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

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在夏后氏建立之前，曾出现过夏部族与周围其他部族之间争夺联盟首领的频繁战争。夏部族大约是在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颛顼以后逐渐兴起的。有不少古代文献均把夏部族追溯到颛顼[註 16]。其中《史记·夏本纪》与《大戴礼记·帝系》称鲧为颛顼之子，但还有某些文献说鲧是颛顼的五世孙[註 17]。这些文献表明，夏部族很有可能是颛顼部落的一支后裔。一说夏部落起源于川甘青三省交界处岷江上游的岷山山脉一带，而后逐渐沿随古汉水上游，经过渭水中下游东迁至晋南、豫西伊洛流域[參 21]。

有記載稱禹在石紐出生，有學者認為這是在羌人到來前蜀人的傳說，因蜀人自稱出自黃帝，因而同禹有血緣關係[參 23][註 18]；有研究指出禹生石紐一說絕不可信[註 19]。

最早有文献记载的一位夏氏族成员是鲧[註 20]。《国语·周语》中说鲧作为夏部族的首领被封在崇[註 21]，故被称为“崇伯鲧”。之后禹继承了鲧，为“崇伯禹”。这表明夏部族早期活动於崇山[註 22]附近[參 27]。当时河水泛滥，为了抵抗洪水不少部落形成了部落联盟，鲧被四岳推选領導治水，历时九年而最终失败。治水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不善於团结部人及其他部落。《尚书·尧典》记载，尧最初认为鲧方命圮族、毁败善类而反对鲧领导治水[參 8]，说明鲧在领导治水时，有不少部落对他不满。《尚书·洪范》与《国语·鲁语》中又提到“鲧障洪水”，说明鲧治水的方法主要用土木堵塞以屏障洪水，或许这亦是鲧治水九年失败的原因之一[參 28]。鲧治水失败後，被殛死於东方黄海海滨的羽山[註 23]。

手持耒耜之大禹治水圖
（山东嘉祥武梁祠拓片，汉刻）

禹是鲧的儿子，鲧死后，禹受舜任命，繼任治水的工作。禹改进其父的治水方法，疏导河流，团结各部落的族人，终於將洪水治平。《史记·夏本纪》记载禹治水时“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其刻苦精神得到後世傳頌，治水过程可能也促进了各部落族人的团结。《孟子·滕文公》提到了禹的治水方法：“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參 29]”禹亦倡導农业，强调“躬耕而有天下。[參 30]”《韩非子·五蠹》赞禹“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參 31]”

由于禹治水有功和促進农业生产，夏部族势力增强。随后舜又派禹去讨伐三苗。禹屡次擊败三苗，将三苗驱赶到丹江与汉水流域，巩固了君权。《墨子·非攻》中说道禹克三苗后，“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可以说明禹在治水与讨伐三苗勝利後，夏部族已成为部族联盟首领。舜把帝位禅让给禹，禹在涂山[註 24]召集部落会盟，再次征讨三苗[註 25]。据《左传》记载“执玉帛者万国”参加了涂山会盟[參 39]，可见夏部落的号召力[參 10]。有一次在会稽[註 26][註 27]部落会盟时，防风氏首领迟到而被禹所处死。古文献中亦記載禹以诸侯部落路途的远近来分别纳贡約多少，可見夏氏族对其周边部落经济上的控制。禹曾推举东方颇有威望的偃姓首领皋陶[註 6]为继承人，以示对传统禅让制的尊重[參 27]。然而皋陶沒有等及禪讓，比禹早逝。禹又命东夷首领益[註 28]为继承人，然而有很多部落都不擁戴，反而擁戴禹的儿子启[註 29]。

夏王启

禹死后，益没有得到权位，反而在民众的拥护下，启得到了权位。关于这一段历史的记载不一。《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称，益即位后，启殺益而奪得君位[註 30]。另一说益继位後，有些部族并没有臣服益，而拥护启，并对益的部族展开战争，最后启胜而夺得权位。之後益率领着东夷联盟讨伐启。经过几年的斗争后，启确立了他在部族联盟中的首领地位[註 31]。先秦文献记载此事的共同点就是“公天下”变成“家天下”，中国中原地区从此出现“国家”[註 32]的概念。[參 25]这便是不少历史学家所认为中国的第一个世袭王朝夏朝的起始[參 10]。随後不少倾向禅让传统的部族质疑启的权位。启都郊外的有扈氏[註 33][註 35]，并说甘在其南郊[參 43]，龍山客省庄二期文化可能是有扈氏文化[1]。另一說認為《左传》中，“扈”、“雇”通假，“雇”见于河南安阳晚商殷墟甲骨卜辞，应该不会远在陕西，与启都陽翟（相传今河南许昌禹州）也有相当距离。甘之战正时夏朝建立初期，有扈氏、夏后启均不具备如此长途作战的条件。认为“扈”、“甘”二处在启都远郊，“扈”／“雇”在今新乡原阳一带，“甘”在今洛阳西南。[參 44]仗义起兵[註 36]，率领軍隊向启都讨伐，与启军大战于甘[註 33]。战前启称他的权位是“恭行天”的，这便是之後周朝天子论的雏形。启擁有中原民众的赞同，在人数方面佔有绝大优势，最终擊败有扈氏，罚贬做牧奴[註 37][註 38]。这两次胜利代表中原地区的主流社会观念已从原始的禅让制度转向了世袭制度[參 25]。

夏氏族原姓姒，但从启开始改用国名“夏”为姓。同时启不再使用伯这个稱號而改用，即“夏后启”[註 39][註 40]这个更中性的氏族称号[註 41]。楊寬认为“夏后氏”中的“夏后”二字实际是一联词，所以才不会出现“有夏氏”这种情况。又因“夏”、“下”上古同音[註 42]，怀疑“夏后”等同“下”，地之“下”对应天之“上帝”[參 51]。《卜辞》甲骨文中的“”字（）是“居”字（）[註 43]的讹刻，“居”字又是“毓”字（）的简化，“毓”含有生育抚养之意，用“”称呼君主是远古母系社会的孑遗迹象。其实由于至今未发现夏人文字，夏朝君主的实际称呼暂且无从考证。[參 25][參 52]。启能歌善舞，常常举行盛宴。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钧台[註 44][註 45]，此即钧台之享，还在“天穆之野”[註 46]表演歌舞。《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到启在舞蹈时“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參 53]”甚至有些文献傳说启曾经上天取乐舞。中国古老的乐舞文献《九辩》、《九歌》与《九招》[註 47]均稱启为其原作者。启统治期间，其子武观[註 49]，疑是后人将《墨子》中的“武观”与“五观”、“五子”联系到一起的结果。[參 54]</ref>时常作乱。《韩非子·说疑》说他“害国伤民败法”，最终被诛杀[參 55]。除了夏氏族内部的纠纷，为争夺部落联盟的权威，亦常常与东夷作战。

