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江西庐山举行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原先设想，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是审议康生提交的宪法草案，审议李先念的1971年经济工作报告，以及战备工作。出席这次全会的有155名中央委员、100名中央候补委员。根据汪东兴描述，全会前的常委会上，林彪向毛泽东提出要发言，并把发言内容告知毛泽东，最终经得毛泽东同意。[1]但毛泽东告诉林彪不要点名批评张春桥。[8]但是后来1971年毛泽东南巡时不认帐，坚持认为林彪发言没有同他商量。

全会第一天，首先由康生作宪法草案报告，然后由林彪发言。林彪讲了一个半小时，主要内容是肯定康生的主张，设立国家主席，并赞扬毛泽东是天才。8月24日上午，根据吴法宪的提议，大会改变了原有的议程，讨论林彪报告。全体中央委员除五位中央常委外，集合由汪东兴主持，听两遍林彪讲话录音。下午分组讨论。全会分六大组，即华北组、东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北组、西南组。

分组讨论期间华北组发生了激烈的斗争。陈伯达和汪东兴在华北组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反对毛主席是天才。陈伯达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是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公报，但是竟有人说这些话是一个讽刺。这样的人要否定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吴法宪同志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9]汪东兴也说：“在关键的时刻，林副主席的态度是正确”，“林副主席特別强调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一条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最重要的一条。”“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识破这些坏蛋。陈伯达接话：“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的跳起来了。”[10]汪东兴的发言立即引起华北组的中央委员响应，讨论会氛围热烈，大家纷纷表示要抓坏人，矛头直指张春桥。

24日当晚华北组会议结束后，会务组将陈伯达和汪东兴的发言稿做了整理，将稿件送给两人审阅修改。深夜12点，简报组向陈伯达要修改后的稿子，陈伯达说还没有改好，让先出简报。汪东兴的讲话稿也没有交还会务组。会务组只综合了华北组代表的发言内容，出了一份简报，历史上叫做华北组二号简报。

24日晚上，受到全会攻击的张春桥和姚文元跑到毛泽东住处，抱住毛的大腿大哭，把毛的裤子给哭湿了，毛大怒（汪东兴回忆）[11]。这成为九届二中全会的转折点。

8月25日清晨由李雪峰、吴德、解学恭三人签发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上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找毛泽东。中午，毛泽东拿着华北组“六号简报”批评汪东兴。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各大组长也参加。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三项指示：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的讲话。第二，收回华北组2号简报。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毛十分严厉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还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会议根据毛的意见会议决定收回“六号简报”，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责令陈伯达作出检讨[1]。

毛泽东急于找到陈伯达的罪名，但是恰恰在华北组批张春桥最出力的是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毛泽东要批陈又不要批汪。在这个时候，汪东兴把陈伯达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呈给毛泽东，毛泽东借机大作文章，写下了《我的一点意见》。

8月26日、27日，根据毛的意见，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要吴作检讨。8月29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伯达、吴法宪作了检讨[1]。 9月1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明确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都要作检查。还要求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开会，听他们作检查。

9月6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毛泽东发言指会议有人搞事，并再次强调不当国家主席[12]，否定了天才的说法，将“设国家主席”定性为“反革命纲领”[1]。9月9日晚，九届二中全會公報公開發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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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发起了批陈整风运动，该运动的主要目标是陈伯达的天才论。毛泽东说，“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见过”。尽管这次全会的主要矛盾焦点在于华北组对张春桥的批判，但是毛泽东在会后始终把目标集中在陈伯达的天才论，而绝口不提张春桥遭到批判。但是在私下场合，毛泽东仍然将事情的真相吐露出来。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永贵回忆说：

会后，对陈伯达的批评逐渐演变到了对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的批判。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逐渐被毛泽东批斗，问题逐渐往林彪身上延伸。毛泽东除了批判黄永胜等人外，还采取了抛石子，掺沙子等做法。召开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并在军委安插亲信，毛林关系急剧恶化。从1971年开始，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林彪。毛泽东批评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指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在会见斯诺的时候，毛泽东公开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在8月毛泽东南巡时，更是公开批判林彪，说“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还公然表示“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

在南巡过程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林彪想当国家主席问题，并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成为后来给林彪定罪的主要理由。 如今的中共官方则指，林彪在毛泽东声明不当国家主席的情况下仍坚持设，是林要当国家主席“夺权”，其后“林彪集团”则筹划出《“五七一工程”纪要》谋杀毛[16]。

九届二中全会对张春桥的批判直接导致了毛林关系恶化成为九一三事件的主要起因，而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对九届二中全会的记载仍然维持着毛泽东后来的论调，即“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九届二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直接关系到了对林彪的历史评价。有史学家认为[17]，对于这个历史事件，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既不能站在张春桥一边批判林彪和陈伯达向张春桥开火，又不能站在林彪一边反对毛泽东保护张春桥，因此只得回避张春桥问题，并继承了毛泽东的“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这样的理由来批判林彪。中共对九届二中全会的记载完全是从设立国家主席的角度进行的，而回避了张春桥的实质问题。例如人民网《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一场斗争》。[18]

王年一等人认为，毛泽东当年给林彪陈伯达找到的罪名只有两个：1，天才论，认为毛泽东是天才；2，认为林彪急于当国家主席，篡党夺权。但是第一个罪名从逻辑上也无法成立，实在算不上罪名，因此后来的中共只好采用了第二个罪名。但是指控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不仅毫无证据，而且理由非常拙劣，乃是文革的又一个冤假错案。

1980年，在审判林彪四人帮集团的时候，中共有意将张春桥的政敌陈伯达划入了江青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