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

• 《韓非子‧五蠹》說：「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
• 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最後說："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認為它的思想内容和商鞅所從事的政治活動相符合。
• 《漢書-藝文志》著錄《商君》二十九篇， 班固注曰：「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

《諸葛武侯集》中始有《商君書》之名，又稱《商子》，《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或著錄《商君書》，或著錄《商子》，皆曰五卷。現有二十六篇，其中第十六篇存目無文，第二十一篇有錄無文，實存二十四篇。《商君書》有嚴可均校本，近人朱師轍撰有《商君書解詁定本》，王時潤撰有《商君書集解》。宋代鄭樵《通志·藝文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都說今亡三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說今亡其一，可能是他們所見的版本不同，因而所記的缺佚篇數也不一樣。《群書治要》卷三十六引《商君書-六法》中一段，實際只有二十四篇半。

據後人考證，多為商鞅之後的人，「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論，以成是編」(《四庫提要》)。《商君書》中《更法》、《錯法》、《徠民》等多篇涉及商鞅死後之事，顯非出自商鞅之手。《四庫提要》雲「殆法家流，掇鞅餘論，以成是編」，應是商鞅及其後學的著作彙編，其中著重論述了商鞅一派的變法理論和具體措施。

《商君書》着重論述商鞅一派在當時秦國施行的變法理論和具體措施。

• 《更法》篇第一 詳細記述了商鞅與甘龍、杜摯在秦孝公面前爭論變法的問題。
  • “愚者暗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商鞅認為改革和訂立新法不可以顧慮群眾的想法，當權者只要謹記法令的目的是為了愛護人民即可。
  • “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這兩種人的才能只足夠守法和當官，不具備先見之明，因此不能和他們討論改革和訂立新法。

• 《墾令》篇第二 提及開墾荒地的各種法規條文，總共二十條。
  • 整頓吏治，使官員不得侵犯農民的私利，於是農民利益受到保障又有空閒的時間(免受官司騷擾)，那麼荒地就必然得到開墾了。
  • 依照糧食產量去征稅，統一法則使官員不敢違反，於是年長的人民不會對君主和官員有所不滿，就會致力於務農；年輕的人民則模仿年長者，那麼荒地就必然得到開墾了。
  • 國家不受外國的影響去決定升官晉爵，那麼人民就會輕視學問而重視生產；輕視學問令人民不會去外國交流，使國家免受危險；國家安全而人民重視生產，那麼荒地就必然得到開墾了。
  • 那些依附豪門的食客不事生產，損害農業。因此要按食客的數目加重稅收，使遊手好閒的人沒法混飯吃；於是他們就會去務農，那麼荒地就必然得到開墾了。
  • 禁止僱用奴隸，那麼富裕的家庭也無法不勞而食，生性懶惰的人也被迫從事勞動，那麼荒地就必然得到開墾了。
  • 加重對奢侈品的征稅，減少人民的驕縱浪費，令他們更專心務農，那麼荒地就必然得到開墾了。
  • 用重刑和連坐法，使人民不敢犯罪；社會沒有犯罪，那麼荒地就必然得到開墾了。

• 《農戰》篇第三 商鞅認為富國強兵的關鍵在於重視農業和戰爭，本篇論述國家應以何種政策引導人民專心從事農業和戰爭。
  • 君主勉勵人民靠的是賞賜官職爵位；國家安定富強靠的是農戰。因此國家按農戰的功勞去分封官爵就會富強，相反就會貧弱。
  • 人民見到獲得官爵只能通過農戰，就會變得純樸而專注農戰；人民見到可以迴避農戰去獲得官爵，就人人都不會用心參與農戰。
  • 君主設立法制，按農戰的功勞去任免官爵，人民就不會浪費時間尋找其他加官進爵的方法，於是農戰就能良好地執行；君主按自己的判斷，推測那些人有智慧可以當官，人民就會盡力裝扮出充滿學問的模樣去迷惑君主，於是君主受到迷惑，農戰就會荒廢。
  • 儒家推崇詩書、儒仕喜好辯論，君主任用這些人當官，人民就有樣學樣，紛紛逃避農戰而去學詩書辯論，於是國家積貧積弱就無可避免了。
  • 農戰艱辛而辯論輕鬆，因此一千人之中即使只有一人能靠辯論去獲得官爵，則人民都會放棄農戰而從事辯論。所以國家務必統一全國法制，令所有人都只能靠農戰去獲得官爵。
  • 國家之所以危險，君主之所以擔憂，是因為糧食不足或者敵國侵犯。能夠解除國家危險的是農戰而不是辯論。因此國家要禁止人民學習無用的學問，讓人民集中時間和精力從事有益的事業。

