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

范蠡，本是楚宛三户人，佯狂倜傥负俗，文种为宛令，遣吏谒奉。吏还曰：“范蠡本国狂人，生有此病”。种笑曰：“吾闻士有贤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讥，内怀独见之明，外有不知之毁，此固非二、三子之所以知也。”驾车而往，蠡避之。后知种之必来谒，谓兄嫂曰：“今日有客来，愿假衣冠。”有顷种至，扺掌而谈，旁人观者耸听之矣。

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国和越国发生槜李之战（今浙江嘉兴），吴王阖闾阵亡，因此两国结怨，连年战乱不休，周敬王二十六年（西元前494年），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与越国在夫椒（今江苏太湖中洞庭山）决战，范蠡反对越王勾践先行出兵，勾践不纳，遂大败，仅剩5000兵卒，被围会稽山。范蠡劝勾践暂时投降吴国，勾践许之。[2]

范蠡认为在有功於越王之下，难以久居，“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深知勾践其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难与同安乐，遂与西施一起泛舟齐国[3]，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范蠡的贤明能干受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

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中国道德经商——商人之鼻祖。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史記》記載，陶朱公次子因殺人被囚禁在楚國。朱公說：「殺人償命雖然是理所當然，但有千金身價的人不該在市場上被處決。」於是派遣幼子帶一牛車的黃金，去找楚國大臣莊生幫忙關說楚國政府。朱公長子認為，長子是家督，應該被派去救援弟弟。自己不被派遣是因為被父親歧視，為此揚言自殺，以死相脅。朱公在夫人勸說下只好改派長子去救弟，嘱咐长子把钱给庄生以后任由庄生行事，不要相争。長子到楚國後发现莊生家里很穷，把重金交給莊生，莊生要他赶紧回国，如果朱公次子被释放了也别问为什么。但朱公长子却私自留在楚国，用自己秘密带来的钱继续贿赂楚国权贵。

莊生虽然穷，但以廉直闻名，上至楚王都待他如师尊。他以星象有害楚国需要楚王行德政为由遊說楚王實行大赦，以樹立恩德，楚王欣然接受。因楚王在大赦前例行封府库，長子不久就从权贵处聽說弟弟可以獲得赦免，不知道是莊生出力，只覺得這麼多的賄款太浪費，便重返莊生家，庄生惊讶他还没回国。他說：「我是为了弟弟而来，聽說楚王要大赦，特來辭行。」莊生本意念在交情才帮忙，本不想收朱公的钱，打算以后再归还，當他知道朱公长子的来意后，於是讓對方進房內去取回金子，但此舉也讓莊生認為自己受辱而感到憤怒，于是又去拜見楚王說：「臣聽說陶地的朱公兒子殺人被捕，民眾都說，大王為了救富家公子才要大赦，並不是恩恤全民。」楚王大怒，在處死朱公次子後才大赦。

當長子帶著弟弟的死訊回到家，母親和國人都感到悲哀，唯有朱公笑說：「我早就知道他弟弟會被殺，不是他不愛他弟弟，而是他有不能忍耐的事。他從小與我在一起，見過我的困苦和維生的艱難，因此不忍捨棄錢財。而幼子生在家道富裕、車馬完備之時，並不知財富的來源，因而不會吝惜捨棄金錢。我先前決定派幼子去，就是因為他能捨棄錢財，而長子不能。次子被殺也是情理中的事，無需悲哀，我日夜都在等他的死訊傳來。」

范蠡的军事宗旨：强则戒骄逸，处安有备；弱则暗图强，待机而动；用兵善乘虚蹈隙，出奇制胜。为后世称道并沿用。范蠡著名的经济思想：“劝农桑，务积穀”、“农末兼营”、“务完物、无息币”、“平粜各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夏则资皮、冬则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等至今对现代的经济建设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