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據樂山《郭氏家譜》所載，郭沫若的祖籍福建汀州府寧化縣。先祖郭福安為郭子儀之後裔。郭沫若在《德音錄·先考膏儒府君行述》中：「吾家原籍福建，百五十八年前（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由閩遷蜀，世居樂山縣銅河沙灣鎮」，「入蜀四代而至秀山公（沫若祖父），族已昌大」。福建寧化縣屬閩西客家地區，不過郭沫若已是入蜀第六代，是否會客家話，是否自認客家人，有待文獻發掘；後世客家研究有時追認他是客家人。

郭沫若曾祖父郭賢惠之先輩由寧化縣來四川之時「做麻生意」，採集寧化野生麻，跟隨入川之馬幫，到今日之牛華鎮（即郭家早期之坐房）進行交易，並於後來開拓麻布生意成功後繼而開設13座驛站。

郭沫若是四川省乐山縣人，少年曾就读于成都石室中学。父親郭朝沛經營商業。母親杜遨貞，是一個沒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兒。

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21年1月，還在上學的郭沫若以病假名義休學3個月，以便前往京都帝國大學旁聽文科。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書中洋溢著強烈的浪漫主義氣息，《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又與郁達夫等人一同創立文学学社“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1922年3月15日《創造季刊》問世。这一时期郭沫若的诗作，同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作品，影响了日据时期台湾的早期新诗创作[1]。郭沫若雖熱衷文學，卻沒放棄自己原本的學業，1923年他獲得了九州帝国大学醫學學士學位。

1926年3月赴广州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兼任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中共广东区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代表党组织建议郭沫若去黄埔军校做一些宣传工作，这时北伐战争即将开始，郭沫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行营秘书长。北伐军攻克武昌后，郭沫若升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中将副主任（主任是邓演达）。不久赴南昌兼任总政治部驻赣办事处主任，蒋介石加封郭沫若为南昌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总司令部行营政治部主任，每月加发200元津贴。1926年到1927年兼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九江三一七惨案与安庆“三二三惨案”之后，蒋介石著手清党，郭沫若隐蔽在朱德的家里，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发表在《中央日报》副刊，指出“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汙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是“一個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凶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

四一二事变后，郭沫若是武汉国民政府的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政治部中将主任。

郭沫若于1927年8月4日深夜抵达南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这时才知道他已经被推举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和七人主席团成员，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和宣传委员会主席。8月5日，按原计划起义部队离开南昌南下潮汕、东江。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到达瑞金，在一所小学校裡由周恩来、李一氓作介绍人，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宣誓入党的还有贺龙。1927年10月初，起义部队在潮汕被打散，郭沫若等四人在普宁县隐蔽了10天后，由神泉搭船前往香港，10月下旬抵港。一个月后由香港回上海。1927年12月23日蒋政府发出通缉郭沫若，十年后至1937年才撤销通缉令。与周恩来会晤后安排郭赴苏，但郭沫若患上了严重的斑疹伤寒，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错过了航班。这次大病，造成一只耳朵终生全聋。1928年2月周恩来与郭沫若谈话，令其保留党籍出国前往日本避难，做学术研究积累声望，将来以公开的无党派面目做文化圈的领袖。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化名吴诚，从上海乘船赴日。

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受到日本宪兵和警察的长期监视和骚扰。同时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1930年撰寫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通過引用當時的歷史文獻資料與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學發展規律的論斷，提出中國同樣經歷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但此理论后来遭到黄现璠等人的置疑，黄曾于1979年著文提出，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郭沫若由此在中國开创了唯物史观派，该学派在此后占据了中国大陸学术界的主流地位。隨著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綱領的中國共產黨走上執政舞臺，該書的观点被當作今後相當一段時間内中小學課本的參考教材之一。郭沫若凭借这一时期的古文字研究，发表了《古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文字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轰动了学界，成为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并藉此于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在日期间，郭沫若还翻译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