• 《去彊》篇第四 論削除不聽從政令的的人民，具體手段包括「貧治」、刑罰、農戰、法治等等。
  • “國以善民治姦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姦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彊”《商君書·去彊》。國家把以對善人的寬大來治理奸惡的人民，國家必然陷入動亂，衰落。而如果國家以對付惡人的謹慎来治理善民，國家就可以穩定强大。
  • “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彊。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者弱”。國家富裕而用貧窮的方法去治理，叫雙重富裕，雙重富裕的國家一定強；國家貧窮而用富裕的方法去治理，叫雙重貧窮，雙重貧窮的國家一定弱。
  • “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蝨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日行。六者有樸，必削”。農民、商人和官員是國家基本的三種職業。這三種職業會產生六種職業蝨害。國家讓這六種職業蝨害生了根的話，必定會衰弱。
  • “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儒家推崇的十種品德，國家有這十種東西，君主即使下令人民去作戰人民也不會服從，這樣國家必定會變得弱小並亡國；國家沒有這十種東西，人民就會服從君主的命令去作戰，這樣國家必定會興盛並稱王稱霸。
  • “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刑罰重而獎賞輕，那麼君主就會愛護人民，人民也就會為君主拼死效力；刑罰輕而獎賞重，那麼君主就不會愛護人民，人民也就不會為君主拼死效力。
  • “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彊”。對個性怯弱的人民(佔大多數)施加刑罰，那麼怯弱的人也會有勇氣去作戰；對個性勇敢的人民(佔少數)施加獎賞，那麼勇敢的人更加會拼死作戰。當怯弱的人都有勇氣去作戰，勇敢的人能夠拼死作戰，國家一定會所向無敵，必定會強大。
  • “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彊”。培養出力量的國家如果不將力量用於攻擊他國，那麼積蓄不用的力量會反過來傷害本國，這叫做「自攻」，「自攻」的國家一定弱；生產出力量並用於攻擊他國，叫做「攻敵」，「攻敵」的國家一定強。
  • “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故曰：行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彊；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使用刑罰能夠令人民不犯罪的話，刑罰就不必經常使用，於是國家就得到治理；使用刑罰卻未能令人民不犯罪，刑罰就要不停地使用，這樣國家一定會混亂。所以說：輕罪也用重罰，於是刑罰就不必經常使用，國家必定強大；重罪重罰而輕罪輕罰，結果犯罪依然不停發生而刑罰也不停使用，這樣國家必定弱小。

