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国民待遇

晚清时期，清朝政府给予外籍人士政治、经济、司法特权。实际政务中，各级官员“于是不问是非、不顾顺逆、不分黑白、不论短长，一惟媚远人、私远人、听命远人是务”，故有“一等洋人二等官”的俗语[1]。

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为吸引外资来华投资，对外商投资企业、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士，在税收、土地使用、行政审批等各方面，提供便利和优惠。这种让利行为在1990年代达到高峰。而自1994年起，政府逐步在税收领域统一外资、内资待遇。2012年12月1日，政府开始对外商投资企业、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士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被认为是在税收领域结束了外籍的超国民待遇[2]。但部分人認为政府在司法、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3]对外籍人员的让利、照顾并未停止。即使是来自贫穷国家的国民，仍会受到官员巴结[4]，称之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巴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交织一起，产生了“一等洋人二等官，三等少民四等汉”之类的讽刺性说法[5]。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体制在处理涉外案件，依据中国外交原则——“外事无小事”，涉外案件无小案[6]。环球网评论指出，不少人有“怕老外”的心理[7]。因此日常生活中，外籍人士获得警方优待的新闻屡见不鲜，由此产生“外国人代报案”的都市传说[8][9]，宣称“老外报案能够百分百破案”[10]。同时，司法机关对涉外案件包括外籍人士犯罪案件时，亦有“不会管、不愿意管、不敢管”——三不管的处理状态。有认为“外事无小事”的原则在此被错误的使用。具体案件中，法院不敢处理外籍人士，直接损害本国公民的合法权益[6]。

另出于統戰的需要，港澳台人士亦属于享受超国民待遇。政府官员在对台工作时，不仅单独方面向台湾让利，甚至公开要求中国大陆民众为台湾人士放弃自己权益[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