大禹像（宋·馬麟绘）
杼全面地继承了大禹的事业

夏启死后，其子太康继承位。太康只顾遊玩，不理政事[參 56]，在位期间，夏部族权威削弱，东夷部落趁机西进。东夷部落有窮氏有一位善射的首领羿[註 50][註 51]。羿率军从东夷属地鉏[註 52]迁至夏后氏的属地穷石[註 53]，与当地的夏人通婚，形成了有穷氏[註 54]。羿在夏民的拥护下夺得了夏政[註 55]。随之太康投奔斟鄩[註 56]的斟鄩氏。

羿夺得权位後并没有稱王，而是把太康之弟中康立为王。但事实上国事全由羿来治理。此举引起不少部落的不满。其中主持天象活动的和氏与羲氏公开反对。羿说他们废时乱日，派胤[註 57]率兵讨伐羲和二氏，战前作誓师辞《胤征》[註 58]，在战中取胜[註 59]。

中康死后，其子相继位。随后投奔与夏同姓的斟鄩[註 56]、斟灌二氏[註 60]。从此，羿独承王位。羿好射猎，不善治理，得权後，他像太康一样，好狩獵而荒廢国事。他废弃武罗、伯困、龙圉等忠臣，重用被伯明氏驱逐的不孝子弟寒浞[註 61]。寒浞年少时因造谣惑众被伯明氏君主所逐，后被有穷氏首领羿收养，成为有穷氏的一员，得到重用[註 62]。寒浞勢力日益強大，後來趁羿在外射猎的机会将羿及其家人杀掉，霸其权、夺其妻，生下豷[註 63]、浇[註 64]二子。寒浞把戈[註 65]封给了他的儿子豷，把过[註 66]封给了他的另一个儿子浇。浇受父命率兵先后灭掉亲夏的斟灌氏与斟鄩氏，杀了在斟鄩躲避的相。相的妻子[註 67]缗[註 68][註 69]当时已怀下相的儿子，她从牆洞逃走至其母亲有仍氏[註 70][註 71]家里避难，不久生下遺腹子少康[註 72]。

少康长大后，为有仍氏牧正[註 73]。浇闻讯后，派人追杀有仍氏，少康无奈投奔有虞氏（舜之后裔），作了庖正[註 74]。有虞氏首领虞思[註 75]膝下無子，僅有二女[註 76]。他将二女许配少康，赐给他田一成、众一旅[註 77][註 78]，并把纶邑[註 79][註 80]交由少康管理。少康以纶邑为根据地组织餘下的夏族民众，設官分职。派女艾到浇廷中密探，準备恢復夏室[參 58]。此时，躲避在有鬲氏[註 81]的夏室遗臣靡[註 82]得知少康准备夺回政权，亲自带领斟灌、斟鄩氏的残余民众与少康会师，联合击败了寒浞。復立少康为夏后。而後少康滅浇於过，又派他的兒子杼[註 83]灭豷於戈。至此，控制中原三代四近百年的东夷有穷氏覆滅，结束了四十载的“無王”时期[參 59]。夏由此复国，後世稱「少康中興」，少康統治時期，少康將其子無餘封於會稽山，即後來的越國[2][3]。通过太康失國至少康中興的这段叙史可以看到夏后氏平定中原方国部落（尤其是东夷部落）的歷程[參 10]。

少康之子杼继承位。他了解东夷对夏王室的不满，为了巩固在东方的势力，他把都城从原[註 84]东迁至老丘[註 85]。他重视发展武器和制造兵甲。文献中常常有“杼作甲”、“杼作矛”的说法。他还派人讨伐东南沿海地区的东夷（今山东南部、安徽东部、江苏一带）。傳說其获取了吉祥物九尾狐。夏朝的版图在杼的统治下扩张到了东海（今黄海）之濱。杼在位期间是夏朝最昌盛的時期。夏人對杼格外尊重，为杼举行过“报祭”[參 27]。《国语·鲁语》说道“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认为杼全面地继承了禹的事业。

杼之子槐在位时，东夷部落与华夏部落开始和平共处。其中畎夷、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居于淮河、泗水流域的九个部落（即九夷）通常向夏后纳贡祝贺。槐逝后，其子芒继位。芒逝后，其子泄继位。这期间东夷部落与华夏部落逐漸同化。泄在位期间东夷部落已基本同化，於是他開始向西方發展。同时，他开始对顺从夏室的方国部落封土封号。这便是数世纪后诸侯制的起始。泄逝后，其子不降[註 86]继位。他曾多次率兵征讨西方的九苑[註 87]。

手持戟、把女仆当椅凳坐的桀
（山东嘉祥武梁祠拓片，汉刻）

不降年迈时，内禅於其弟扃[註 88]。扃逝，其子廑[註 89]继位。廑继位后不久便病死，其堂兄不降之子孔甲继位。他改变夏礼中祭祀祖宗的传统，开始祭祀天帝。《史记·夏本纪》记述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註 90]。不少方国部落开始对夏室不满，但华夏部落与东夷部落的关系仍然友好。夏后氏自孔甲開始日趋衰落[註 91]。孔甲逝，其子皋[註 92]继位。皋逝，其子發[註 93]继位。这段期间，方国部落与夏室的关系恶化，氏族内部的纠纷也激烈化。从孔甲经皋与發，至履癸（别名夏桀）内乱不止。

發逝后，其子履癸继。桀善武，《史记·律书》记载：桀“手搏豺狼，足追四马[註 94][參 62]”。桀在位期间，夏室与方国部落的关系已经破裂。给夏上貢的部落不断减少。桀因此常常讨伐不順從的部落。古文献中说桀贪色，他在击败某个部落後会从部落中挑选出鍾愛的女子作为妃子。《国语·晋语》提到的有施氏[註 95][註 96]，《竹书纪年》提到的岷山氏、末喜氏均遭此下场。其中末喜氏的妃子妺喜早已与伊尹结好，桀却在洛把她夺走，伊尹愤怒中投奔商汤[註 97]。桀的屡次征伐也惹怒了不少较有权威的部族。有缗氏[註 98][註 99]因不服從桀而被灭。活动于今山东省西南部的子姓商部族正在这夏乱期间兴旺了起来。桀又因商不服的借口讨伐商首领汤并败之。汤被囚禁于夏台[註 100][註 45]，随后獲释。除了夏室对外关系恶化外，文献中还提到桀在廷内用人失当。