• 《說民》篇第五 說民即是論述人民相關的問題，全篇分析如何管治人民能夠令國家富強
  • “八者有羣，民勝其政。國無八者，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彊”。八者指儒家推崇的八項品德。商鞅認為國家的公益與人民的私利有對立的一面，當人民的力量勝過政策的力量就會使政策失效而公益受損，儒家推崇的品德是增強了人民的力量而令國家受損。
  • “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姦，則民親其制。合而復者，善也；別而規者，姦也。章善則過匿，任姦則罪誅。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用善良的方法去管治人民，那麼人民就會親近自己的親人，於是就會聯合起來互相隱瞞過失，這樣民眾的力量就會勝過法制；用奸險的方法去管治人民，那麼人民就會服從法制，於是就會互相疏遠並監督他人，這樣法制的力量就會勝過人民。
  • “國法作民之所難，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國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難，而以言攻者，出十亡百”。作戰艱辛而用言辭游說他國輕鬆，國家的法制鼓勵人民做困難的事(作戰)，那麼在需要作戰的時候人民也會覺得作戰是輕鬆，於是這樣的國家出一分力量就能得到十分的收穫；國家的法制鼓勵人民做輕鬆的事(游說)，那麼在需要作戰的時候人民就會加倍地覺得作戰艱辛，於是這樣的國家付出十分的力量只會換來百分的損失。
  • “民貧，則國弱；富，則淫。淫則有蝨，有蝨則弱。故貧者益之以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國彊；富者貧，三官無蝨”。民眾貧窮的話國家就會弱，民眾富貴的話就會放縱並產生蟲害。解決方案是令每個人的貧富不停變換，對貧窮的人用刑罰去推動他參與農戰，藉農戰而變得富裕；對富裕的人用賞賜去誘使他捐獻財富，令他減少財富變得貧窮。貧窮的人變得富貴代表農戰得到執行，國家就會強大；富貴的人變得貧窮，那麼蟲害就得以杜絕。
  • “民之有欲有惡也，欲有六淫，惡有四難。從六淫，國弱；行四難，兵彊。故王者刑於九而賞出一。刑於九，則六淫止；賞出一，則四難行。六淫止，則國無姦；四難行，則兵無敵”。民眾有想達成的欲望也有厭惡的事情，欲望有六種(上文所說的六種蝨害)而厭惡的事情有四件(務農、作戰、捐錢和告奸)。國家讓人民順從他們的六種欲望就一定會弱小；能夠讓人民做到四件厭惡的事情就一定會強大。所以，善於治國的王者會在多個方面施行刑罰而只在一個方面(農戰)施行獎賞。在多個方面施行刑罰就能夠制止六淫；賞賜只從農戰給予就能夠實行四難，如此一來國家就能免於腐敗並兵強馬壯了。
  • “國治：斷家王，斷官彊，斷君弱”。一個治理得當的國家，需要將處理一般事務的權力下放給人民，使行政效率上升。當一般事務可以交給普通家庭去處理，國家可以稱王稱霸；當一般事務要交給地方官員去處理，國家可以強大；當一般事務要交給君主去處理，國家一定衰弱。
  • “故有道之國，治不聽君，民不從官”。承上一個論點，治理有方的國家，最終體現出來的情況是：行政管理實現人民依法自治，不必交由君主或官員去作出決斷。

• 《算地》篇第六 論及了計算土地生產力，計算人口的重要性和方法，也論及了治理人民的方法
  •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眾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徠”。君主的憂患是用兵作戰時沒有正確評估自己的實力，以及開墾荒地時沒有正確規劃土地。因此有些國家土地少而民眾多；有些國家土地多而民眾少。民眾多而土地少的國家需要開墾荒地；土地多而民眾少的國家就需要招徠外來的人定居。
  • “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同；民眾而不用者，與無民同。故為國之數，務在墾草；用兵之數，務在壹賞”。土地大而不去開墾，就如同沒有土地一般；人民多而不動用，就如同沒有人民一般。因此，治國之道是盡量開墾以善用所有土地，獎賞要全部集中在農戰上，以善用所有人民去參與作戰。
  • “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察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人民生存時就按利益去行事，也會考慮死後的名聲。因此君主治理國家必須考察人民是如何獲得名利。當人民的利益源於土地，那麼人民一定盡力開墾荒地；當獲得名聲的方法是為國作戰，那麼人民就願意捨命作戰。人民盡力開墾荒地，國家的土地就一定不會荒廢；人民願意捨命作戰，國家就一定能夠戰勝敵人。

• 《開塞》篇第七 提出了社會發展的三个階段：“上世親親而爱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這種歷史變化的觀點在哲學史上有重要的進步意義。全篇反覆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治國方法要根據社會體質而有所改變，世上不存在一種適用於任何世代的治國方法。
  • “民愚，則知可以王；世知，則力可以王”。當世人大多愚蠢的時候，有知識的人就可以成為王者；當世人大多有知識時，擁有力量的人才可以成為王者。
  • “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至彊而征諸侯，服其力也”。承上一個論點舉出史例：在古代因為世人要學習神農耕作的知識，因此神農可以成為王者；在商湯、周武王的世代，因為諸侯屈服於他們的武力，所以他們分別可以成為王者。
  • “聖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則後於時，脩今則塞於世”。聖人治國不應效法古人的方法，也不應該遵循現今世人的見解。因為效法古人的方法就沒有顧及現今的需要；遵循現今世人的見解就會受制於社會形勢而難有突破。
  • “古之民樸以厚，今之民巧以偽。故效於古者，先德而治；效於今者，前刑而法”。古時人民敦厚樸實，現今人民機巧虛偽。因此古代的有效治國方法是先用道德教化，然後再實行管治；而現今的有效治國方法是先用刑罰，然後再實行法治。
  • “刑加於罪所終，則姦不去；賞施於民所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姦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奸，則細過不失”。在犯罪發生之後才對犯罪者施加刑罰，這樣罪行不會消失；等到人民認同的義行發生之後才加以賞賜，這時過錯已經發生了。一個國家，當它的刑罰不能去除罪行而賞賜不能制止過錯，這個國家必定會混亂。所以王者用刑罰禁止犯罪前的行為，這樣大的罪行就不會發生；賞賜用於告發奸邪之人，這樣細小的罪行也不會被遺漏。

