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派

《古史辨》，共七巨冊，是“古史辨派”研究成果的匯集。

經十年拓展，五四運動以後，顧頡剛等史學家為探索古史做了不少工作，從1926年至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七冊，包羅了三百五十篇文章，三百二十五萬餘字。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冊出版，是現代疑古思潮與古史辨派的形成標誌《古史辨》，顧頡剛就特別具有歷史意識，在《古史辨》第一冊寫了一篇長達六萬字的《自序》，強調他倡導、組織古史辨運動的心路歷程，於是他等於開創了古史辨派；胡适曾專文介绍：“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实’的精神。治历史的人，想整理国故的人，想真实地做学问的人，都应该读这部有趣味的书！”[2]第三冊以後，古史辨演化成古書辨，器局日漸促小而瑣碎。

古史辨派所辨的“古史”指的主要是紀年、記錄都不明確的上古時代，按照漢代以後大致確立的傳統古史系統，是：盤古開天，經三皇、五帝到夏商周，古史時代到周朝初年結束（從共和元年起有確切紀年），進入有較可靠史料記載的信史時代。其中，古史前段的系統尤其不穩定，在不同傳世古籍中有差異較大的記載。

1923年，顧頡剛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即層累造成說，顧氏認為傳統古史有三個特點：

第一，「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

第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堯典〉就成為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為一個孝子的模範。

第三，在這樣的狀況下，人們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狀況。如我們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但可以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

《古史辨》中提出的著名論點包括：

1. 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由於古籍在歷史上的屢次切割、整理、篡改、僞造等，不同歷史時代對古史的認識是不同的，而且越往後古史越編越長、越複雜，人物的特征被叠加，愈来愈神化。；
2. 禹是动物或是神，是夏人用於鼎器上的紋飾，由於鼎器的重要性被賦予偶像色彩，傳至周時蛻變成上古神人，被認爲是最早的人；
3. 尧舜禅让说是战国时代墨家所编造，根據較可能保留周代時的古史的典籍中，尧至舜的政權更替並不平和；
4. 孔子作《春秋》说是儒家所伪造，《春秋》是鲁国史官的集體作品；
5. 《老子》成书在秦汉之际；
6. 《尚书》中的《禹贡》作于战国，《尧典》写定于汉武帝时；
7. 《周礼》是刘歆伪造，先秦典籍不见征引，內容也與周代官制不符，是為王莽託古改制提供藉口或素材，卻在漢之後影響了後續朝代的制度設計；《左传》也为刘歆重编，通過篡改上古世系給漢朝及王莽政權的正統性提供佐證；
8. “炎帝神农氏”等古史人物名为刘歆所编造，是爲了補全或修改上古世系，使漢朝及王莽新朝的統治符合“五德終始說”的哲學理論；
9. 夏“少康中兴”的历史是东汉人所编造，爲了影射光武中兴；
10. 《孔子家语》是王肅伪造。

张国安指出古史辨派在20年代的論戰中慘遭完敗，顾颉刚在论战之后心态极其糟糕，出现了精神崩溃的征兆，甚至多次提及自杀[1]。

在當時和以後都有一部分史學家不同意顧頡剛等古史辨派的觀點。廣義的“疑古派”中，與古史辨派由於插入點不同而相對的是所謂的信古派，主要由以柳詒徵、竺可楨等為導師的南高史地學派構成。南高史地學派和學衡派交融密切，學衡派中的歷史學家包括柳詒徵、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繆鳳林等，此外還有考古派、釋古派也屬於廣義的疑古派。

就具體推論來説，在當時和以後都有一部分史學家不同意顧頡剛等古史辨派的觀點。有一種批評認爲至少早期的古史辨派觀點過於激進，受五四思潮影響超越了嚴謹的學術研究方式，後來顧頡剛在編《古史辨》時他也承認“我的野心真太高了”，“我真成了誇大狂了”。實際上，二十世纪中国本土考古学兴起后，疑古派的許多具體推論不断遭到否定，殷墟的发现彻底终结了商朝是虚构的观点，龙山文化、仰韶文化等的发现驳斥了中国文明西来说，陶寺遗址、西坡遗址等的发现表明，中国上古时期的传说是有一定历史真实的，并非完全向壁虚构。古文献的不断发现也否定了疑古派的很多推論，例如：《孔子家语》的出土文献否定了顾颉刚的“王肃伪造说”，银雀山汉墓的《孙膑兵法》否定了孙膑是虚构的观点。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张国安指出“胡适主张‘疑古’的时间与其密切参与政治同步，目的在于制造有利于自身的意识形态，疑古对于他只是手段，随时可弃。顾先生本来是不疑古的，受了‘胡导’之后，变而过激，之所以‘疑古入了迷’，与其性格有关，变成了坚定的信仰。顾颉刚、胡适虽然未必知道自己说法不成立的原因，但他们确实知道这些东西在学术上是苍白无力的。他们不公开认错不是问题，并非不道德，有问题的是他们再次的爆冲，把它们‘美化’成‘史学革命’去吓唬人。结果启蒙压倒了学术，将中国现代学术导向了歧途。角色错位导致了他们的双重失误，干扰了学术活动的独立性，对学术的自由和学人的尊严产生了破坏性，严重妨碍了学术传统的建立。今天，我们不应盲目相信民国时中西兼通的所谓杂交优势，杂交也可能产生怪物、谬种，而优势是建立在辛苦、繁杂的选择后才有的”；"古史辨派打着“疑古”与“科学”的旗号，掀起了狂飙突起的“疑古思潮”，将传世文献中的中国早期历史的两三千年（古史体系的五帝夏商时代）视之为编造的谎言（或称之为神话），导致学界盛行历史虚无主义和逆向种族主义，致使华夏文明及其民族的起源史陷入了灭顶之灾”。[1]

而在史學界以外，則有相當數量的人士以學術以外的理由對古史辨派表示不滿，其中包括認爲“疑古”是不尊重傳統的保守派，也有認爲辯國史會削弱民族凝聚力的民族主義論調，例如認爲古史辨派是中了西方或日本的文化入侵的圈套、步日本人之后尘，见日本人抹杀中国史就人云亦云（也有文揭露《古史辨》中收录的几篇抄袭和剽窃日本原文的文章）[3]。魯迅曾謂，“其實，他（指顧頡剛）是有破壞而無建設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將古史‘辨’成沒有。

也有观点认为，全盘接受或全盤否定古代史书，也并非是客观对待历史的合理方式。对于古人来说，在神话和”历史“之间没有严谨的区分，古代的史书和现在的严谨学术研究性质不同。如果是有实际的考古学证据支持的遗址，如殷墟，那么当然是可以作为信史来看待和研究。然而在能够找到相关的考古学证据之前，对于古代漢文或非漢文史书中的一些上古”神话传说“，以”神话传说“的眼光来看待，并无不妥之处。

• 二重证据法
• 何新

• 罗志田：〈检讨《古史辨》学理基础的一项早期尝试〉。
• 〈道德經論正．疑古謬論綜駁〉
• 〈孫子兵法論正．疑古謬論綜駁〉
• 古史辨派
•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
• ,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