桀只顾享乐不顾民間疾苦。传说夏民诅咒桀早日归天，桀听闻笑说自己是天上的太阳，太阳不死，他也死不了，夏民便指着太阳，責问太阳何时破灭，情願与之同归于尽[註 101][參 65]。大约在前17世纪末前16世纪初，商部族首领汤，利用夏民恨桀的心理，联盟方国部落讨伐桀。灭了亲夏部族韦[註 102]、顾[註 103]、昆吾[註 104][註 105]後与桀开战。汤的势力大，桀抵挡不过，且戰且逃，最终戰败於有娀氏旧址。桀逃至鸣条[註 106]，汤追之，展开了大战。桀再次被击败，被汤放逐于歷山[註 107]，与末喜氏同居，最后跑到了南巢[註 108]之山，并死于該处。《淮南子·修务训》所載稍有不同，说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歷山”[參 67]。在後世的传说中，夏后桀被描写成一代暴君，后人常将夏后桀与商纣王、周厉王和周幽王四个祸国殃民的暴君并称，但在较早的文献中关于桀的记载甚為简略。《尚书·汤誓》记载商汤伐桀时举说桀的罪状只是“率遏众力，率割夏邑”[參 64]。鸣条之战，夏室被推翻，在方国部落的支持下汤在亳[註 109]称“王”，建立商王朝，成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朝代更替。中国的首个世袭制政权，夏朝，传十四世、十七君[註 1]，历时四百七十一年[註 3]，于前17世纪末、前16世纪初灭亡。

夏灭亡后，剩余势力除了主要留居中原[註 110]，还有两支分别向南方、北方迁移。桀带着不少夏部落的民眾从歷山南迁至南巢，这便是南支。”商湯王因帝宁之故都，封夏室的一支姒姓貴族于杞國，以奉祀宗廟祖先[參 70][參 71]。《史记·陈杞世家》载夏裔在“殷時或封或絕”[參 72]。周武王滅商為王之後，封大禹的後裔東樓公於杞地，延續杞國國祚，主管對禹的祭祀。春秋末期，孔子因为崇尚夏礼，还特意去杞国访问考察[參 73]。少康時受封在越國的一支，夏禹姒姓后代世代在浙江绍兴会稽山禹陵村为禹守陵至今[註 111][參 75]。

傳說向北一支进入蒙古草原，与当地诸部落融合，有人认为这便是后人所称的匈奴。《史记·匈奴列传》载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註 112][參 76]”。《括地谱》更详细地解道“其（指桀）子獯粥[註 113][註 114]妻桀之妻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徒，中国谓之匈奴。[參 77]

郭沫若、胡厚宣、程憬等认为甲骨文中的土方就是战败后的夏[參 78][參 79][參 80]。根据卜辞记载，土方是位于殷西北方的一个强大方国[註 115]，是武丁以及先前商王的长期征讨的对象。武丁征服土方后，在其腹地“唐土”建设大型城邑“唐”，镇压控制土方人民，此后不再有土方叛变的记载[參 79]。周初，成王封晋国始君唐叔虞于此[參 81]。近年也有学者，包括李学勤和蔡哲茂等，认为甲骨文和先秦文献中的“西邑”可能才是夏朝真正的国号[參 82]。

禹贡九州图（图上方指向西方）
（宋·《禹贡山川地理图》）

九州地圖重製版

根據《尚书·禹貢》记载，夏朝的行政區劃採行九州制，大禹治水成功后，将中土分作冀、兖、青、徐、豫、扬、荆、梁、雍九州[註 117]</ref></ref>，又从九州攫取金属石矿[註 118]，铸造九鼎作为国家权利的象征，因此“九州”成为中国国家的代名词，而“定鼎”意指建立政权[註 120][參 47]。《禹贡》九州的內部划分可能如下[參 87]：

一、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三面距河，是各州贡道必经之处。今山西、河北省境、辽宁西部。

二、兗州，浮於濟、漯，達於河。今山东西部、河北东南角。

三、青州，浮於汶，達於濟。今泰山以东之山东半島。

四、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今淮河以北之江苏、安徽以及山东南部。

五、扬州，沿於江、海，達於淮、泗。今淮河以南之江苏、安徽、浙江、江西。

六、荆州，浮於江、沱、潛、漢，逾於洛，至於南河。今湖北、衡山以南地區以及江西西北端。

七、豫州，浮於洛，達於河。今河南、湖北北部、陕西东南、山东西南角。

八、梁州，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今四川以及陕西、甘肃南端。

九、雍州，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東北部。

近代有學者認為九州托名为大禹之为事，其实是战国时人对天下区划的臆测，夏代国家处于萌芽阶段，政治辐射一般不出都邑腹地，京畿之外通过氏族制的封邦建国以及通婚结盟达成关系。因为领域狭小，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由单一的中央政权划分政区[參 88]。

但遂公盨的發現，令大禹治水的文字記載從春秋時期提早至西周時期，現代學者認為禹贡的底本可以上溯至舜禹時期[5]。

远古时期尚未有明确的都邑概念。社会处于半畜牧游猎、半农耕定居的阶段，夏部族民随同首领以及族中壮丁迁移。耗尽当地的资源后便迁移他地，不常驻一处。夏后的居地称作“大邑”或“夏邑”，这是国家首都的原始概念[參 10]。文献记载夏族首领先后定居大夏、夏墟[註 121]、高密[註 122]、阳城、阳翟、晋阳、平阳、冀[註 123]、安邑、夏邑、斟鄩、帝丘[註 124]、纶[註 79]、原、老丘[註 125]、西河、河南等十七处[註 126]。这些都邑的具体地望均已然无从考证，其中可能有一些为同一城邑之别名[參 10][參 25]。

崇

斟鄩

安邑

平阳

晋阳

原

阳城

老丘

帝丘

西河

昆吾

韦

英

六

商¹

商²

商³

有易氏

有鬲氏

有穷氏

有仍氏

有缗氏

有虞氏

有扈氏

涂山氏

防风氏

莱   夷

九   夷

三   苗

獯   粥

夏时期全图[註 131][參 92]
夏后都邑 方国都邑 商族都邑

方国是由原始氏族部落转化形成的小型国家。这些邦国位于王畿之外，不受夏后直接管辖。一些方国只是大的部族，另有一些较大的方国已经建立了国家组织，规模甚至大于夏后氏[參 94]。有穷氏代政期间，少康曾投奔有仍、有虞氏，在那里承当牧正和庖正。

