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论
科学论(Science studies),是一个科际整合研究领域,旨在使科学专门知识纳入广泛的社会、历史和哲学范畴。它使用各种方法分析科学知识及其知识论和符号学的产生、表达和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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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化研究类似,科学论由研究的主题来定义,包含大范围的不同理论和方法的观点和实践。科学论可能会使用跨学科的方法,或借用其它学科的方法,比如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形式科学,从科学计量学到民族学方法论或认知科学。科学论对评估和科学政策无疑具有重要性。该领域在过去十年增加很多技术,并开始利用科技与社会,在公共领域促进专家和普通大众的知识交互。[1]
范围
该领域开始于一种意守丹田的倾向:在其成因和应用中拥有极致的自我意识。[1]不仅仅是科学探讨的研究,它很快开始处理其所有参与者及其关系,从科学专门知识到政治和外行人。[1]实际例子包括生物伦理学、疯牛病、污染、全球变暖、[2][3]生物医学、物理科学、自然灾害预测、(所谓的)切尔诺贝利灾难对英国的影响、科学政策的产生与审查和风险管理及其历史与地理背景。[1]当保留一个拥有众多理论的学科时,所关心的根本问题是关于公认专家的角色——他们是否能为政府和地方当局提供信息,以便其作出决定。[1]这种做法造成各种重要问题,关于什么造就专家,以及如何从外行人群中将专家和他们的权威区分出来,并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中,与价值观和政策制定过程交互。[1]
科学家研究特定现象,然后实践者进行验证,例如:
- 技术环境、感知仪器和《实验室生活》(比较卡琳·克诺尔-塞蒂纳、布鲁诺·拉图、汉斯-乔治·莱茵贝格尔)
- 科学和技术(例如维贝·比克、特雷弗·平奇、托马斯·P·休斯)
- 科技和社会(例如彼得·魏因加特、乌尔丽克·费尔特、海尔格·诺沃特尼和赖纳·格伦德曼)
- 语言和科学修辞(例如查尔斯·柏泽曼、艾伦·G·格罗斯、格雷格·迈尔斯[Greg Myers])
- 科学之美和科学中的视觉文化(u.a. 彼得·盖梅尔),科学实践中审美标准的作用(比较数学之美)和科学发展中情感、认知和理性之间的关系[4]
- 创造性过程的符号学研究,类似于在新想法的发现、概念化和实现过程中。[5]或合作研究中不同形式知识间的交互与管理。[6]
- 大规模的研究和研究机构,例如粒子对撞机(沙龙·特拉威克)[7]
- 研究伦理学、科学政策与大学的作用[8][9]
历史
玛丽亚·奥索夫斯卡和斯坦尼斯拉夫·奥索夫斯基在1930年代开始引入这个概念。[10]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引起了大家对科学史和科学的哲学基础的更多兴趣。库恩的工作建立了一个理论——科学史并不像是线性连续的发现,而更像是科学哲学的范式概念。范式是更广泛的社会知识结构,它能确定哪些类型的真理假说是有道理的。科学论试图确定决定性的二分法,就像科学与技术、自然与文化、理论与实践一样;科学与精细工艺导致各种科学领域和实践的分离。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于爱丁堡大学,在那里大卫·布鲁尔和他的同事们发展了被称为“强社会学”的理论。强社会学提议,“真的”和“假的”科学理论应该被一视同仁来对待。[11]它们都是由社会因素或条件引起的,例如文化环境和私利。[12]所有人类知识,和其它存在于人类认知中的事物一样,在其形成过程中必然包含一些社会成分。[13]
用社会学家的方法很难处理自然科学课题,这一点已经被证实,比如美国的科学战争。解构主义方法用于自然科学(如同用于艺术或宗教作品)会伴有风险,这不仅危及自然科学“铁的事实”,同样危及社会学自身的客观性和实证主义传统。[14]将科学成果作为(至少部分是)社会概念的观点并不容易被接受。[1]拉图及其他人指出,自然和社会的分歧关键在于——自然(事物)是先验的,可以检测得到;而社会(国民、国家)是内在的,是人为构造的。这种分歧考虑到大量实物产出(技术-自然混合)和大规模全球性问题,同时使这种区别受到威胁。例如,《我们从未现代过》建议重新连接社会和自然两个世界,使“thing”(事物)回归现代化之前的用法[15]——将物体定位为混合制造的,并且由人、事物和概念的公开交互来详细检查。[16]
科学论学者,如特雷弗·平奇和史蒂夫·伍尔加,已经于1980年代开始涉及“技术”,并将他们的领域叫做“科技与社会”。[17]这种“转向技术”的趋势,将科学论引入与科技和社会项目专业学者的交流。
