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

1916年1月9日汪东兴出生于江西弋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早年加入河潭乡儿童团，担任团长。1931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2年6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于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1月，随部进入中央苏区。2月24日，红十军抵达光泽县，组成突击队，汪东兴担任侦破任务，率先攻入城内。随后部队整编，为红十一军第十九师，归中央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指挥，参与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同年7月，组建红七军团，红十一军改编为红十九师，汪东兴调入其中红八十四团，任政治处青年干事。1933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国军重兵攻占中央苏区黎川县、金溪县，汪东兴在金溪守城战斗中负重伤，后转中央野战医院治疗。痊愈后，留在总兵站七兵团办事处任青年干事兼侦查排长，随主力转战闽西北，负责转运物资和伤员。之后被送往瑞金九堡彭杨步兵学校学习，后留校任一营三连政治指导员。随后，中央军委决定将公略步兵学校与彭杨步兵学校合并，汪东兴仍任第三连政治指导员。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步兵学校改编为中央军委干部团，汪东兴随部参加长征[2]。1935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直属队指导员。1936年後，任红军第二野战医院（永坪总医院）政治委员，参加了红军在陕甘宁地区的东征、西征战役的医疗救护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後，汪东兴历任八路军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白求恩国际和平总医院政治委员[3]。1945年至1947年，任中共中央社会部第三室副主任、第二室主任等职。

第二次國共內戰时期，出任中央直属队司令部副参谋长。1947年，国军对中共控制的陕北地区发动重点进攻，中共中央被迫离开延安，但坚持在陕北转战。汪东兴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战各地，负责警卫工作。6月8日凌晨，国军陕北刘戡部先头部队进入距离中共中央驻地王家湾仅一山之隔，毛泽东等人连夜撤退，汪东兴率领一排兵力断后，阻击国军一个团，国军因不明情况，不敢进攻。汪东兴也因战功，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为毛泽东贴身警卫[4]。1948年3月，中共中央转移通过黄河，汪东兴负责后勤及迁移工作[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1950年，汪东兴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八局副局长。1953年，任公安部九局（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1955年10月起，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等职，是罗瑞卿的副手。凭借在公安、警卫工作中的努力，1955年，汪东兴还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但没有获勋[6]。掌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负责人、中共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1958年6月至1960年8月，曾外放江西担任副省长兼江西省农垦厅厅长。1959年2月至1960年8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曾兼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1959年6月至1960年8月，兼任中国科学院江西分院副院长。1960年至1970年6月，再次返回北京，任公安部副部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後，汪东兴逐步受到重用。1961年5月，再次担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1965年11月10日，汪东兴接替杨尚昆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7]，并继续兼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0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陈伯达在会上提出“天才论”、并与林彪提议重设国家主席问题相互呼应，攻击张春桥和姚文元一派；毛泽东对陈伯达、林彪互相抱团取暖的态度表示反感，然而当时包括周恩来、陈毅、汪东兴等都人均正面支持陈伯达、林彪的立场。为此8月31日，毛泽东亲书批判陈伯达的《我的一点意见》，在全会印发[8]。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发言指会议有人搞事，并再次强调不当国家主席，否定了天才的说法，将“设国家主席”定性为“反革命纲领”。至此毛泽东与林彪的矛盾公开化，而汪东兴为此连续两次写信检讨。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发起了批陈整风运动，该运动的主要目标是陈伯达的天才论，随后扩大到对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的批判，直接牵连到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1971年毛泽东南巡，为林彪下台制造舆论；而此时林彪集团制作《五七一工程纪要》，策划通过爆炸、暗杀毛泽东的行动。汪东兴负责整个南巡的安全工作，并在主要地点具体安排保卫任务。9月11日，毛泽东突然决定北返，并于9月12日抵达天津；促使林彪集团无法按原计划实施暗杀行动。9月13日凌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被迫北逃苏联，飞机坠毁于蒙古，史称“九一三事件”。

事件爆发后，中共中央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并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组成，办公会议制度维持至1975年2月[9]。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晋升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长期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身边工作[10]。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在治丧初期，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就计划解决“四人帮”问题[11]^:672。9月11日，华国锋向李先念交底，通过李居中联系，与叶剑英取得一致意见。华国锋积极行动，又得到汪东兴、中央军委负责人陈锡联、北京市委和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吴德等人的支持，在力量对比上完全压倒了“四人帮”。华国锋考虑过开会解决和武力解决两种方式，9月21日与叶剑英密谈后初步确定以“隔离审查”的方式强硬解决。9月26日晚，华征求李、吴的意见后一致认为，在政治局会议获得多数票有把握，在中央全会则无把握，通过党内斗争的正常程序已无法顺利拿下“四人帮”，遂决定“先斩后奏”，待果断处置“四人帮”之后再召开政治局会议追认。叶剑英获悉商议结果后表示完全同意[11]^:695[12]。

这种“半合法”的方式是特殊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特殊手段，得到陈云“不可避免”、“下不为例”的表态支持[13]。汪东兴率8341部队负责抓捕行动，10月4日确定了具体行动计划[11]^:697-698。10月6日，抓捕行动按计划展开，华国锋以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名义，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怀仁堂开会，晚8时左右，三人先后抵达，即由华、叶、汪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几乎同时，江青、毛远新分别在住处被宣布“隔离审查”和“就地监护”，谢静宜、迟群等“四人帮”党羽在北京市委被控制。10月6日10时许，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住处）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在会上宣布粉碎“四人帮”是毛泽东的遗愿、“四人帮”被抓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14]^:146。

1977年3月至1978年12月，汪东兴兼任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1977年3月至1982年4月，兼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1977年8月，中共提前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汪东兴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继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之后党的四位副主席之一，位列中央权力核心第五位。1977年2月在人民日报上出现了“两个凡是”的说法，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5]。”支持这一主张的中央领导人主要有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和陈永贵，这五人和华国锋在党内形成了“凡是派”，以毛泽东的生前指示为纲领“抓纲治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资历深厚的邓小平回到中共最高决策层以稳定局面；而局面稳定后，邓小平与华国锋展开权力斗争[16]^:45，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务实派渐渐在舆论和中共高层权力中获胜，而毛泽东式的领袖崇拜逐渐失去了光环[17]^:51[18]。邓联合陈云、胡耀邦等指责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是“极左路线错误”，华国锋一派的领导地位逐渐被邓小平一派取代[19][20]。

1978年12月，汪东兴在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严肃批评，被免除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由姚依林取代[21]^:200。胡耀邦擔任《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主任，楊德中擔任警衛部隊八三四一部隊政治委員[21]^:200。1980年2月，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又批准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補委员。1985年9月，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并在1987年11月的中共十三大上，连任中顾委委员。

汪东兴随后搬离了中南海，居住在西单东侧的一个胡同里，远离政坛，赋闲居家，与原国家副主席王震的居宅比邻[22]。晚年的汪东兴热衷于著述，出版《汪东兴日记》和《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等[23]。

2015年8月21日5时28分，汪东兴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耆壽99岁[24]。與亡妻姚湘娥合葬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