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英語：，1943年2月9日－），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员。他在資訊經濟學上有重大貢獻，是新興凱因斯經濟學派的重要成員之一，與保羅·克魯格曼在諸多觀點上相同。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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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 | 男 |
| 出生 | 1943年2月9日 美國印第安纳州加里 |
| 国籍 | 美國 |
| 职业 | 經濟學家 |
| 活跃时期 | 20世纪 |
| 政党 | 民主黨 |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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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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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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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斯蒂格利茨出生於美國印第安那州加里，1965年毕业于阿默斯特學院，1965年至1966年間在芝加哥大學跟隨宇澤弘文學習數理經濟學，24歲跳級獲得麻省理工學院博士，之後前往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26歲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正教授。
斯蒂格利茨于1979年获得約翰·貝茨·克拉克獎，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曾担任世界银行資深副總裁與首席經濟師，提出经济全球化的許多观点。他还曾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2011至2014年是国际经济协会主席。
2002年，斯蒂格利茨著书力斥华盛顿共识之非：“美国要求中国实施金融市场自由化，不会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它只会促进美国金融利益集团的狭隘利益，美国财政部就是这个利益集团最坚定的代言人。华尔街巨头们坚信：中国意味着巨大的金融市场，华尔街必须超越竞争对手、捷足先登、抢占制高点，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事情。”“资本市场自由化，意味着控制热钱的一切措施都要被连根拔起。热钱不过是赌汇率波动的短期借贷资金，这些投机资金决不会去建立工厂、创造就业。”“为了吸引真正致力于实业发展的直接和长期投资，我们并不需要什么金融市场自由化，中国自己的经验就是最好的证明。”
2005年1月20日，斯蒂格利茨与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会面后，马哈迪便对外发表由于美元不断贬值，马来西亚政府应该重新评估林吉特和美元的挂勾问题，并称马来西亚因此损失不少。最后马来西亚政府于2005年7月21日宣布废除在亚洲金融风暴时实行的林吉特与美元固定汇率制度，即日起实施“可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取代，让林吉特与美元脱钩，林吉特将根据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浮动，即马币可在范围内自由浮动，一旦出现激烈波动，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可立即介入干预。
2008年起，针对华尔街的房地产泡沫，斯蒂格利茨提出了金融改革的看法，對資本主義自由化造成的社會不公現象提出批評和建議。[1]
2012年6月8日，斯蒂格利茨說，統計資料顯示美國社會的收入結構越來越不平等，中產階級的收入原地踏步，「美國夢是個神話」；他也說，美國經濟已偏離自由市場的原則，而「貧富不均的問題終將對高收入富人造成傷害」。2014年1月23日，他在世界經濟論壇警告，日本政府為了刺激經濟成長而依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調降企業稅率，恐怕無法達成預期效果。
2014年12月，即將在2015年1月出刊的美國《名利場雜誌》刊登斯蒂格利茨的文章，他在文中大膽預言「中國世紀從2015年開始」，2014年是美國能夠宣稱自己是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最後一年，美國政府應正視「全球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出現。[2]亦有人認為需再晚點。[3][4]
理論
斯蒂格利茨提出「自由貿易三原則」：
| 首先，任何貿易協議必須是對等的。舉例而言，如果在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談判中美國要求日本放棄對稻米的補貼，美國也應該取消對農作物生產成本以及灌溉水的補貼，不僅僅是對稻米的補貼——因其對美國而言相對不重要——並且應該也放棄對其他農作物的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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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貿易協議不應把商業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之上，尤其是當FTA會影響到金融管制與智慧財產權的情況之下。舉例而言，美國跟智利的FTA禁止智利的資本管制措施。可是IMF認定資本管制措施是總體經濟控管的一種良好的金融政策工具。 (美國)其他的FTA也堅持要求對手國開放金融業跟解除管制，可是2008年的金融風暴已經教育我們：沒有良好的金融業監管，會危害經濟繁榮。美國製藥業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聯手，成功地壓迫其他國家接受不平衡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條款；這些條款會使得對手國一定要跟美國大藥廠買品牌學名藥而不能跟非原廠買非專利仿製藥，也因此會使得藥廠的利益(超高藥價逼使窮人買不起藥)建立於很多人犧牲了因為使用學名藥救命的機會。美國最高法院現在也已經宣布，美國專利局對於相關專利的頒布太過寬鬆。 （Second, no trade agreement should put commercial interests ahead of broader national interests, especially when non-trade-related issues like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re at stake. For example, the US' trade agreement with Chile impedes Chile's use of capital controls — even though the IMF now recognizes that capital controls can be an important instrument of macro-prudential policy. Other trade agreements have insisted on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deregulation as well, even though the 2008 crisis should have taught the world that the absence of good regulation can jeopardize economic prosperity. The US'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which wields considerable clout with the 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 has succeeded in foisting on other countries an unbalanc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ime, which as it is designed to fight generic drugs, puts profit ahead of saving lives. Even the US Supreme Court has now said that the US Patent Office went too far in granting patents on genes.） |
| 最後，談判過程必須透明化，但是那些(跟美國談判的國家)需要警覺：美國的貿易談判是黑箱作業，USTR甚至拒絕向美國國會透露談判底線。根據已經外洩的訊息，其實不難理解為什麼會這樣：USTR正在逆轉(改變)美國國會先前在FTA中加入的條款(例如跟秘魯簽的FTA)，那項條款可以讓秘魯的窮人買到非專利仿製藥(相對應於美國大藥廠生產的專利品牌藥)。 （Finally, there must be a commitment to transparency, but those engaging in these trade negotiations should be forewarned: The US is committed to a lack of transparency. The USTR's office has been reluctant to reveal its negotiating position even to members of the US Congress; on the basis of what has been leaked, one can understand why. The USTR's office is backtracking on principles — for example, access to generic medicines — that the US Congress had inserted into earlier trade agreements, like that with Peru.） |
斯蒂格利茨認為，如果自由貿易協定不能符合這三個原則，就不應該簽署否則就會妨害國家社會的利益。斯蒂格利茨認為，自由貿易協定只對有錢人好，對其他人則根本只有壞處。批評者認為，自由貿易協定的條文、簽署國的經濟體規模、經濟法規的自由度對等幾乎是不可能的，斯蒂格利茨等於間接反對自由貿易協定，因為斯蒂格利茨不敢以經濟學家的身分公開反對自由貿易協定。同時他是新自由主義的堅定反對者，2020年4月撰文特稿「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历史的新生」(The End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Rebirth of History)認為新型冠狀病毒在很多國家的不受限蔓延帶有一種政治深層原因，因為有些領導人無法擺脫選舉金主對於經濟利益的優先視角而下達遵從科學的政策。其文中前所未有批判了新自由主義及其代表人物福山，[5]並反諷其當年的書名歷史終結認為新自由主義發展已走上畸形道路給世界帶來真正「文明終結」後果：
- 新自由主義並不自由：因為在40年間形成了話語霸權，任何質疑論的學者都會被系統化排擠和被發動廣泛批判，所以諷刺在於新自由論者其實並不給別人自由。[6]
- 新自由主義並不民主：一個國家總統失去大財團青睞時就會遭到懲罰，资金撤出，例如美國选民得直面残酷的选择：要么向华尔街屈服，要么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所以其實华尔街比民众拥有更强大的政治力。同時新自由承諾的涓滴效應所有人得利，上面賺大錢後多少會向下流到最底層並未發生，太多國家民眾經歷了幾十年薪資凍結，所以造成民粹興起。[5]
- 新自由主義並不科學：一個最大惡性後果在於越來越多民眾覺得自己被騙[5]，而當初推薦這制度的是眾多菁英和專家，連帶使科學與專家這些名詞負面化，一股不信任科學與專家的風潮興起成為民粹，世界進入一個反理性的時代。
文章結論斯蒂格利茨基本還是相信自由民主科學，但必須是一種大幅改良的版本，一種監管與公平下的自由，一種兼顧多數人利益的民主，和重拾科學與理性的社會氣氛。[7]
書籍
- 《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Norton），2012年，W. W. Norton & Company出版，ISBN 978-0-393-08869-4
- 《扭轉全球化危機：史迪格里茲報告》（The Stiglitz Report: Reform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s in the Wake of the Global Crisis），2010年，The New Press出版，ISBN 978-1595585202
- 《失控的未來：揭開全球中產階級被掏空的真相》（Freefall: America,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2010年，W. W. Norton & Company出版，ISBN 978-0-393-07596-0
- 《世界的另一種可能：破解全球化難題的經濟預告》（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2006年，W.W. Norton & Company出版，ISBN 978-0-393-06122-2
- 《狂飆的十年：一個繁華盛世的興衰啟示錄》（The Roaring Ninetie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Prosperous Decade），2003年，W. W. Norton & Company出版，ISBN 978-0-393-05852-9
- 《全球化及其不满》，2002年（出版有简体中文删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