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

明朝末年，龍虎將軍、建州衛指挥同知、都督努爾哈赤造反，並且不斷入侵遼東，大肆燒殺劫掠，不斷將漢人屠殺或虜為包衣，使得大量漢人逃走或死亡，人口嚴重下降。

清朝初年曾有短暫開放，但很快便封鎖東北，因為入關後第一個满洲皇帝是順治帝，當時中原動盪，南方還有明朝殘存勢力试图復國，在北京的滿清政權可能被覆滅的情況下，满人需要守住其可以退守的根據地滿洲。再加上满人認為東北是龍興之地，具有風水價值和軍事戰略意義，因此順治皇帝下令沿著明代遼東邊牆修築“柳條邊”，以分隔東北和中原。柳條邊東起遼寧鳳城，西至山海關下，挖土為溝，堆土為堤，在堤上插上柳條，築成籬笆，并駐兵把守，關內人只能憑官府發的印票出去，而這種印票平常并不印發。

康雍乾盛世時，滿清政權穩定下來，但爲了保住東北的滿洲風俗，防止滿人漢化，依然禁止漢人進入東北。康熙七年（1668年）推行民族封禁政策，导致東北出现大量的无人区。

康熙年間開始實行“攤丁入畝”，取消人頭稅，放鬆對人口的控制，人口急劇增長，百十年間人口便翻一倍，人多地少的問題日漸尖銳，在中原地区尤其剧烈。

乾隆皇帝曾發佈上諭，明確規定東北土地禁止耕種採伐，保留大片荒野以保持八旗騎射圍獵的風俗。自該道諭令開始，封禁東北正式納入國家法制，清政府加強對出關人員的盤查，在東北搜捕偷偷出關的漢人，一旦發現便立即遣送回原籍。

19世紀時，黃河下游水旱頻仍，餓殍遍野，此時東北卻有大片肥沃土地閒置，開始使關內的農民湧起闖關東的浪潮，尤其是丁戊奇荒時期，大批災民湧入东北，朝廷也默許，從此闖關東成為社會上生活困難者尋求出路的廣泛現象。

闖關東的移民源地主要是現在山西、山東、江苏、河北、河南幾省，其中山東和河北最多。而闖關東路線有兩條：一為陸路，從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等長城各關口出關，進入遼瀋；二為海路，從山東半島乘船到遼東半島，例如由煙台到大連只需一夜時間。移民在當地多以貿易、狩獵、淘金、採藥、墾荒等業務為生，期間更留下“山神”“金王”等傳奇故事。

1860年，面对沙皇俄国在《瑷珲条约》中強行吞併外東北與庫頁島地區領土，黑龙江将军特普钦上疏朝廷，呼吁开禁放垦，鼓励移民實邊，获得采纳。卒之於光緒年間完全廢除東北禁令，1907年更在東北設置東三省總督（黑龍江、吉林、奉天）。漢人移民不再需要偷偷摸摸進入東北，于是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地区无地或者少地农民纷纷进入當時仍然地廣人稀的東北墾荒，移民東北愈演愈烈，形成高潮。

到民国初年，奉系軍閥张作霖统治时期，為了大量發展東北經濟：农业与工业的开发，不斷修建铁路，使汉人闯关东达到高潮。其结果是：

• 汉人移民人數远超滿族、蒙古族及土生汉人，以及同期进入東北的俄裔、韓裔及日裔移民，使整東北从此成为稳固的汉族文化主体地区。
• 整个東北大部分地区风俗习惯及语言相当统一，東北三省之间并不存在多少分歧。
• 北方汉族文化从此取得一块富庶的复兴基地，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长期衰落的态势，亦造成了當地非漢族文化的衰弱，使得當地固有族群成了少數族群。
• 在東北的北方汉族文化带有一定的边疆气息，人民尚武，历史上曾经綠林横行，如有名的奉系首領張作霖，早年即出身江湖。
• 城市地区的多元文化特征显著，特别是原来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沿线城市，留下不少受俄国、日本和朝鲜文化影响的痕跡，特别是在一些词汇和生活方式上。延边地区因聚居大批当年朝鲜移民的后代，受朝鲜文化的影响更明显。

