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品
《詩品》,原名《詩評》,唐代改題作《詩品》,南朝梁遠征記室鍾嶸撰,共三卷。《詩品》是中國第一部詩論專著,後人稱之為“百代詩話之祖”、“詩話之伐山”[1],對中國的詩歌理論和詩話著作、日本的漢詩與和歌產生了深刻影響[2]。
詩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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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 | 詩評 |
撰者 | 鍾嶸 |
成书年代 | 南朝梁 |
注解者 | 張錫瑜(清) |
卷数 | 三卷 |
最初著录 | 《隋書》經籍志 |
版本 | 《群書考索》 |
分类 | 集部詩文評 |
內容提要
嶸字仲偉,魏太尉鍾繇十一世孫,通易學,官至晉安王記室。《詩品》一書專論五言詩。大致分為序言與品語兩部分。序言論述了詩的發生、體裁流變以及詩的本質,對詩歌創作的時俗流弊予以批評。品語則迎合漢末以來流行的品評人物之風氣,效倣劉歆“七略裁士”、班固“九品論人”[3],建立了一套詩學源流與比較評論體系。取梁代以前五言詩作者一百二十餘人,分為上、中、下三品,逐一品題。在重要詩人的評語中,先敍其詩風淵源、傳承關係,再論其作品風格與優劣得失,以及不同詩人間的比較。因作者的美學思想難免受時代風氣影響,以後世觀點看來,其品評不乏失當之處。如將張協詩列為上品,魏武帝詩為下品,而最受後人詬病的是陶淵明詩僅列中品。[lower-alpha 1]
《詩品》中將五言詩的源流分為三派:國風、小雅、楚辭。鍾嶸取詩人作品的主流風格,追溯了曹植、阮籍、王粲等三十六人的詩風淵源。如論曹植詩“其源出於國風”,顏延之“其源出於陸機”,檀超、謝超宗等七人“並祖襲顏延”。有少數詩人兼具兩家風格,如陶淵明“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這些論斷中也有不少頗具爭議。如論陶淵明詩出於應璩,後人多以為“了不相類”[4]。又詩源出自小雅者,僅有阮籍一人。
在文章詞采上,鍾嶸極為推崇曹植,以及風格與之相近陸機、謝靈運等人,強調詩的“骨氣”、“詞采”,又講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5]。反對過分追求聲韻與堆砌典故,對任昉詩“動輒用事”與沈約的四聲八病頗有微詞。
貢獻
《詩品》引用歷史法的批評,探討作家和作品的流別,而定其優劣,並進一步論述文學和社會環境的問題。《詩品》提出文學批評的原則,強調內在的「風力」和外在的「丹采」應同等重視。《詩品》並總結創作經驗,反對用典、聲病、玄風;主張賦和比興協合運用。
收錄詩人
品級 | 朝代 | 詩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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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品 | 漢代 | 古詩十九首(佚名)、李陵(託名)、班婕妤、劉楨[6]、王粲[7] |
魏晉 | 魏陳思王曹植、阮籍[8]、陸機、潘、張協、左思 | |
南朝 | 謝靈運 | |
中品 | 漢代 | 秦嘉、徐淑 |
魏晉 | 魏文帝、嵇康、張華、何晏、孫楚、王贊、張翰、潘尼、應璩、陸雲、石崇、曹攄、何劭、劉琨、盧諶、郭璞、袁宏、郭泰機、顧愷之、謝混[9] | |
南朝 | 謝世基、顧邁、戴凱、陶淵明、顏延之、謝瞻、袁淑、王微、王僧達、謝惠連、鮑照、謝朓、江淹、范雲、丘遲、任昉、沈約 | |
下品 | 漢代 | 班固、酈炎、趙壹、曹操、徐[7]、阮瑀[7]、應瑒[7] |
魏晉 | 魏明帝、魏白馬王曹彪、歐陽建、嵇含、阮侃、嵇紹、棗據、張載、傅玄、傅、謬襲、夏侯湛、王濟、杜預、孫綽、許詢、戴逵、殷仲文、毛玄[10] | |
南朝 | 傅亮、何長瑜、羊曜璠、曄、宋孝武帝、宋南平王劉鑠、宋建平王劉宏、謝莊、蘇寶生、陵修之、任曇緒、戴法興、區惠恭、惠休、道猷、釋寶月、齊高帝、張永、王文憲、謝超宗、丘靈鞠、劉祥、檀超、鍾憲、顏測、顧則心、吳邁遠、許瑤之、鮑令暉、韓蘭英、張融、孔稚珪、王融、劉繪、江祏、王屮、卞彬、卞鑠、袁嘏、張欣泰、縝、陸厥、虞羲、江洪、鮑行卿、孫察 |
版本源流
《詩品》現存之最早刊本為元延祐七年(1320年)圓沙書院刊《山堂先生群書考索》本。明代中期以後多有刊刻。最早的完整校註本為清咸豐十年(1860年)張錫瑜《鍾記室詩平》三卷。今人校注本有陳延傑《詩品注》,曹旭《詩品集注》。
註釋及徵引文獻
參考書目
- 陳延傑,1961,《詩品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曹旭,1994,《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兴膳宏:〈《文心雕龙》与《诗品》在文学观上的对立〉。
注释
- 胡可先先生在《作诗漫话》中指出,陶渊明仅列为中品的原因是,在当时,陶渊明被认为是承袭应璩(诗品云其源出于应璩)的一位诗人,在当时,应璩尚未遗失,应璩仅为中品,陶渊明自然不会太高,而且钟嵘已经意识到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只是后来,应璩的作品大量失传,很多人没有读过应璩的作品,因而陶渊明的地位也就水涨船高。曹操被列入下品,则主要因为《诗品》主要论五言诗,而曹操的诗主要成就在于四言。并且当时曹操的政治形象很不好,加之钟嵘主要看重词采,而非思想,曹操的评价自然不会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