是看不見的哈佛」，「不是技轉的多少，不是成立幾家公司，而是思想的陶冶或哺育豐富多樣富有生命力的理想等看不見的東西。」

王汎森在演講中指出，明朝的社會制度較為寬鬆，當時的時事劇、時事小說及傳遞官方訊息的邸報是社會輿論的起源；晚清新式報刊風起雲湧，輿論成為日常生活的主體；五四運動後，非官方的新式輿論落實地方，報刊成為表達政治意見、對政府批評與制衡及傳播新思潮的多元管道。

王汎森說，台大及整個台灣社會正在失去共同的理想與自信，但他認為台大應該承擔起建立台灣社會文化的重任，並設法讓台大所有的領域都要台灣領先、東亞前茅及在特定領域領先世界。

首先，余先生是隨時在打腹稿的人，他仔細審度每一個問題，而且異常的專注。我也注意到余先生讀書，似乎字字是立體的，讀一句有一句之用，讀一段有一段之用，它們牢牢地留在心印之中，故他「引物連類」的功夫特別強。

余先生撰寫研究論文時，顯示一種海明威「冰山一角」式的表達方法，也就是說他並不像清代考據學者動輒擺出「證佐千百條」，他只擺出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所以需要佐證時，往往是一、兩條，或兩、三條，其他證據則留在海平面以下。因此，余先生的學術論文讀起來一氣呵成，沒有冗贅之病。而我之所以特別提到這一點，是因為近來由於電子文獻資料庫的發達，往往一按鍵就可以得到大量的史料，如果不能割捨，容易出現過度水腫的情形，失去了閱讀時的暢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