有仍氏又名有任氏，风姓，居于山东济宁微山湖畔[註 132]，是太昊、少昊的后裔。有仍与夏后来往密切，之间有通婚现象。相妻缗来自有仍。相被寒浞杀害时，缗已方妊，她避居故乡，在有仍生下少康。少康复兴后，封有仍族人于任國。

有虞氏乃虞幕、帝舜之后，活动于豫西北、晋南古汾水流域。舜老时，认为己儿商均不贤不肖，所以禅位于禹。禹仿效尧传舜时舜先让位于尧子丹朱[註 133]的做法，让位于商均，然民众纷纷拥护禹而不理睬商均，于是禹继承了帝位，将商均分封于河南虞城附近。四世后，夏室中衰，年轻的少康逃到有虞避难，得到了首领虞思[註 75]的大力协助，这才使夏王室终得扭转局势，有虞氏直接关系到了夏后氏的存亡。

一说偃姓乃皋陶后裔。禹老时，荐皋陶为继承人，然皋陶先禹而死，禹又荐伯益。禹死后，伯益效仿常规，先让位给禹子启，不料启深得民心，得到了民众的拥护，伯益失权。益不善罢甘休，于是与启作战，结果战败被杀。皋陶之后被封于东南六[註 134]、英、许三地[參 22]。

有扈氏[註 33]为夏之同姓部落。启夺益位，有扈不服，以“尧舜举贤，禹独与之”为名反对启的统治，结果在甘大战中失败，其部众被罚贬为牧奴，世代从事畜牧。

胤子伯靡原为臣服夏后的部落首领[註 135]，太康失国时又归附后羿，寒浞杀羿后逃奔有鬲氏[註 81]。靡闻知少康准备复兴夏室，组织有鬲、二斟兵民与少康会师。

斟灌[註 136]、斟鄩氏[註 137]统称“二斟”，与夏后同为姒姓[註 138]，是夏代早期重要的亲夏氏族。二氏族在夏后氏的东南迁徙过程中与之融合，夏代晚期斟鄩之地更成为夏后的都邑，偃师二里头遗址可能就是斟鄩[參 96]。无王时期，寒浞命子浇率兵灭二斟，同时杀死躲避斟鄩的夏后相。其剩余势力又在数年后加入少康和伯靡的联军，复兴夏室[參 57]。

有缗氏[註 98][註 139]为少昊另支后裔，是夏晚期东方的强大方国。夏桀在有仍召开盟会，有缗首领因不满桀的统治，愤慨归国，桀遂灭之。

有莘氏[註 140][註 141]，帝喾高辛氏之后裔，启时的支子封国。夏商之际，在伊尹的帮助下，有莘氏与商汤在北亳[註 142]结盟，汤还从有莘氏娶妃[參 10]。

《山海经》之海外四经记录了夏后氏周边的许多方国“国”名，可能纯属神话亦可能是远古部落名称的讹化[參 97]。

“苗”与“蛮”在上古汉语中同音同意，三苗与后世的南蠻应是同源[參 25]。《戰國策·魏策》记载了三苗的地望，东面洞庭，西面彭蠡[註 143][註 144]，北起文山，南接衡山[註 130]。尧舜时期，洪水泛滥，三苗趁机在东南作乱，曾与驩兜、共工和治水失败的鲧被四岳合称为天下“四罪”，必惩之方才咸服民众。舜派禹降服苗民，未得结果。舜晚年又亲自南征，途中在苍梧之野病逝。禹继续征苗事业，作誓师词《禹誓》，与苗军展开了一场历时七十天的大战，克服苗师，平定三苗[參 99]。从此三苗衰微不振，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參 100]。

善射的后羿（汉刻）

商汤像
（宋·馬麟绘）

夷人位居中原之东，故称东夷，以擅长弓矢著名。东夷部族起初分布在河北保定易县至燕山南麓一带，在夏商时期分作四部，一支留居冀中，北支环绕渤海湾迁至辽东、朝鲜半岛，南支经山东南下到江淮地区，另有西支遍及华北平原西部山西、河南二省，最远达陕西，这一支在夏朝早期与夏后氏构成矛盾，曾在太康至杼的期间对夏后氏政权构成不小的威胁。有穷氏为东夷少昊后裔[註 145]，兴于穷桑[註 146]，其后北迁至渤海之滨鬲[註 81]，在那里逐渐壮大。五帝时期曾加入有虞氏的部落联盟，协同舜帝驱逐大风、十日、九婴、猰貐、凿齿、封豨[註 147]、修蛇等逆盟部落，威望一度振兴。夏初，有穷氏西迁于鉏，逼近夏后氏的心脏区域。太康时，夏室中衰，有穷氏首领羿借机西进。南渡黄河，灭结封豨、夔、洛伯、河伯四个夏后属国，占据嵩山北麓、河伯故地穷石。遂后夺取夏都斟鄩，淫放太康于豫东，另立其弟中康。中康陟，子相立，羿遂代之，如此夺取了政权。八年后，羿被义子寒浞杀害。寒浞烹羿之肉强迫羿子吞食，羿子不肯便被寒浞杀害。寒浞又娶羿妻纯狐氏，生豷、浇二子。寒浞残暴昏庸，夏后少康联合有鬲氏降臣靡、有虞、有仍、斟灌、斟鄩等亲夏氏族一举灭掉了豷、浇和寒浞。有穷氏族人自此离开河洛地区，向西南迁徙[參 101]。东夷族的东南支分为九族，统称“九夷”。《竹书纪年》记载，相时，“夷来宾”，而少康复国时，只有方夷归附，其余八支继续与夏部族抗争。少康子杼在位期间，大力改善军事装备，作甲作矛，屡败夷人，把夏后的势力扩张到东海之滨。至杼子槐时，九夷纷纷归附夏后，往后夷夏彼此和睦[參 59]。夏朝末年，夏桀曾派九夷之师伐商，迫使成汤入朝。

