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然朗巴·平措汪杰

1922年，藏曆10月25日，平汪出生于西康巴塘，是家里的长子，有五位弟妹。

1935年，跟随舅父来到南京准备上学。次年就读于中央政治学校附设的蒙藏学校，蒋介石亲自任该校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经安徽九华山后，再迁至湖南芷江，撰写见闻《武汉之行》，发表于《芷江日报》。对左翼报刊、人士有所接触。1938年，学校再迁至重庆，阅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倾向于列宁《论民族自决权》的观点。1939年，平汪和根曲扎西、昂旺格桑、喜饶、马甲顿珠等同学在蒙藏学校秘密组建“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平汪任书记。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秘密联系，还以该小组的名义，向斯大林、毛泽东致信。平汪还将《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翻译成藏文。1940年，因为领导学生闹学潮，平汪被学校开除。此后，在叶剑英的资助下，平汪等人购买了许多马列著作，返回藏区。

1942年，平汪在西康首府康定，组织成立“星火社”，参加成员包括昂旺、刀登、扎堆、曾却扎等。后被国民党察觉，平汪和刀登前往昌都，并与昌都总督宇妥·扎西顿珠交流。1943年，平汪和刀登前往拉萨，并组建雪域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一些文献作“雪域藏族共产主义革命小组”、“高原共产主义运动小组”），将“争取民族解放、实行民主改革”定为当前活动的主要任务。雪域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后被称作西藏共产党。[1]与此同时，雪域共产主义青年同盟联系和团结一些具有民族民主思想的上层贵族青年知识界人士，成立外围组织博巴民族统一解放同盟。他们试图通过索康·旺钦格勒噶伦，说服噶厦政府进行改革，未果。一些马列著作被运至拉萨，平汪等人将《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延安颂》、《黄河颂》、《黄水谣》、《在太行山上》、《青年颂》等歌曲翻译成藏文，并重译了《国际歌》。1944年，平措汪杰和昂旺格桑到印度，秘密与印度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平措汪杰会见了著名医生、印共噶伦堡负责人觉底士，在加尔各答会见了印共中央代表、印共加尔各答支部负责人乔蒂·巴苏。平措汪杰在加尔各答期间，印共方面怕平措汪杰被英方发觉，安排他隐居。1944－1948年，与印共一直保持着联系，并委派图旺到印度作为与印共的联系人，期间，还会见过印共总书记普兰·钱德·约希。，并结识了《西藏鏡報》主编塔欽。平汪告訴塔欽在康區組織游擊隊的計劃，塔欽表示支持，但是平汪把《西藏鏡報》移到拉薩出版以協助宣傳的建議被拒。[2]^:86平汪透過塔欽向英國尋求軍事援助無果，英國反將其電報轉交噶厦。[3]平措汪杰通过印共协助，计划前往苏联，没有成功，便返回西藏。平措汪杰和昂旺格桑回到西藏后，在拉萨、昌都、巴塘等地活动。特别在巴塘知识青年中积极开展活动。

1945年，平汪来到云南德钦，组建“东藏人民自治同盟”。平措汪杰与昂旺格桑分别去重庆，试图与中共负责人周恩来等人联系，以争取指导援助。但此时周恩来等人已经前往南京。1946年，平措汪杰等人以东藏人民自治同盟为核心，准备在阿墩子建立基地，并把武器运往国统区前夕，领导人之一的恭布次仁（海正涛）被国民党暴徒杀害。平措汪杰、昂旺格桑、益西曲批等人死里逃生、幸免于难。平措汪杰和昂旺格桑作为起义的两个主要组织者，被国民党当局以"共党分子"正式下令四处张贴告示通缉。1947年，平汪又来到昌都，总督宇妥·扎西顿珠资助其前往拉萨。1949年7月，平措汪杰和刀登因涉嫌"中共秘密工作人员"，被西藏噶厦政府驱逐出境。他被武装押送经亚东出藏，平汪对宣读噶厦政府驱逐令的两位僧俗官员正告说“拉萨是我们全体藏人的拉萨，不只是你们僧俗贵族的拉萨，你们今天可以强令我们离开，明天我们还会回来的……”。

1949年9月，平措汪杰等人绕道印度加尔各答到达昆明，与欧根为首的中共滇西北地下党取得联系。滇西北地下党组织听取了平措汪杰的活动情况陈述后，请他办理入党手续。承认平措汪杰的党籍的同时，他领导下的其他藏族共产党员一律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但党龄需待建国后请由中央决定。从此，西藏共產黨事实上併入中國共產黨[4]。平汪返回巴塘，组建"中共康藏边地工作委员会"、"东藏民主青年同盟"，平汪担任书记。

1950年，平汪被任命为进藏南路部队党委副书记、民运部部长。10月，解放军攻占昌都，平汪任新成立的“中共昌都分工委”副主任。1951年4月，平汪陪同阿沛·阿旺晋美抵达北京，并列席了北京和噶厦政府的谈判，期间担任翻译工作。5月23日，《十七条协议》签定。返回昌都后，平汪任先遣部队党委委员，9月9日，先遣部队进入拉萨，平汪被部分藏人称为“引红汉人进藏”的“红藏人”。在此后成立的中共西藏工委的八位委员中，平汪是唯一的藏族。1952年，成立编审委员会，平汪任主任。1953年，平汪陪同西藏佛教代表团赴京，此后留在了北京，担任中央民委政法司副司长、兼任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职。1954年，毛泽东接见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平汪担任翻译。9月，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担任《宪法》藏文翻译组组长。1955年，平汪主动要求进入中央党校学习马列主義。1956年，陈毅率中央代表团进藏，平汪任特别顾问，并担任翻译工作。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平汪任筹委会委员、副秘书长，并任中共西藏工委委员、筹委会办公厅党组书记、西藏工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

1957年，德格·格桑旺堆在中央民委西藏小组提出把德格划到昌都。次年，平汪被调离西藏，人大代表的职务也被免去，由於《西藏鏡報》出版了他改寫的歌詞，呼籲藏人向漢人復仇，他被认为“有地方民族主义思想”[2]^:251–253，除了德格划分问题，他进藏托运的列宁《论民族自决权》也被认为是其过错。1959年西藏发生騷亂。第二年，平汪以“反革命嫌疑”罪入狱，关押于秦城监狱的单人牢房，并受到酷刑审讯。在狱中他研读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黑格尔等人的著作，并用稻草、铁丝作为笔，用省下来的手纸作为稿纸，来撰写文字。由于长期隔绝，他的口语能力退化。期间，平汪的父亲、妻子被迫害致死，其长子被关押六年。另外，他组建的“中共康藏边地工委”和“东藏民主青年同盟”被定为反革命组织，其中六人被迫害致死。

1978年4月，56岁的平汪获释出狱，但其手稿等未能带出。后经平汪要求重审，终于获得平反。1980年，在北京中南海受到胡耀邦接见。同年，平汪撰写的《对修改宪法有关民族部分的几点意见》[5]、《平汪与旅外藏胞回国代表的谈话纪要》[6]，引起关于民族问题原则的争论。1986年，平汪与茨丹央珍结婚。平汪历任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民委顾问。1990年，平汪的哲学著作《辩证法新探》出版。1994年，其第二部哲学著作《月球存有液态》出版。1997年，平汪主编的《中国民族自治州投资指南》、《中国民族法制论文集》出版。1998年，江泽民在北戴河接见了平汪夫妇。2004年以来，平汪数次致信胡锦涛，建议中央与达赖喇嘛进行和谈，以解决西藏问题。[7]

2014年3月30日，他在北京醫院去世，享壽92歲[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