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国共冲突

抗日戰爭时期，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虽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但双方摩擦不断。后期，国民政府部队——國民革命軍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主力部队退守西南大后方，而在东部广大的日占区，包括东北，华北，华东的兵力薄弱。而中共在华北，华东拥有的抗日根据地却日益壮大。1944年8、9月间，八路军胶东军区即收复文登县、荣成县两县县城，是为中国军队最早彻底收复的县城。时间略早于國民革命軍在腾冲战役中收复腾冲县城。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时，中共发放七道命令，要求部队争取接受日军、伪军投降。此时国民政府却电令中共军队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为要。中共则坚决反对此命令，发电报驳斥，認為國民黨無權代表解放区军民接受日偽軍的投降。受降问题迟迟不得解决，国共冲突时有耳闻。而在此时，苏联红军占领东北。1945年下半年，中共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总方针。中共中央密令彭真，要求“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1]。鉴于中共需大量抽调干部前往东北，周恩来主动在1945年9月15日提出把中共在南方15个“解放区”的部队驻地缩编。这样“既可巩固北方的解放区，又可使这些部队在内战一发生后，不致孤悬敌后，被敌人吃掉，同时对谈判也有好处”[2]。

另外，苏联斯大林政权的态度对中国国共内战的加剧所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二战结束後，由于苏联控制了中国满洲（中国东北）及蒙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趁机欲接管满洲，以便能更好的与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继续展开武装斗争。而斯大林则为了避免和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加深冲突，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决定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尽管如此，苏军于1946年在撤离满洲回国之前，依然为中共抢占满洲的真空地带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3]。例如苏联红军曾经把缴获自日本关东军的部分日本武器移交给中共将领林彪的东北野战军[4]。蘇聯將擄自日軍之武器轉交給中國共產黨使用，其中有步槍30萬枝、輕重機槍4,836挺、大砲1,226門、戰車369輛、飛機925架、汽車2,300輛、驛馬17,497匹。[5]此外，日軍各補給站庫存野炮1,436門、機槍8,989挺、卡車3,078輛、馬104,777匹、特種車815輛、補給車21,084輛。[5]前蘇聯克格勃將軍蘇多柏拉托夫在其1994年出版的個人回憶錄《特殊使命》中說，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渡江戰役這些戰略進攻期間，蘇聯於1948年特意引發「第一次柏林危機」，是史達林和毛澤東共同協商而做出的一個重大戰略計畫，他們想以此轉移美國對中國第二次国共内战的戰略注意力，將美國的援助重心牽制在歐洲，減少美國對敵視中共的國民黨軍隊的援助力度。[6]

民国三十四（1945）年八月中旬以来，蒋介石就命令国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华北推进受降。其中，傅作义部队则沿平汉线已逼近张家口。为了延迟国军向华北和东北推进，中共除全面破坏华北纵向铁路外[7]，另命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发起上党战役，晋察冀军区举行了平绥战役阻止国军北上[8]。

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规定中共军队在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南防御向北发展”[9]。此指示的含义是，向南防御就是打击和阻止国军向北推进接受日军投降，因此中共在华北大规模破坏主要的铁路交通线。向北发展就是完全控制察哈尔，热河，发展和控制东北。此时中共陆续派遣十名中央委员（含四名政治局委员），二万名干部，十一万大军挺进东北[10]，刘少奇还特意嘱咐，派往东北的干部不要带武器，一律穿便装，打扮成劳工模样，“你们要赶快去抢”[11]。10月11日，刚从重庆签署和平协议返回延安的毛泽东更订下完全占领东北的详细计划，“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12]。

为配合中共占领东北，苏联红军则采取各种措施。渤海湾苏联军舰默许并提供情报协助山东地区的共军直接赴辽东半岛[13]。10月12日，东北苏军司令部就撤军问题与国府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在长春谈判，拒绝国军从大连登陆。10月18日，又阻止运送国军的美舰在葫芦岛登陆，由此被迫在秦皇岛登陆。随后在进发到山海关遇到中共阻击，酿成军事冲突。政治协商会议由此被迫延期。10月14日，苏军又突然搜查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并封锁了东北行营。次日，苏军派人通知中共东北局：如果说我们过去要你们谨慎，那么现在，你们应“以主人自居，放手干”。还说，东北所有兵工厂、武器弹药都可以给共军，你们用这些武器弹药去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14]。国府被迫将东北行营迁至山海关。

国府东北行营南迁后，苏联态度变好，对中共军队则提出了撤离铁路线的要求[15]。中共不得不改变部署，要求把长春铁路线让出，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中共态度的转变为政治协商会议提供了基础[16]，12月1日，王若飞在重庆提议再开和谈大门，并提议开始政治协商会议。12月16日，周恩来率领政协代表团由延安抵达重庆，政协的召开露出曙光。

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十一月初的报告简单描述了国共冲突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