商部落子姓，源于东夷，始祖契[註 148]为有娀氏簡狄所生。契为禹同期人物，居于黄河下游，曾协助大禹治水[註 149]。经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五位先公，商部落从冀东发展到豫北。冥任夏后水官，在治水过程中死去[參 103]。冥子王亥在位时，商部落经济达到新的高峰，《卜辞》记载王亥一次祭祀可用牲多达五十头牛。为解决牲口过剩、不易畜养的问题，王亥将一部分牛羊托寄于河伯氏和有易氏。有易氏首领绵臣[註 150]却得寸进尺，强迫王亥交出所有牲口，王亥拒绝，绵臣便将其杀害，夺走牛羊[參 104]。后来王亥之弟王恆从绵臣手中夺回了牛羊。王恒之子上甲微又联合河伯氏讨伐有易氏，杀死绵臣。商部落在有易氏没落的同时强大了起来[參 10]。主壬、主癸时期，商部落势力不断上升，他们拉拢黄河下游各氏族部落，一步步逼近中原夏后氏地区。天乙汤继位后，网罗人才，在伊尹、仲虺、女鸠、女房的协同下，始征葛[註 151]，又先后消灭韦、顾、昆吾[註 105]等亲夏氏族，削弱夏后势力，“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參 106]”汤趁夏地发生旱灾，起兵西进，在鸣条与夏后桀展开激战，桀抵挡不过，经歷山逃至南巢。汤在西亳称王，夏朝覆灭，商朝成立[參 107]。

《礼记·祭义》言，“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反映夏人对官位的重视，也从侧面说明夏代的职官已有明显的高低等级区别[參 108]。后期文献中也提供了夏时已设大小官职的线索。《尚书·甘誓》的“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註 152]！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和《墨子·明鬼》的“左右六人”中指的六事之人、六卿、六人，可能是类似周时的六卿，夏后左右掌管国家事务的六位大官[參 109]。《礼记·明堂位》提到的“夏后氏官百”则是六事之人的下属官员[參 110]。官百之“百”指数多，并非整数，但关于百官职位的记载寥寥无几[參 47]。夏时官职多称“正”，有掌管畜牧牲畜的牧正，掌管烹饪厨事的庖正，和专司造车的车正。“正”官下面还存在称作“工”的小吏。《夏书》载，“遒人以木铎[註 153]徇于路[參 111]”，夏后向四处巡征诗歌和意见的官员称作“遒人”。《夏书》又载，“辰不集于房[註 155][註 156]，瞀[註 157]奏鼓，嗇夫驰，庶人走。[參 112]”，讲述发生日食的时候，有“瞀”官击打大鼓以示于众，官吏和庶民各自奔走相告。“遒人”、“瞀”、“嗇夫”应该都属于“工”级的小吏[參 47]。夏后可能还有专司占卜卜筮的“官占”[註 158][註 159]。《墨子·耕柱》记载夏后启铸造陶鼎于昆吾时曾通过他的卜官，翁難乙，求问天神[註 160][參 86]。九州的五服贡赋是夏后氏的主要经济来源，“夏后氏官百”中当有诸多官员专司赋役征收事务[參 10]。《尚书·夏书》中有关于设官分职过程的概述，载道“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註 161][參 115]”

五服示意图
（清·《钦定书经图说》）

夏代的氏族封建制度在经济方面亦有体现。《尚书》载“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參 85]，说四海之内的氏族部落都归附夏后，金水木火土谷六种物质皆受到治理，明晰各处田地的优劣，将其分入三等以决定赋纳数量，使得赋纳得其正而不偏颇，赐土、赐姓，根据方国部落与夏后氏关系之密切疏远定出封建的先后次序。《禹貢》一篇又列出九州赋纳物品的具体情况，将物品数量分作上上、中上、下上、上中、中中、下中、上下、中下、下下九等[註 117]。又根据与夏后氏都邑地理距离的远近分作甸、侯、绥、要、荒“五服”[註 162]。

• 甸服：距离夏都城五百里以内的方国部落是夏都城的主要粮食供应区。百里之内者赋纳带秸秆的谷物；再往外百里者赋纳禾穗；三百里外者赋纳带稃的谷物；四百里外者赋纳粗米；五百里外者赋纳精米。
• 侯服：距离夏都城五百至一千里间的方国部落是夏后氏的氏族诸侯部落的封地。先小后大，五百里至六百里为采地[註 163]（即卿大夫的封地）；六、七百里为男爵小国；八至千里地为侯伯大国。
• 绥服：距离夏都城一千至一千五百里为夏后势力所及的边缘区域。其三百里内的可推行掌管文化教育，二百里外的推行发挥武威卫戍。
• 要服：距离夏都城一千五百至二千里为夏后氏必须通过结盟交涉的方法而施加影响的区域。三百里内通过同盟和平相处，二百里外为夏民的流放地。
• 荒服：距离夏都城二千至二千五百里处为其他部落的疆域，与夏后氏只有间接的沟通。三百里内的是各少数部族，二百里外是流放地。[參 116]

九等和五服的描述是周人对夏朝赋纳经济的看法，非必夏代实况。如铁、镂不大可能是夏代所见物品，夏时期的诸侯爵位也无法考证。但是其中反映的一些看法，如夏后根据道途远近及各地生产情况来缴纳不同的产物，应当为夏代实况[參 10]。

论述夏朝的赋纳制度，《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註 164]而贡，殷人七十[註 164]而助，周人百畝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參 29]，意在夏人的“贡”、殷人的“助”和周人的“彻”制度实际都是在缴纳民户年产总和的十分之一，而且夏商周三代的田赋制度一脉相承，顾炎武更据此认为“古来田赋之制，实始于禹”[參 117]。周朝的什一法是将一家民户在数年之间的收成总和平均后取出一个中庸常数作为缴纳数量[註 165]，以夏朝的生产力和政权辐射力看，还没有能力履行这种实物地租制度。孟子记载的“贡”字，意味着民众与贵族间没有太大的强制成分，而且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愿性。这种民众自主性质的赋贡制度符合夏时期落后的生产力与夏后氏尚不完备的政权机构的情景，也接近于原始氏族部落的民主经济秩序。夏朝末期，夏后氏与方国部落的关系恶化，夏后桀四处讨伐，他提升田赋数额以充军费，从而加重人民负担，激化不满情绪，使之最终离弃夏后投奔商汤。征夏之际，汤曾誓言于众，“‘夏罪其如[註 166]？’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指诉桀的主要罪状。桀在什一“贡”赋之外征役民兵，而后民众不满便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转看殷商的“助”法制度，平民百姓在农业生产义务外另有以兵役为主的徭役责任，其结果是助法体系下的商族的可动员兵力大于夏后兵力[參 10]。

