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以关系

早在金大定三年（1163年），来自中亚地区的犹太民族就定居于开封，形成了最早的中国犹太人社群[3]，并逐渐融于当地人之中。

近代的犹太商人和因俄国政治迫害的犹太难民又形成了新的社群，主要定居于上海和哈尔滨，并向天津、大连、青岛辐射。此时的著名实业家包括上海的沙逊家族和嘉道理家族以及地产巨头哈同。

在德国纳粹党执政实施排犹政策后，大批欧洲犹太人进入了不设防的上海公共租界避难，形成了隔都。1939年，国民政府曾计划在云南腾冲建立犹太人寄居区，但后因种种原因放弃[4]。

二战结束后，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通过了联合国巴勒斯坦分割方案（181号决议），當時作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中華民國对该决议投下了弃权票。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当时，包括中国共产党办的报纸在内的中国舆论界普遍表示欢迎。5月27日，中共华北解放区的《冀中导报》指出：“定名为‘以色列’的新犹太国家，于14日宣告成立。两千年来没有祖国而到处流浪受着侮辱与屠杀的犹太人民，他们要求建立犹太国家的愿望，开始实现了。”1948年5月28日，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传媒机构之一的《人民日报》在第四版中第一次出现以“以色列”为题目的报道：《犹太人结束二千年流浪生活　近东成立以色列国　苏波南捷美诸国均正式承认》。这篇报道不仅提到现代以色列是“两千年来第一个犹太国”，更直言以色列的建国使得“所谓‘联合国托管’以主宰巴勒斯坦的阴谋遭受挫败”。 [5]
1948年，以色列共产党在其党代会召开前夕向全世界的共产党发出了邀请函[6]。当时中国共产党正苦于第二次国共内战，因此并未派出代表团。

1949年3月1日，中華民國外交部宣布了承认以色列国[7]，但以色列采取礼貌避让态度。

1950年1月9日，以色列正式承认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8]。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援朝抗美。翌年2月，联大通过了决议指責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慑于中美在朝鲜激烈交战的严峻形势，以色列政府指示其驻外机构“不要对抗联合国多数国家”，中以外交官的接触交往遂转向“冷却”。

1955年4月，第一届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在万隆召开，埃及、叙利亚等9个阿拉伯国家应邀与会，而同阿拉伯国家敌对的以色列则被拒之门外。会议于4月24日通过的最后公报中宣布“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这对以色列是个沉重打击。以政府深恐被孤立，急于发展对华关系来抵消亚非会议对已不利的影响。亚非会议刚闭幕，以政府就匆忙照会中国外交部，表示“准备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中国在处理同以色列关系时，不能只顾及双边，而必须把中以关系和阿以争端以及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联结在一起统筹考虑。因为立足于整个国际和中国与中东各国关系的全局，着眼于阿拉伯世界一大片，从而确定了暂不同以色列建交的方针。但中国不否定犹太民族的平等权利，并承认以色列的客观存在。

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时，以色列共产党代表团在梅尔·维尔纳的率领下作为嘉宾前往北京[9]。万隆会议后，中以两国的来往直至1980年代几乎不存在。中国支持着那些反对1948年联合国巴勒斯坦分割方案建立以色列国，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因此在1980年代前，中国不会给以色列人发放签证，除非多重国籍者出示别国护照[10]。

1956年10月，英法联合以色列與埃及爆發蘇伊士運河戰爭。中国支持埃及纳赛尔政府。从此中国对阿以冲突的态度和对以色列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中国与以色列关系进入了长达20多年的冰封状态。

在这20年里，一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逐渐解冻、恢复、发展，以色列也开始奉行较为独立的不完全追随美国的政策；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因几次战争日趋恶化，而同时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却日益发展。这样的态势使以色列在发展以中关系方面所受的制约越来越少，而中国在发展中以关系方面所受的制约越来越强，于是便出现了以色列方面不断做出主动表示，而中国方面很难采取对应行动的局面。两个主权国家在双边关系中并无直接争端，却因在如此之长的时间里受制于其他方面的因素而没能建立外交关系，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罕见的。

访问以色列的中国海军军舰

在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国實行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埃以关系的逐步缓和，中国对以色列的冰封关系也开始了松动[11]。

1985年，以色列内阁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对华政策。以色列外交部随即拨款重开关闭了10年之久的驻香港总领事馆，第一位總領事由麥宇仁出任[12]，以香港作為對華觀測及會晤中方要員的據點[13]。以政府的目标是：利用各种途径与中国方面接触，打破以中关系僵局，争取尽快与中華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方针得到了当时以政坛两大政党利库德集团和以色列工党的一致认同。

在这同时，国际关系及中东形势的一系列急剧变化也为中以关系进一步升格提供了契机。

首先，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削弱了中东的主战强硬派，而加强了该地区主张和平解决争端的力量。在这一有利形势下，中东内外的各种支持和平的力量协同发挥作用，终于促成了马德里中东和会的召开。这样，中国作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便面临着如何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问题，而要真正参与进去，与冲突的一方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显然是不行的。

正是在这样一种“水到渠成”的形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1991年12月的特拉维夫之行和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利维1992年1月的北京之行最终完成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外交程序。

1992年1月24日，中以两国外长正式签署建交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4]，从而揭开了中以两国、中犹两族关系史崭新的一页。

2001年12月18日，中國向以色列所訂購的費爾康預警機受美國壓力下，合同被以色列撕毀，造成中以關係冰冷。時任以色列總理夏隆後來寫信向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江澤民道歉，將1.9億美元的前期訂金退還，並額外賠償1.6億美元。[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