砵甸乍

砵甸乍於1789年生於愛爾蘭唐郡市郊波廷傑山（Mount Pottinger），祖上曾在17世紀出任貝爾法斯特的首任總督，至於父親是埃爾德雷德·柯溫·砵甸乍（Eldred Curwen Pottinger），是一位激進份子，曾於1799年組織起自願軍團。砵甸乍早年就讀於貝爾法斯特皇家學院，後來因為家庭陷入財政拮据而中途輟學，與四名兄長前往東方尋找發展機會。

砵甸乍在1804年抵達印度，他先於信德（今巴基斯坦境內）參軍，後在1806年加入了東印度公司，並曾於1809年以中尉身分參與英国与馬拉塔帝國的戰事。其後，他在印度與波斯一帶進行探險，打扮成回教商人，學習當地方言（有說是化身馬販進行間諜工作），並在1816年寫成《Travels in Beloochistan and Sinde》一書。

砵甸乍在1820年獲委任為信德的行政官，據聞在任內促進當地交通；之後他在海得拉巴（今印度境內）任同職。但後來因為健康理由回國休養，並於1840年4月27日獲冊立為從男爵。

1842年8月29日，英國與清廷雙方代表在皋華麗號簽訂《南京條約》，圍繞畫中央圓桌安坐的四名人士，由左至右依次為黃恩彤、伊里布、耆英和羅伯聃。砵甸乍爵士坐於黃恩彤身後，而站立於伊里布身後的是馬儒翰。

1840年，清廷與英國爆發第一次鴉片戰爭，及後英方代表義律與清廷欽差大臣琦善在1841年1月私擬《穿鼻草約》。草約送到倫敦後，時任外務大臣巴麥尊勳爵認為《穿鼻草約》過於寬鬆，英方得益太小，而條約中割讓予英方的香港更被他批評為「鳥不生蛋之地，一間房屋也建不成」。因此責斥義律辦事不力，予以撤換，並改派砵甸乍接任。

砵甸乍接任香港的行政官、駐華商務總監及英方全權代表後，在1841年8月抵華，並隨即出兵，先後攻佔廈門、定海、鎮海和寧波等地。道光帝即以身兼協辦大學士的皇姪奕經為「揚威將軍」還擊，但卻大敗而回。及後，英軍在砵甸乍指揮下進犯長江口，攻克吳淞、寶山和上海，至1842年7月又佔領鎮江，最終在同年8月兵臨南京城下。

由於道光帝同意議和，清方代表遂與砵甸乍在南京靜海寺議約四次，及後在1842年8月29日與清廷代表，欽差大臣耆英及伊里布等人在英艦HMS皋華麗號上簽訂《南京條約》，正式結束了第一次鴉片戰爭。

港督砵甸乍爵士

砵甸乍任命港督時所居住的莊士敦樓

由於清廷在《南京條約》中有割讓香港予英國一款，香港遂成為英國的殖民地。當時仍為英國全權代表的砵甸乍於1842年10月27日在香港發出告示，指「香港乃不抽稅之埠，准各國貿易，並尊重華人習慣」。其後維多利亞女皇在1843年4月5日頒發《英皇制誥》，《制誥》在同年6月抵港，而耆英與砵甸乍於6月26日在香港就《南京條約》換約，砵甸乍遂依據《制誥》，正式成為香港首任總督，到12月2日，大英帝國為表彰其功勞，向砵甸乍頒贈GCB勳銜。

鴉片戰爭結束後，砵甸乍復以戰時英國國民流落台灣被殺為由，要求已改任兩江總督的耆英代為「伸冤」。清廷為恐戰事再起，派伊布到廣州主理對英交涉事宜，但其後伊布病故，砵甸乍即揚言率艦北上，續與耆英談判。清廷得悉後大為緊張，道光帝遂以耆英為欽差大臣，到廣州與砵甸乍繼續談判。結果，耆英到香港順道就《南京條約》換約外，雙方在1843年7月22日在香港簽訂《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復於同年10月8日在虎門簽訂《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

砵甸乍上任總督後，隨即依據《英皇制誥》成立香港政府，設立了行政局、定例局和最高法院。當中，砵甸乍在1843年8月宣佈委任三名官守議員加入定例局。該三名官守議員分別為莊士敦（前護理總督）、摩理臣（商務總監中文秘書兼傳譯員）及金尼（首席裁判司），因此定例局最初連總督在內，只有四名成員。定例局在1844年1月11日舉行首次會議，並在1844年2月26日通過首條香港法例。然而，砵甸乍任內甚少舉行會議，因此總督擁有很大的權力。

由於駐港軍官不滿砵甸乍干預軍務，英國商人又不滿他嚴守《南京條約》，不准英商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走私鴉片。結果砵甸乍備受孤立，終在1844年5月7日卸任總督一職，返回英國，成為任期最短的港督。

砵甸乍返國後受到熱烈歡迎，除了獲不少城鎮加獎為榮譽市民（Freedom of the City）外，又於1844年5月23日獲委任為樞密院顧問官。在1845年6月，英國下議院投票通過終身向他每年發放1,500鎊津貼。

砵甸乍後於1847年出任開普殖民地總督，復在1848年至1854年出任馬德拉斯總督，並於1851年獲擢升為中將軍階。砵甸乍退休後居住在地中海島國馬爾他，於1856年準備啟程回國前去世，享年66歲，據說他退休後愛好飲酒。

• ：位於香港島中環。
• ：位於香港島小西灣附近。
  • 馬塘坳；位於香港島小西灣附近。
• 砲台：魔鬼山炮台的一部份，位於九龍鯉魚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