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
“西口”来由
“口”原指明長城的關口。明朝和蒙古通關互市後，這些軍防關口變成漢蒙貿易的通商口岸，其中兩處最重要，一是河北省的張家口，稱為東口；另一個是山西省右玉縣的殺虎口，稱為西口。但关于西口的位置，有争议，在走西口的過程中，“西口”並不專指殺虎口，張家口以西，晉北、陝北與內蒙交界的長城沿線各關口皆稱為“西口”；然而殺虎口是旧时山西省中北部居民通往内蒙古中西部（綏遠省）的一条必经之路。
1893年，俄国人、蒙古学学者波兹德涅耶夫在内蒙古旅行考察时写道：“我在归化城曾多次见到官家的运输车辆上所标的地名都是‘西口’，这一名称也同样出现在当地驻军的号衣上。”俗语说“东口到西口，喇嘛庙到包头。”指的就是从张家口到归化城、多伦到包头。西口通常指的是归化城以西，亦称口外，即今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綏遠省）。
歷史
苗頭
明代中前期，被朱元璋趕到漠北的北元政權長期與明朝敵對，長城各關口戒備森嚴，直到1571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與明朝達成隆慶合議，雙方始通關互市，與此同時，開始有少量內地漢人私自越過長城去蒙古謀生。
清兵入關後，將蒙古視作同盟，爲了隔絕蒙古和漢人的聯繫，清朝封禁蒙古，禁止漢人私自越關，沿長城北側劃了一條南北寬五十里、東西長兩千里的禁地，以分隔漢蒙。禁地內不准農耕放牧，每年燒荒，因此禁地的土壤富含腐殖質而呈黑色，稱為“黑界地”。
這封禁並不絕對，順治皇帝曾允許少量晉陝冀百姓去蒙地墾荒，但必須春去秋回，不可在口外定居，亦不准攜帶親屬，因此有一批春種秋歸的“雁行者”。
從明後期到清初，走西口已有苗頭，但未成氣候。
第一波浪潮
開始於康熙年間。這時社會漸趨穩定，人口增加。在康熙推行攤丁入畝、“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後，人口爆炸增長，越發人多地少。此時朝廷放鬆蒙古封禁，開放部份蒙地，內地漢人開始大規模遷徙到口外。
地理因素
移民主要來自山西西部、北部和陝西北部，這些地區屬於黃土高原，自然環境惡劣：植被鮮少，土壤貧瘠，天災頻繁。比如光緒初年發生的丁戊奇荒，連續多年乾旱使許多村落田園荒蕪，顆粒無收。有山西民謠唱：“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
而長城外的口外，是一馬平川的草原，土地肥沃，水草豐茂，最關鍵處是地廣人稀，於是大量災民遷往現在的内蒙古中西部河套平原一帶（綏遠省）的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市）、伊克昭盟（今鄂爾多斯市）、烏蘭察布、包頭、巴彥淖爾等，内蒙古最大的城市包頭市就是因爲走西口的移民較多而形成為城市。
影響
走西口使得晉陝冀綏四地社會得到了融合，經貿得到了交流，文化得到了交融，也催生了社會變革的因子。並且導致了更多的漢族移居到口外，使得從綏遠省時期的人口比例主要以漢族爲主。“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大大改变了口外蒙古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同时，占移民比例极高的山西移民，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将山西的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使当地形成二人台这样的富有浓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晋文化作为农耕文化的一部分，通过人口迁移，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丰富了中国的文化。
晉商和城市化
大批的山西籍商人因爲在包頭、呼和浩特（歸綏市）經商成功，從此形成了中國特有的商業群體-晉商，進而促進了山西重商文化、商業觀念、經商風氣的形成。
早在康熙年間晉商就在蒙古出現，最初的晉商是跟隨平定準噶爾部叛亂的清軍做隨軍貿易，後來和沿途的蒙古人做生意。
政策寬鬆後，越來愈多山西商人活躍在蒙古，其中從傳奇人物喬家先祖喬貴發可看出走西口的晉商歷史。
喬貴發生於乾隆年，因生活所迫而去包頭謀生，最初在當舖做夥計，十年後賺了些錢便和朋友合夥開了家商號“復盛公”，多年苦心經營後成為包頭最大商號，在走西口移民開發蒙地的歷史社會背景下，復盛公伴隨包頭由塞外村莊發展為大城市，於是有民謠：“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
另一大城市呼和浩特也和包頭類似，作為貨運主要集散地，在晉商的推動下成為內蒙一大商業中心。
方言形成
因爲走西口主要是以山西省中北部、陝北一帶居多，造成了現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區，還是使用晉語。同時在走西口的幾百年间，也受到了一些蒙古語的影響，吸收了一些蒙古语词汇。由於各地晉語在當地的融合，也使內蒙古境內的晉語具有了一些不同于山西省内晉語的特色，内蒙古中西部的晉語在方言分區上，主要分属于張呼片，五臺片和大包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