• 《壹言》篇第八 壹言指的是統一、專一。本篇再一次強調專注農戰，並論及制度如何結合於管治上。
  • “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國務不可不謹也，事本不可不搏也”。商鞅強調治國的關鍵在於建立制度和管治方法；處理國務；集中力量做好國家的根本(農戰)。
  • “制度時，則國俗可化，而民從制；治法明，則官無邪；國務壹，則民應用；事本搏，則民喜農而樂戰”。承上一個論點，制度切合時宜，那麼國家的風俗就會得到改善，而人民就會服從制度；管治方法明確，官員就不會做邪惡的行為；國家政務統一，人民就知道如何順應政策並加以實行；集中力量做好國家的根本(農戰)，人民就會喜歡參與農耕和作戰。
  • “夫聖人之治國也，能搏力，能殺力。制度察則民力搏，搏而不化則不行，行而無富則生亂。故治國者，其搏力也，以富國彊兵也；其殺力也，以事敵勸民也”。聖人治國之下，國家能集中力量也能消耗力量。集中了人民的力量卻不轉化，力量就不能發揮；人民為國家發揮了力量卻未能變得富裕，這樣國家就會生亂。因此，治理國家一方面要集中人民的力量以達成富國強兵；另一方面要消耗人民的力量，用於消滅敵人和鼓舞人民。
  • “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宜於時而行之，則不干。故聖王之治也，慎法、察務、歸心於壹而已矣”。法令不按照人民的實際情況而訂立，就不能做好；管治適合當時的形勢，人民就不會冒犯。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國家，他要做的工作不過是慎重立法、考察時勢以及將人民的心力集中在農戰上。

• 《錯法》篇第九 錯法指的是施行法令。本篇論及施行法令時的要點，包括公平、符合人性的賞罰原則，以君主約束自己服從法制，以達到法治的效果。
  • “古之明君，錯法而民無邪；舉事而材自練；行賞而兵彊。此三者，治之本也”。古時賢明的君主，施行法制之下人民自然就不做邪惡之事；推行政務之下人材自然就歷練出來；執行賞賜之下兵力自然就強大。這三件事是治國的根本。
  • “是以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於其勞，賞必加於其功。功賞明，則民競於功。為國而能使其民盡力以競於功，則兵必彊矣”。英明的君主必定只任用和賞賜立下功勞的臣子。賞賜功勞的原則清楚明白，那麼人民就會爭相立功。人民盡力爭相立功之下，國家兵力就一定會強大。
  • “人生而有好惡，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審好惡。好惡者，賞罰之本也”。人類天生就會有喜歡和討厭的事物，就是因為這樣所以人民是可以被管治的。君主不可以不了解人民喜歡和討厭的事物，因為這是君主施行賞罰時的根本。