古文献记载夏时期已具备较完善的刑法制度。《尚书·吕刑》中说道“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便是指周穆王将夏朝的《赎刑》作为制定周国刑法制度——《吕刑》的重要参考。而文中提到的《赎刑》很可能与《左传》“夏有乱政，而作禹刑[註 167]”的《禹刑》[註 168]实为一物[參 119][參 120]。然《赎刑》[註 169]、《禹刑》是否为夏之刑法，具体内容如何，今已无可考。《左传》中引述《夏书》中关于夏时刑法载“昏[註 170]、墨[註 171]、贼[註 172]，杀”[參 121]，指触犯昏、墨、贼这三种罪过的人要判死刑。晋国叔向称这种刑法为“皋陶之刑”[參 122]。虽然死刑观念应在新石器时代早已产生，但禹的理官皋陶可能是第一个将死刑法律化的人物[參 47]。夏后槐的“圜土[註 173]”[註 174]、商汤被夏桀囚禁的“夏台”便是夏时的监狱[註 175]，为中国史书记录最早的监狱[參 22][註 176]。圜土是一种原始的监狱，在地下刨挖圆形的土牢，在地上搭架篱笆圈围土牢[參 47]。《大禹謨》谓“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參 125]，评价夏后立刑法是对民众进行治理的一种手段[參 10]。

在夏代，农业文明有较大的发展。《论语·泰伯》载禹“盡力乎溝洫”[參 139]，变水灾为水利，服务农耕。其实水利技术的应用是黄河流域人民在劳动实践过程中慢慢积累开发出来的，并非大禹一人所为[參 25]。传说禹的大臣仪狄开始酿造酒，夏后少康又发明了秫酒的酿造方法。新石器时代后期中原文化中的龙山文化就有了酿酒的习惯，到了生产力更强的夏代，酿好酒、饮好酒变成了一种权力和财力的象征[參 140]。古文献中记载到的“杜康造酒”[參 141]、“仪狄作酒”[參 142]、“太康造秫酒”、“少康作秫酒”[參 143]等传说都可以佐证酒在这个时期的重要性。夏商西周时期的酒均为度数不高的粮食酒，并不浓烈。《礼记·玉藻》中记载古人饮酒饮三爵后依然肃静脑明[註 190]。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探索出农事季节的规律，现代仍旧流行的有时称为夏历的農曆可能是在夏代编成的。畜牧业有一定发展，还有一些专门从事畜牧业的氏族部落。如有扈氏在甘战败后，被贬为牧奴从事畜牧工作。三代庶民的主食是由各类谷物做成的粥饭。将黍、粟、稷、稻煮成稀粥、浓粥食用，社会上层则多食干饭，偶食青菜。只有在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时才宰牲，礼肉置于鼎内在地下储藏[參 145][參 146][參 147]。在多处二里头文化遗址都有发现黍壳、稻壳的遗存[參 27]。

《考工记》记载，“夏后氏上匠”[參 148]，表明夏后重视手工生产业。夏朝一代成功地将中原文明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细石器、骨角器、蚌器等新石器时代的器物逐渐被陶器、漆器、玉器、绿松石器、红铜器和青铜器取代。

相传尧舜时期已经使用漆器，夏禹时作为祭器使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參 149]。远古时期木、漆器具被人民广泛利用，但木制品容易腐朽，不易保存，现代发掘出的器件较少。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几件漆器的木胎都已腐去，但仍可辨出器形。从器形研究，有漆筒、漆鼓、漆钵、漆豆、平底漆盒、漆制棺材等多种。夏代玉器制造已有相当的水平，《左传》记载周初分封鲁国公伯禽时，赐予传世宝玉，“夏后氏之璜[註 191]”[參 150]。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有玉戈、玉刀、玉圭、玉琮、玉板、玉钺等多种。这些玉器用于礼仪形式的装饰物品，并非实用工具。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出土文物中有中国最早的青铜兵器，与“禹穴之时，以铜为兵”的记载一致[參 151]。铜器种类繁多，有戈、刀、锛、凿、锥、鱼钩等多种青铜工具和武器。此外还发现如木炭、红铜渣、陶范片、坩埚片等青铜制造的痕迹[參 47]。

夏代新石器时期，纺织业有了进步，出现了原始的织布机，纺织原料在社会下层多为葛、麻，社会上层多用毛[註 192]、革，当时已经有了染衣的习惯[參 153][參 152]。虽然至今尚未发现二里头文化使用丝绸的考古证据，但在更早的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都有相关的考古发现[參 154]，再结合《夏小正》的记载，“三月，……攝桑。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妾、子始蚕。[參 155]”，夏人使用过丝织品也在情理之中[參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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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陶酒觚（196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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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铜酒爵
  （198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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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铜管流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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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孔玉刀
  （1975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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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陶空足鬹
  （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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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陶蛋壳高柄杯
  （1976年山东诸城呈子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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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陶蟾蜍塑
  （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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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件绿松石镶嵌青铜兽面牌饰[註 193]
  （1981、8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盐铁论》记载，“夏后以玄贝”[參 158]，说明汉人认为夏朝使用贝币。世界诸多远古文化都以天然贝蚌作为货币使用，其前提是必须具备足够的数量并且有长期供应海贝的渠道，然而夏后氏是河流文明，它的势力范围局限于黄河中下游，直至中晚期才扩张到黄海之滨，之前又长期与东方夷族敌对，不大可能存储太多的贝蚌。夏代的商业交易更可能是通过谷粟粮食以及牛羊牲畜等生存的必需品来完成的。在二里头遗址发现天然海贝、蚌贝，以及骨贝、石贝、铜贝等人造贝，可能充当货币使用[參 47]。

夏代，社会上下开始形成阶级，艺术品亦随之分化。广众的下层人民使用的器物造型实用，纹饰简单，向朴素的审美方向发展。而上层贵族王亲垂青的礼器向着纹饰复杂、造型万变的方向演变。下层器皿纹饰以简单的几何图纹居多，或有牲畜纹、鱼纹等一些与农业生产相关的题材。上层礼器纹饰多见繁杂的云雷纹、眼纹、蛇纹、兽面纹等，题材多与鬼神相关[參 163][參 156]。河南龙山晚期文化与二里头早期文化的陶器制造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一种黑陶杯具胎片薄如蛋壳，称作“蛋壳杯”，其灰黑的光泽远看仿佛金属制成。器表还刻有花纹镂孔。二里头出土的二、三期陶器表面多施有蓝纹、绳纹或方格纹等饰纹，又偶见指甲纹、划纹、羽毛纹、圆圈纹、镂刻等几何图案[參 27]。三代只有实用器物的装饰艺术，而缺乏从纯艺术动机出发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參 156]。

