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廉衝突

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成立以前，香港社會烏煙瘴氣，公職人員貪污問題尤其嚴重。在眾多香港政府部門中，以香港警務處在1970至1972年內之貪污問題尤甚於嚴重，衍生出嚴重的社會問題（詳見探長條目）。對於警務人員而言，貪污主要是由於薪酬太低而引起；同時從非法活動中獲得的可觀金錢可以用以支付線人酬勞，因為線人所提供的資料在遏止罪案方面貢獻頗大，從而在當時的社會文化下，此類型小規模的貪污是可以接受。

直至葛柏案被揭發，導致沉聚已久的民怨終於大爆發，激起「反貪污，捉葛柏」的大規模集會、示威。為了平息民憤，時任香港總督麥理浩促成了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成立，取代警務處反貪污部。前者成立以後，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全力緝查，最終破案。期後，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亦對警務處正式展開全面性的調查。

調查展開後，一石激起千重浪，廉政公署人員多次高調地進入警署將警務人員帶走，並且要求警務人員繳出槍械，掀起大量涉及警務人員涉嫌貪污的案件，例如黎民祐貪污案及油麻地果欄案等，引致大批警務人員受到牽連，或者被帶返廉政公署協助調查，對警務處上下構成了嚴重的士氣打擊及沉重的壓力。至1977年11月前，被控涉嫌貪污的警務人員多達260人。當時警隊人心惶惶，深怕舊帳會被翻開；不少警務人員申請提早退休，亦有警務人員在被調查完結前被勒令退休或者革職，移居與香港無引渡協議的國家及地區，甚至自殺[3]。此外，大批懷疑涉貪被牽連及調查的警務人員亦不堪壓力，對廉政公署產生了怨恨，惹起警務處對廉政公署的調查手法及作風不滿[4]。

當時位於金鐘和記大廈的廉政公署執行處辦公室

1977年10月28日，數以千計的警務人員及家屬等列隊遊行前往香港警察總部舉行聚會，以抒發他們的忿怒，同時請求時任警務處處長施禮榮向香港政府反映問題所在。此外，小部份警務人員衝進位於金鐘夏愨道和記大廈的廉政公署執行處搗亂，與廉政公署人員發生打鬥，其中5名廉政公署人員受傷，事件一發不可收拾。除了引起香港社會極度關注，以及香港傳媒大肆報道，同時亦為當時的香港政府帶來挑戰，擔心情況每況愈下，可能再次發生暴動，威脅到其管治信心。

事件發生後，廉政公署內部主張繼續調查，惟時任香港總督麥理浩、警務處及駐港英軍高層人員召開周末緊急會議後，麥理浩指出時間緊急，擔心警務人員將會表現更為激動，屆時將會難以控制場面。一名警務處指揮官直言以同僚身份執行拘捕行動有所困難，麥理浩隨即向駐港英軍詢問「可否作出貢獻」，駐港英軍高層人員表示強烈反對，指出由軍隊處理將會是個非常錯誤的決定，即使軍人不佩槍，軍部與警察部之間的重要關係將會遭受嚴重破壞，麥理浩最終打消了由駐港英軍介入的念頭[5]。

考慮到大局及社會的反應後，麥理浩於同年11月5日決定對過去幾乎全部個案所涉及的大部分小規模貪污事件發出局部特赦令，指令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除了已經被審問、正被通緝和身在海外的人士，特赦於1977年1月1日以前所有涉嫌貪污而未被檢控的公職人員[6]。於同月7日，他向立法局強調有關特赦令只此一次，下不為例，表明不會再作任何讓步，同時，立法局又修改《警隊條例》，授予警務處處長權力，可以即時革除任何不服從《警察通令》和廉政公署條例的警務人員。

在頒布局部特赦令後，瞬間平息了警務處內部的不滿情緒，另一方面對廉政公署的士氣造成嚴重打擊，一直立場強硬的廉政專員姬達於1978年7月黯然離職。縱然姬達旋即獲得麥理浩委任為布政司，惟兩人關係始終蒙上陰影。

警廉衝突對香港社會造成深遠的影響，香港公務員瀆職在翌年元旦開始不再，社會風氣走向廉潔，為香港日後的高速發展以及經濟起飛，成為全世界最廉潔的城市之一，奠定基礎。警務處內部上，一個由3名來自英國的高級警官所組成的委員會研究香港警察力量及警務處架構後，提出了許多的建議，最終全數建議獲得警務處及香港政府接納。包括當中最重要的建議，就是為警務人員定下可以維持生活的薪酬以及福利。在這為期5年的變動後，警務處經歷了大大小小的改革，重整鋼紀，包括招攬了更高質素的人材成為警務人員等等。社會方面，警廉衝突除了為其他香港政府部門響起警號外，亦促使了香港政府在78年元旦起重新關注民生，投入大量資源建築基礎建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