• 《戰法》篇第十 本篇論及戰爭中的各項法則，特別指出戰爭勝負的關鍵在於政治清明。
  • “凡戰法必本於政。政勝，則其民不爭。不爭，則無以私意，以上為意。故王者之政，使民怯於邑鬬，而勇於寇戰。民習以力攻，難，難故輕死”。任何戰爭策略的根本都在於政治，在政治上佔有優勢，就能使人民不私自爭鬥。人民不私自爭鬥，就不會逞個人的意志而服從君主的意志。所以王者的政治，能夠令人民不敢與自己鄉里的人打鬥，而勇敢地與敵人戰鬥。要讓人民習慣以實力去攻擊敵人的困難的，但王者之政能夠令人民連這種困難的事都做得到，而這樣的人民就能不怕死地作戰。
  • “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勿與久；敵眾勿為客；敵盡不如，擊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謹，論敵察眾，則勝負可先知”。軍隊出動前就要估算敵人的實力。當敵人的政治比我方更清明，就不要和他們作戰；當敵人的糧食比我方多，就不要與敵人陷入持久戰；敵人眾多就不要向他們進攻；敵人一切條件都不及我方時，就要果斷攻擊他們，不要有所猶疑。所以說，用兵的大規律是謹慎，只要小心研究敵人的軍情，那麼戰爭的勝負就能預先知道。
  • “王者之兵，勝而不驕，敗而不怨。勝而不驕者，術明也；敗而不怨者，知所失也”。稱王天下的軍隊，他們取勝時不會驕傲；落敗時不會怨憤。之所以取勝時不會驕傲，那是因為實力高明，理所當然取得勝利；之所以落敗時不怨憤，是因為了解自己失敗的原因，不會重蹈覆轍。
  • “若兵敵彊弱，將賢則勝，將不如則敗。若其政出廟算者，將賢亦勝，將不如亦勝。持勝術者，必彊至王。若民服而聽上，則國富而兵勝。行事必久王”。與敵人相若的敵人作戰，那麼我方將領有才能的話就能獲勝，將領無能的話就會落敗。但若果作戰是經由決策層仔細部署之下發動，那麼我方將領有才能自然能獲勝，即使將領無能也一樣能夠獲勝。國家掌握了克敵制勝的方法，必定會強大已至於稱王天下。若果人民服從君主的統治，那麼國家自然會富強而軍隊作戰必然會得勝，如此一來必定長久稱王天下。

• 《立本》篇第十一 立本指的是確立國家富強的根本，重點在於三項：在和平時期就貫徹法律和軍紀；訂立公正的賞罰制度；激發士兵的鬥志。
  • “凡用兵，勝有三等：若兵未起則錯法；錯法而俗成；俗成而用具。此三者必行於境內，而後兵可出也”。任何用兵作戰要取得勝利必須經過三個步驟，先在國內訂立法規，人民習用法規之後形成風俗，風俗穩定下來才確立了制勝的基礎。唯有在國家內徹底做好這三個步驟，才可以向外出兵。
  • “故恃其眾者，謂之葺；恃其備飾者，謂之巧；恃譽目者，謂之詐。此三者恃一，因其兵可禽也”。(軍隊)自恃人多勢眾的，就像用茅草蓋房子，雖然多但不結實；自恃裝備美觀的，叫做浮華取巧，並不實用；自恃虛名美譽的，叫做欺詐虛偽。軍隊只要倚靠了這三種方式任何一種，就會被敵人俘虜擒獲。

• 《靳令》篇第十三 靳令指的是嚴格執行法令。全篇反覆指出辯論、儒家推崇的品德、刑罰太輕、賞罰不公等等均會危害法律的權威性，因此善於治國的君主必須知道如何排除這些危害。
  • “靳令，則治不留；法平，則吏無姦。法而定矣，不以善言害法”。國家能夠嚴格執行法令，那麼政務就不會被拖延；執法公平的話，官吏就不會作姦犯科。法令一旦確定下來，就不要讓人民用所謂的仁義道德去議論法令的正確性。
  • “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任用立下功勞的人當官，人民就會專心立功而少作議論；任用所謂品德良善的當官，人民就會不斷議論甚麼是品德良善(因而不做實事)。
  • “國貧而務戰，毒生於敵，無六蝨，必彊；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有六蝨，必弱”。國家貧窮依然致力於作戰，這樣毒害就會出現於敵國，而本國就不會生出六種蝨害(見第四篇)，這樣國家一定會強大；國家富有還不參與戰爭，這樣苟且偷生的事情就會在國家內發生，六種蝨害也會在國內生長，這樣國家必定會變得弱小。
  • “國以功授官予爵，則治省言寡，此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國以六蝨授官予爵，則治煩言生，此謂以治致治，以言致言”。國家按人民立下的功勞去任用官爵，人民就會專心立功，於是政務簡明而言論減少，這就叫用政務去除政務，用言論去除言論。國家按六種蝨害去任用官爵，於是人民議論紛紛，官員執行法令是要克服更大阻力，這就叫用政務導致更多政務，用言論導致更多言論。