最近,一种称为映射争论的新奇方法已经在科研实践者中获得认可,并被工程[18][19]和建筑学校引入作为学生课程。[20]2002年,哈里·科林斯和罗伯特·埃文斯提出了科学论的第三次浪潮(《第三次浪潮》中的双关语),即研究专门知识和经验,以响应最近的趋势,化解专家和公众间的界限。[21]
在自然和人为灾难中的应用
在切尔诺贝利之后牧羊
科学信息及其与外行人的交互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布莱恩·魏恩关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在坎布里亚牧羊的研究便是一例。[1][22]他详细介绍了坎布里亚牧羊者的反应,他们因为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导致的核污染而受到了行政限制。[22]牧羊者遭受了经济损失,他们抵抗强加的条例规定,被认为既不合理又不合适。后来发现,放射源实际上是塞拉菲尔德核废料回收设施;因此,对该限制的持续时间负责的专家们是完全错误的。[22]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多方尝试将会更好,可以借助当地非专业人员的知识和经验,因为他们往往具有很强的地理和历史背景。[23]
火山学的科研
Donovan et al. (2012)使用了科技研究,并分别描述了对“火山学社会研究”的科学论,以及对各种活火山的知识和专家意见的产生。[1]它包含了一个对火山学家的调查——2008年和2009年,在现场工作季节,采访了英国、蒙特塞拉特、意大利和冰岛的科学家。Donovan et al. (2012)问这些专家研究火山的目的,以及他们认为历史上最重要的喷发是什么。该调查试图确定对火山学这门科学有影响的喷发,并评估科学家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1]
一个主要的焦点是对1997年蒙特塞拉特火山爆发的影响。那次喷发是一个黑天鹅效应的经典例子,[24]它直接导致(仅)19人死亡。然而这次喷发却对当地社会造成了重大影响,并摧毁了重要的基础设施,比如岛上的机场。[25]大约7,000人,约三分之二的人口离开了蒙特塞拉特,其中4,000人去了英国。[26]蒙特塞拉特的案例给了火山学家巨大的压力,因为他们的专业知识突然变成了各种公共政策方法的主要驱动。[1]在这种情况下,科研方法提供了宝贵的见解。[1]在科学家当中有各种错误传达。匹配科学的不确定性(如火山骚乱),或者要求在政治建议方面有一个统一的声音,都是一种挑战。[1]蒙特塞拉特火山学家开始使用统计启发模型来估计特定事件的概率,一个更主观的方法,可以一步步地结合舆论和基于经验的专门知识。[1]它还涉及当地的知识和经验。[1]
火山学作为一门科学,目前面临其认识论基础的变化。这门科学开始涉及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更多研究。这就要求一个新的、综合的方法论,它将超越科学学科的界限进行知识收集,而将定性和定量结果结合在一个结构化的整体中。[27]
专家与民主
在西方民主社会,科学已经成为主力,这取决于创新和技术(与风险社会相比)来定位其风险。[28]对科学的信仰可能会与那些科学家自己非常不同,其原因是,比如道德观、认识论或政治动机。专家的意见,在与外行人的交互过程中是权威性的,并且是所有种类的决策者,但在现代风险社会中也会受到挑战。这是由学者按照乌尔利希·贝克的理论提出的。专家意见的角色在现代民主中是科研学者间辩论的重要主题。一些人主张更宽泛地、多元地理解专家意见(如希拉·扎萨诺夫和布莱恩·韦恩),而其他人则主张更微妙地理解专家意见及其社会功能(如柯林斯和埃文斯)。[29][30]
参见
- 墨顿命题
- 公众科学素质
- 科技与社会
- 印度的科技研究
- 索卡事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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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维基共享资源中相关的多媒体资源:科学论 |
- STS Wiki(英文)
- 《Sociology of Science》,一篇介绍文章,作者Joseph Ben-David和Teresa A. Sullivan,《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75年
-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Scientific and Poetic Knowledg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cience Studies Net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