在山西夏县东下冯二里头文化遗址发掘的造型接近商周时期青铜礼磬的石磬

中国早在九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就有乐器出现[註 199]。有关音乐在中国的起始，文献记载众说纷纭。《吕氏春秋·古乐篇》和《尚书·益稷》记载帝喾、帝舜时期便已经有多种乐器，其中一些乐器的名称古书语焉不详[參 164]。《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開[註 119]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髙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參 165]”，传说夏后启乘龙做客天宫，从天帝那里偷取《九歌》、《九招》、《九辨》自己享用，于是人间有了歌乐[參 14]。《吕氏春秋·音初》记载大禹在东南巡视时遇到涂山氏之女，涂山氏作“候人兮猗”歌一首[參 166]，这是文献记载中国最早的情歌，一说是汉代的南音之始[參 167]。《周礼·大司乐》记载夏人为歌颂大禹治水的功劳，表演《大夏》，泛作祭祀山川的乐舞[參 168]，直到战国时期还被鲁国当作宫廷舞乐演出[參 169]。《礼记·祭统》记载“八佾以舞夏[參 170]”，八人为一佾，八佾是六十四人组成的纵横相等的表演方队，按照周代的礼法只有周天子才可以用如此大型的方队[註 200]，可见《大夏》等级之高。夏时期的乐器以骨、木、石、革、陶制作，种类包括摇响器、响球、笛、哨、鼓、磬、钟、铃、埙、号角等。相对周边的考古文化，二里头文化出土的乐器颇为匮乏[參 163]。1960年在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层出土一件灰陶埙，空心，橄榄形，顶部有一小吹口，腰中部一侧有直径0.4厘米的音孔，据测试可发出音分为40和47的a♯、c二音[參 14]。又发现长55.5厘米、高28.5厘米、厚4.8厘米的石磬，其造型已接近商周时期的青铜礼磬[參 83]。

夏代人民主要以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形式进行文学创作。歌谣题材多与劳动生活密切相关，而神话则用来解释自然界的一些深奥事物。然而这些口头文学没有传流于世，在考古领域发现与夏同时期的文字材料之前，是无法更深入地研究夏代文学的。这可以称作是中国文学艺术前的艺术期[參 171]。周人崇尚夏朝文化，在方方面面仿效夏人作为。语言方面，周人认为夏朝的通用语言是“夏言”[註 201]。上古“夏”、“雅”相通，“夏言”又称作“雅言”，是周朝社会上层人士交流使用的语言，周代的《诗经》便是以雅言写作[參 172]。

冶鑄铜業是夏朝新興的重要手工業。二里头一、二期文物中出现玉製礼器，说明其已经有相当文化水平。此外制陶业在夏代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极为重要的行业。至于青铜器，中国已经发现了二里頭文化的铜刀。如果二里头文化被认为是夏朝时期的文化，那么这件青铜器就是夏朝时期的。夏朝人使用的工具被认为是以石器为主。《周书》记载夏桀时，昆吾氏将泥坏烧作瓦片，说明夏朝晚期的建筑已经开始使用瓦片[參 173]。

先秦文献中有关于夏官奚仲造车的记载，薛国远祖奚仲被夏后任命为车正，监管造车事务[參 174]。《史记·夏本纪》又记载大禹治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船”说明车早在大禹时期就出现了。《左传》记载“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參 115]，说夏后把车作为赏功酬劳之物发配给下官。此外，《世本》有记载“亥作服牛[註 202]，相土作乘马[註 203]”[參 176]，并有殷墟卜辞佐证，证明同时期的商部族亦有马车[參 129]。

筏与獨木舟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中期就已出现，夏人长期依靠黄河、伊水、洛水河畔居住，舟筏应当也是常见的渡河工具。夏代在中后期步入青铜时代，金属工具的出现提供了建造木板船的条件，应当说木板船在中国最晚出现于夏代[參 177]。东夷部落居邻黄海之滨，拥有较高的航海技术，这是河流文明的夏后氏无法攀比的领域。《论语·宪问》记载，“羿善射，奡[註 204]盪[註 205]舟[參 30]”，奡即寒浞之子浇[註 64]，说他是一位善于操驾舟船的人物，而且其中的“荡”字可以说明这是一种有目的、用人力操控的航行，不再是原始的漂泊。《禹贡》道，“朝夕迎之，则遂行而上[參 85]”，记载夏人懂得利用潮汐规律作近岸航行。

夏人可能已經掌握許多天文、曆法知識。《左传·昭公十七年》引自《尚书·夏书》道，“辰不集于房”[註 155][參 112]，指太阳不在房屋的上空完整出现，这便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关于日食的记载[註 206]。《竹书纪年》载夏桀十五年时，“夜中星陨如雨[參 59]”，又是中国最早关于流星雨的记录。《太平御览》引《孝经钩命诀》道，“（禹時，五）星累累如貫珠[註 207]，炳炳若連璧[註 208]。[參 179]”，记录夏初期曾发生罕见的金、木、水、火、土“五星聚”的天文现象[註 209]。夏朝晚期的三位君主，胤甲（廑）、孔甲、履癸（桀），都以天干为名，这种做法近似商朝君王的命名方式，如若实为夏时称谓而非殷周人附会的别名，则可以说明干支纪日法在夏晚期已经出现[參 27]。根据《竹书纪年》，夏商更替之际，谈到了“黄色的青蛙、昏暗的调养、三个太阳、七月结霜和五谷凋零”等奇异现象。

《论语》中孔子主张“行夏之时”[參 181]，至今中国传统農曆还有别名“夏曆”，这些迹象可以说明夏时为农业生产需要，结合积累的天文知识编成简单的曆法。“夏曆”在《诗经》、《左传》、《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中都有记载，至少在周初的唐国（即晋国）境内通用。《大戴礼记》引述的一篇《夏小正》，其经文部分文句简奥，不似东周文风，最迟成书于春秋早期，是中國最早的曆書，对各个月份的物候、气候、星象信息做了简单的記錄。《夏小正》根据月球的盈亏将一年分作十二个月，但没有五年置二闰月的迹象，亦无四季的分别。在五月记载“时有养日”，在十月记载“时有养夜”[參 155]，《左传》注解“养者长也”，说明《夏小正》的五月份里有白昼最长的一天（即夏至），十月份里有黑夜最长的一天（即冬至），然而华北平原的冬至应在十一月而非十月，说明这种曆法尚不准确，制成年代比较原始[參 25]。