• 《修權》篇第十四 修權即整治、行使權力。本篇首先指出治國的關鍵在於法制、信任和權力得以正確運用，然後反覆強調公私分明對正確運用法制、信任和權力的重要性。
  • “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治理國家靠的是法制、信任和權力。其中法制和信任是由君主與臣下所共同建立和遵守的，而權力則是由君主單方面掌握的，君主失去對權力的絕對掌握就會有危險。
  • “君臣釋法任私，必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君主或臣下不遵守法制，按私自的利益去解釋法制，國家一定會陷入混亂。所以要立法明確確定每個人的職權，使每個人都不以私人的利益而損害法制，這樣國家就能得到治理。
  • “法者，國之權衡也”。法制是國家判斷人民功勞的標準。
  • “先王知自議譽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之，毀公者誅之。賞誅之法不失其議，故民不爭”。之前的君王明白到不可以信任私議或個人的讚譽去決定賞罰，所以立法清楚確立賞罰的標準，符合規定的就給予賞賜，危害公共利益的就施加懲罰。賞罰的標準由法制確立而不交由私人議論，所以人民就會服從法制而不作爭議。
  • “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則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則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則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則毀譽之臣在側”。大多數的臣下都是投君主所好，因此當君主愛好法制，臣下就按法制去服務君主；當君主愛聽信身邊的人私自議論，臣下就會以美言參與議論。所以當君主愛法制，那君主周圍就會充滿正直之士；當君主愛聽信私自議論，那君主周圍就會充滿進讒言的奸臣。
  • “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疾賢，而不肖者不妒功”。法制做到公私分明，那麼即使是心胸狹窄的小人也不會妒嫉賢能的人，能力不足的人也不會妒嫉立下功勞的人(因為標準清楚分明)。
  • “夫廢法度而好私議，則姦臣鬻權而約祿，秩官之吏隱下而漁民”。(君主)廢除法制而聽信私下議論，那麼奸臣就會私下賣官去賺取利益，而官吏就會隱瞞民情並漁肉百姓以圖利。

• 《賞刑》篇第十七 本篇重點論及賞賜、刑罰和教化百姓，並提出了賞賜、刑罰和教化的最高境界是不用刻意執行，猶如沒有賞罰和教化。
  • “聖人之為國也，壹賞，壹刑，壹教”。聖人治理國家，必然的做法是統一賞賜、刑罰和教化人民的標準。
  • “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不論是賞賜、刑罰和教化，最高境界都是最終不必再做賞賜、刑罰和教化。
  • “善因天下之貨，以賞天下之人。故曰，明賞不費”。(賞賜做得好，軍隊便無敵於天下)於是能掌握天下所有的財富，並以之賞賜給所有立功的人。所以說，(賞賜得法國家的得益必然大於付出)，所以高明的賞賜根本不會昂貴。
  • “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統一刑罰，對所有人都平等，令國家不存在不受刑罰規管的社會階級。
  • “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即使犯法的人在之前立下過功勞或善行，也不可以以此為理由減輕刑罰。
  • “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民不敢試，故無刑也”。使用重的刑罰，並且用連坐法向犯法者的親人問罪，如此一來人民就不敢嘗試犯法。當人民不敢嘗試犯法，國家就不必使用刑罰。
  • “夫故當壯者務於戰，老弱都務於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此臣之所謂壹教也”。(確立賞賜的唯一標準就是在戰場上立功)，於是正值壯年的人全部專心於作戰立功，連老弱的人都在防守國土時挺身而出，所有人為求功名連戰死都不後悔，生存下來的人互相勸勉大家要努力作戰。(不用國家強調，人民自動提倡和執行專心為國作戰的教化)這就是我所謂的「壹教」了。