这个过程持续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共有数百万关内农民移民到東北。

直至日本二戰投降前，從關內移民至東北的人口已超過兩千萬，東北過往的遍地原野成了田地，隨著人口聚集，形成了人煙稠密的村鎮以及都市。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国以后，中苏协商建设的156个工业项目大部位于东北，而三年自然灾害对东北的影响相对也不严重，这又使得大量关内人民移民到东北，但这段时间的人口迁徙一般不再视为“闯关东”的一部分。

“闯关东”有广义的与狭义的两个概念。有史以来山海关以内地区的民众出关谋生，皆可谓之“闯关东”，此为广义。狭义的“闯关东”仅是指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这个历史时期内，關內的人民至关东谋生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闯关东”是狭义的。

从文化的角度看，漢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最大特点，就是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愿意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静生活。要做一个离家的游子，要到新世界去努力与开拓，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山海关城东门，界定着关外和關內，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背井离乡的山东等地区的关内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清入关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东北“龙兴之地”垦殖——颁布禁关令。顺治曾告诫满洲贵族末路退往关东。满人倾族入关，关东人口剧减，借口“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关东实行封禁政策。顺治开始，满境分段修千余公里“柳条边”篱笆墙——东北长城（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康熙中期竣工。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曰“老边”；自开原东北到吉林市北曰“新边”（《辞海》）。故，在民间有“边裡人”、“边外人”的说法。

十九世纪中叶，虚掩的山海关大门敞开，流民潮涌，汹涌澎湃。人是文化和訊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闯关东”浪潮叠起，意味着關內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闭关”时代的文化交流表现为關內文化对东北固有文化的“影响”，受到“封禁”的人为干扰，那么，在开放的历史条件下，關內文化迅速在关东地区扩散，使得關內文化和关东文化在辽阔的关东得到了并存。

山东村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關內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员数量庞大，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以及能力保持自己的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換句話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赵中孚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四省区基本上是山东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容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山东与东四省区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四省区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 面对关内文化的扑面而来，关东文化不可能没有丝毫戒心，也不可能没有“土客”矛盾产生，如《黑龙江述略》载：“而雇值开垦，则山东省为多。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衢行人如织，土著颇深恶之，随事辄相欺凌。”辽宁安广县（今吉林大安市新平安镇）也是一个例子，《安广县乡土志》记载：“县属未经设治以前，蒙古未谙耕种。徒资牧养，一片荒芜。嗣经汉民来境垦种，公旗得获租利。然因族类各异，言语不通，情意未能浃洽，蒙古多欺凌之，……迨光绪三十年（1904年），奏准委员勘荒，招户领地。客民闻风而至，……蒙古亦渐事稼穑。”

這些關內移民在東北和當地的原住民融合，逐漸產生東北民系，但是这些關內移民来源多元，所說的方言各不相同，是以他们都采用一种类似于当时普通话的方言，產生了東北官話。各地东北官话与普通话接近程度各有不同，可能与移民比重和移民来源有关，比如巴彦周边日母字读音（日乳热等字）相对稳定，而吉林省大部多把日母字读为零声母字，这一点和胶辽官话的特征是一致的。比較特殊地，在黑龍江嘉荫县太平屯分佈有冀魯官話，是當年的东光县、曹县、泰安县等移民帶去的。而海路上的移民則把膠遼官話由膠東地區傳播至遼東半島，即登連片。盖桓片在语音面貌上明显体现出东北官话的特征。而黑龍江省則有膠遼官話二屯子和虎林兩個方言島。其中虎林话受到东北官话影响更大，除去平声不分阴阳和少数庄组字读舌尖音外无过多明显特征。

• 電視劇《闖關東》
• 大車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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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档案精粹·黑龙江卷》，香港零至壹出版有限公司

1. 李海滨, 李自典. (PDF). 兰州学刊 (中国铁道博物馆&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2013, (10). ISSN 1005-3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