根据马克思历史理论，夏、商、周三代被定性为奴隶社会，此观点争论较多。奴隶社会以社会下层的广大奴隶群众为主要生产角色，然而就传统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发掘工作并没有发现中国上古时期广泛实行奴隶制度的迹象[參 10]。卡尔·马克思总结古希腊、古罗马和古日耳曼民族的社会历史提论，原始社会的原生形态在向文明迈进时，衍变为次生形态，奴隶或农奴制度取代原始的氏族公社，他认为原始氏族制度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古代的中国，氏族制度并没有消失，而它在很长的时期内顽强的保存着。在国家的萌芽期，原始的氏族公社制度无法承载对广大区域进行有效管理的任务，从而衍变为一种氏族封建的世袭制度。又在西周时期衍变为宗法封建制度[參 206]。有效的施行奴隶制度需要一个完善的中央集权体系和一个强大的军事势力，这是夏代不具备的。中国在三代时期曾施行过小规模的奴隶制度，但始终没有达到西方文明的规模。在古希腊的城邦里奴隶人口普遍超逾自由人口，奴隶人口占古罗马意大利半岛总人口的四成以上。三代社会的主体分别是“众人”和“庶人”，尽管社会地位低下，他们还是有家有户的平民，其生产作物通过“贡”、“助”、“彻”赋交于上，而不是奴隶制下的无偿掠夺[參 183]。真正的奴隶只是比例占少数的罪人和战俘，他们并没有取代庶民主体成为三代社会的主要劳动力，而更多的是用于人祭[參 207]。

偃师二里头遗址三期陶纹汇集

据文献记载中国最早的文字始于黄帝時期的倉頡造字，但根据考古学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為盘庚遷殷後的商朝文字，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殷墟的甲骨文字是一套发达的文字表述系统，至今发现有五千余字，其中解读约三分之一。汉字作为一种象形文字，成字年代理应较早，甲骨文字前必有一套更为原始的文字表述系统，只是目前尚未发现。中国境内在新石器时期就有绘刻于陶器上的陶纹[註 220]出现。这种纹饰的形状有许多类似后期的文字，疑是象形文字的原始雏形。一些陶罐器皿表面绘刻“一”、“二”、“三”、“Ⅿ”、“×”、“”、“十”、“∧”等简单数字符号，可能用于标示罐器容量。二里头遗址发现陶纹符号二十四种，或许是一种原始文字[註 221][參 235]。由于这些陶纹多以简单的字符出现，没有构成语句，所以无法肯定它是用来表示語素的正统文字。学者徐中舒甚至反对将这些符号视为文字，指出夏朝更多使用的是结绳、刻木记事。

《左传·哀公十八年》引自《尚书·夏书》记载“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參 185]”，讲述夏后有专司占卜卜筮的官员——官占。占卜时，先由官占发布命龟之辞，向天神表达祈求的意愿，而后再用龟甲进行卜筮，描述的做法近似晚商殷人的习惯，若这段记载属实，那么夏人可能有过类似殷人《卜辞》的甲骨文字[參 10]。然而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卜骨只灼不刻，尚未发现类似殷墟卜辞的文字迹象。徐中舒认为汉文字滥觞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其后被殷商继承，而黄河中游的夏文化并没有同时期使用的文字，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卜骨上没有发现文字便是默证[參 236]。

《史记》乃西汉作品，其中记述最早的夏殷二朝在其成书年代，已覆亡逾千年。太史公司马迁称商朝为“殷”，但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殷”字出现的次数不是很多，而殷人自称“大邑商”却很频繁[註 222]，“殷”可能是商的诸侯国和方国根据商朝最后的都城所在地而附上的他称，而“夏”则应为周人附称。太史公引用的文献应当也是周人所作。现夏人的自称已佚，亦不明殷人是否另外附予夏人他称，在卜辞的记载中可能使用了别称称呼夏族。

从吉尔伽美什到诺亚方舟，大洪水是世界诸多民族远古传说中共有的成分。鲧禹治水是洪水传说的中国版本，整个治水过程改变了黄河中下游文明的格局，为中国进入国家文明提供了契机与条件[參 238]。大约在公元前24世纪至前22世纪，北半球气候大幅降温。文献记载舜派禹伐三苗时，“夏有冰……五谷变化”，气候异常。前22、前21世纪交替时，气候突变，普遍转暖，游牧文明逐渐转向定居的农业生产[參 239]。温度上升加速了冰川的融化，北半球许多河流的中下游聚居区域发生洪灾[註 223]。根据地质学研究，黄河在公元前2050±150年有过一次大变道，由东流（山东入海）转为北流（河北、天津入海）[參 240][參 241]。这次洪水泛滥影响到中下游诸多互不相干的氏族部落，治水需要一个诸族听命的中央权力来指导，于是鲧、禹被举荐。他们来自洪水影响相对小的中游地区。治水成功后，夏后氏不仅没有放弃非常时期授予的权力，反而集中权力建立王朝[參 242]。这次洪水可能延续了一、二百年，居于下游的商部族首领冥，在夏朝中期[註 224]还曾在治水过程中丧命。豫西、晋南的河南龙山文化在二里頭文化中得到了延续，而洪水前兴盛的山东龙山文化在此时衰落，甚至出现文化倒退[參 25]。史前洪水发生的真实性从侧面证实了夏朝前夕的历史，同时也揭露了鲧禹治水记载中的一些可疑之处。文献归结鲧治水的失败在于堙障，而禹的成功在于疏导，但是堵障洪水是一贯的抗洪举措，不至于使鲧被殛死。屈原质疑，“洪泉极深，何以窴[註 225]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河海应龙？何尽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參 48]”，无解大禹是如何制服洪水的。疏通九川，开辟九州等浩大工程非人力所及，这种千年一遇的大洪水即便在现代也难以控制，很难相信禹是仅靠疏导河流制服洪水的。大禹在位时，气候好转，季风降雨正常化，植被恢复，各大河流完成改道，洪灾自然也随着气候的改善而减少，这可能更接近于事实[參 240]。

2016年7月「科學」期刊（）刊登論文，南京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吳慶龍和普渡大學教授葛蘭傑聯合研究，表明公元前1920年左右青海省地區有過大地震引發的山崩，之後堰塞湖阻斷黃河，幾個月後積水滿溢時潰堤，導致大洪水，為禍下游2000公里，洪水高出現代河水位達38公尺。所以大禹年代大洪水是可能存在的，只是年代後推並非是一般認知的五六千年以上而是四千年左右為大禹時代，那時若有一人帶領眾人疏導河水求取生路，最後取得政治領導權是有可能的[參 243]。而所謂的疏導可能也並非神話誇大的改道黃河或大支流，而是在當時有限人口的居住區周圍開導水的溝渠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