• 《畫策》篇第十八 本篇再次強調二個重點觀念，第一是時勢對國家管治有重大影響，君主必須審時度勢；第二是法制營做出來的規範左右了人民的決定，法制得當就可以令人民為國家效力。
  • “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戰爭、殺戮和重刑都是人民所不喜歡的事情，但在時勢需要國家使用這些手段時，國家就可以用戰爭、殺戮和重刑以去除它們本身。
  • “彊國之民，父遺其子、兄遺其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無返。」又曰：「失法離令，若死我死，鄉治之。行閒無所逃，遷徙無所入。」”強大國家的人民，父親、兄長和妻子都會送兒子、弟弟和丈夫去從軍當兵，送別的時候說：「沒有取得勝利，就不要回來。」又說：「假如你違反法制和命令，你我都要按刑法處死，鄉里會治我們的罪。你在軍隊中沒有逃走的地方，我在國內也沒有可以搬遷的地方。」
  • “勢不能為奸，雖跖可信也；勢得為奸，雖伯夷可疑也”。(國家法制得當)使社會形勢不能作奸犯科，那麼連盜跖那樣的都可以信賴；(國家法制失當)使社會形勢容許人民作奸犯科，那麼連伯夷那樣的人都會顯得可疑。
  • “聖人知必然之理，必為之時勢。故為必治之政，戰必勇之民，行必聽之令”。聖人明白世事運作的道理，了解世界發展的時勢。因此推行政策一定能治理好國家，出兵作戰一定能使用勇敢的人民，發出命令一定能令人民遵從。

• 《境內》篇第十九 本篇具體說明國家賞罰制度的各項細節，其中包括以下各個方面：
  • 1) 爵位分二十級，每高一級可以擁有多六名奴僕。亦即是公開規定爵位等於社會地位。
  • 2) 任何持有爵位的人犯罪就要被降級。
  • 3) 爵位只能靠建立軍功去提升，上至將領、下至士兵全部一樣。
  • 4) 對於最低級的士兵，將每五個士兵編成一隊，以連坐法實施約束，任何一人在戰場上逃走則其他隊員都要被處死，但被連坐的人可以用一個敵人的首級換取免罪。士兵取得一個敵人的首級就可以提升爵位一級。
  • 5) 每一次開戰之前，士兵可以自願報名加入敢死隊在最前線衝鋒，賞賜比一般士兵更高，而且即使戰死也可以由族人去繼承爵位。
  • 6) 對於各階級的指揮官，根據其隊伍的人數，法制規定他們分別要交出一定數量的敵人首級，達標的指揮官提升爵位，連續兩次不達標的指揮官則被降低爵位。

• 《弱民》篇第二十 旨在闡述『弱民』與『強國』之間的相對關係。
  • “民弱國彊，民彊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商君書·弱民》。人民弱小國家就會強大，人民強大國家就會弱小，因此治理得道的國家一定要令人民弱小。
  • “民樸則弱，淫則彊。弱則軌，彊則越志。軌則有用，越志則亂”。人民純樸就會弱小，弱小就會循規蹈矩，循規蹈矩就會對國家有用；人民被放任就會強大，強大就會恣意妄為，恣意妄為就會令社會混亂。
  • “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彊”。政令做人民所厭惡的事，人民就會弱；政令做人民所喜愛的事，人民就會強。

• 《外內》篇第二十二 本篇強調國家須要在制度上優待戰士和農民，壓制儒士和商人，這樣國家才可以做好農戰。
  • “故為國者，邊利盡歸於兵，市利盡歸於農。邊利歸於兵者彊；市利歸於農者富。故出戰而彊，入休而富者，王也”。管理國家時，守備邊境所得的利益全數交給士兵，國內貿易所得的利益全數交給農民，這樣國家才會兵力強大而且富裕。

• 《君臣》篇第二十三 本篇再次強調法制對治國的重要性，君主的權威雖然也重要，但君主的權威也是靠尊重法制去維持，因此法制的地位至高無上。
  • “處君位而令不行，則危；五官分而無常，則亂；法制設而私善行，則民不畏刑。君尊，則令行；官修，則有常事；法制明，則民畏刑”。君主下的命令得不到實行，君主的地位就危險了；官職的分配沒有常規，國家就會混亂；法制訂立了但人民卻各自做自己認為是正確的善行，這樣人民就不會畏懼國家的刑法。相反地，君主地位尊貴，那麼他的命令就得以執行；官員清明，政務就有了常規；法制分明而得到實踐，人民就會畏懼國家的刑法。
  • “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英明的君主尊重法制，將守護法制放在個人喜怒之上，不符合法制的言論不聽信；不符合法制的行為不推崇；不符合法制的事情不去做。

• 《禁使》篇第二十四 禁使指的是禁止和使喚。本篇指出實施管治需要禁止人民某些行為(例如犯罪)，也需要使喚人民做某些行為(例如農戰)。然而官員和人民很容易形成利益共同體，互相包庇過失。因此君主要製造形勢使官員和人民互相監督和制約，如此才能對人民實施禁止和使喚。
  • “今恃多官眾吏，官立丞、監。夫置丞立監者，且以禁人之為利也。而丞、監亦欲為利，則何以相禁？”現今的君主治國靠使用眾多官吏，設立丞、監兩種官位去防止官員謀取私利。然而擔任丞和監的人也是會貪圖私利的人，這樣國家怎麼可能禁止官員貪污營私呢？
  • “別其勢，難其道。故曰：其勢難匿者，雖跖不為非焉。故先王貴勢”。(先王)辨別國家的形勢，使官員謀私的道路變得困難。所以說：形勢使罪行難以被隱匿，那麼盜跖那樣的大盜也不敢為非作歹。所以先王治國靠的是形勢(而不是官員眾多)。
  • “今亂國不然，恃多官眾吏。吏雖眾，同體一也。夫同體一者，相監不可”。現令管治混亂的國家，它們自恃官吏多。然而官吏人數再多也是一個共同的利益體，而作為一個共同的利益體是不可能互相監督的。
  • “且夫利異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為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為棄惡蓋非，而不害於親，民人不能相為隱”。讓官吏(和人民)之間互相利益不同，這就是先王實施連坐法的理由。所以最高境界的治國，夫妻、朋友之間都不能互相包庇、掩蓋犯罪，而這並不會傷害親情，這是因為周圍的群眾不容許他們互相包庇。

• 《慎法》篇第二十五 指謹慎實踐法制。本篇進一步說明法制最重要公平。因此君主要按法制用人，而不可按私人理由去任免官員。
  • “夫舉賢能，世之所治也，而治之所以亂。世之所謂賢者，善正也。所以為善正者，黨也”。現今世上的國家治理人民都靠任用賢能的人，然而這正是治理之所以混亂的理由。世人所謂的賢者，是善良和正直。然而善良和正直的名聲是靠眾人結黨成群互相吹捧出來的。
  • “夫以法相治，以數相舉。譽者不能相益，訾者不能相損。民見相譽無益，習相愛不相阿；見訾言無損，習相憎不相害也。夫愛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愛惡各以其正，治之至也”。用法制來實行管治，按規定去任用人材。這樣一來互相讚譽他人不能帶來利益，詆譭他人不能造成損害。人民見到互相讚譽他人不能帶來利益，就會形成相愛但不徇私的習慣；見到詆譭他人無法對他造成損害，就會形成即使憎惡也不會貶損他人的習慣。整個社會中，愛人的人不偏私；憎惡他人的人不貶損他人。喜愛和憎惡都有正當的表現，這就是管治的最高境界。

• 《定分》篇第二十六 定分指的是確定名分。本篇指出管治的重點是讓人民通過法制而實行自治，而實行法制、使人民服從法制就要靠確定名分。
  • “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故明主因治而終治也，故天下大治也”。(法制明確)於是人民都知道要避免什麼行為。人民知道自行避免禍害而趨向幸福，就能自己管治自己。因此英明的君主通過讓人民自治來完成對天下的治理，於是天下就大治了。

秦國部族民風強悍。商鞅為了凝聚國家的實力，不得不提出有效善用民眾力量的辦法，如《商君書》提到的“國以善民治姦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姦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彊”《商君書·去彊》、“民弱國彊，民彊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商君書·弱民》。

關於《商君書》的校釋，有清人嚴可均校本，近人王時潤《商君書斠诠》、朱師轍《商君書解詁定本》、蔣禮鴻《商君書錐指》、高亨《商君書注譯》等。兹擇要羅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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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子 (四庫全書本)》

《商子 (四部叢刊本)》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商子部》，出自《古今圖書集成》

• 尤鋭：〈從“社會工程學”角度再論《商君書》的政治思想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商君書》全文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中英文對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