郭沫若反对国内的夏衍、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主张，持坚决反蒋的态度。直至看到了中共的《八一宣言》，才转变态度，认识到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国防文学也是个正确的口号，并说：“好，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2]此后郭沫若发表了《在国防的旗帜下》等文章。1937年5月下旬，郁达夫从南京来电，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郭沫若等了一个多月迟迟不见南京方面有所动静，给在陕北的李一氓写信：“二万八千里的行程，我的肉体未能直接参加，我是十二分抱歉的。但我始终和从前一样……”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加紧了对郭沫若的监视。7月25日，蔣介石允准撤銷對郭沫若之通緝令；是日，流亡的郭沫若，化裝乘加拿大籍“日本皇后号”頭等艙回國；7月27日至上海；7月28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知照行政院、司法院、軍事委員會，取消對郭沫若通緝令[3]^:5518。行前未告知日籍妻子与孩子们。

1937年7月27日下午，郭沫若登陆上海，随后创办《救亡日报》为淞沪抗战鼓动宣传。回国后前往南京拜谒蒋介石，然后发表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对蒋介石进行歌颂，不久拜见汪精卫。夏衍回忆：“在这一段时期内，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周恩来同志的出自内心的敬爱。有一次对我说：和蒋介石、陈诚这些人见面，在我的感情上是很别扭的，可是和他们谈话之后，我才理解到恩来同志指示的正确。”[4]淞沪会战失败后，郭沫若经香港至广州，于1938年1月1日复刊《救亡日报》。旋即接到在武汉的陈诚电报，请郭沫若立至武汉，要事相商。1月9日抵汉之后，从黄琪翔处获悉是陈诚邀请郭就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厅长之职。在武汉的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王明、博古等中共长江局领导劝说郭就职。周恩来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即指副部长是虚职，而三厅厅长是实职可以做大量实际工作。3月中旬，郭沫若接受了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厅长职务。中共长江局决定把三厅作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机构，动员安排了大量文艺界抗日名流人士入三厅工作，包括：胡愈之、阳翰笙、郁达夫、徐悲鸿、沈钧儒、田汉、冼星海、洪深、冯乃超等在三厅任职。1938年4月1日，政治部三厅正式在武汉工作，投入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如“扩大宣传周”、“七七献金”等活动，發動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傳抗戰。郭沫若特别重视把三厅的文艺宣传对象扩大到厂矿工人和下层民众，贯彻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原则。这也引起了政治部主任陈诚为首的国民党一部分人的反感。

郭沫若在武汉、重庆期间，已经恢复了党员的秘密身份，与周恩来、邓颖超在一个党小组中开会。郭沫若还与邓颖超一起作为入党介绍人，发展于立群入党。

1938年胡风指出当时的文化界“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一声号召可以波动世界的大作家。”周恩来认为郭沫若适合扮演这个角色。于是周向中共中央提出这个建议。1938年夏天，中共中央党内决定：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5]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郭沫若随周恩来撤离武汉，辗转来到重庆。1940年1月11日，郭沫若在创刊两周年的《新华日报》上批评蒋政府“连话都不如老百姓说，那是很危险的。反之，能代表老百姓说话的，那力量是比长江大河还要大”。1940年9月，蒋介石突然下令免去郭沫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职务，调任政治部设计委员闲职，并明文要求军委会工作人员一律加入国民党。郭沫若以及三厅内的大批文艺界人士递交辞呈。周恩来找到信任政治部主任的张治中劝说。蒋介石召见郭沫若、阳翰笙等人宣布成立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安置以郭沫若为首的这批人，并可以不加入国民党。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同意此项决定，借政府机关招牌开展有理有利有节斗争，扩大抗日统一阵线影响。1940年12月7日，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明文规定：文工会只能潜心研究文化，不能对外从事政治工作。郭沫若任文工会主任委员，阳翰笙、谢仁钊为副主任委员，周恩来为指导委员，除原三厅的近40人参加外，还邀请了沈雁冰、翦伯赞、胡风、陶行知、侯外庐、王昆仑等任委员。文工会经常举办文艺讲座、文化讲座、国际问题讲座、国际问题座谈会和各种形式的报告会。不久，发生皖南事变，郭沫若题诗：[6]

江南一叶奇冤史，万众皆先天下忧；泪眼揩干还苦笑，暂忘家难赋同仇。

中共南方局为预防四一二事变重演，疏散在重庆的一批左翼文化人赴延安、桂林、昆明、香港等地，郭沫若奉命留在重庆，继续主持文工会。周恩来指示文工会“勤业、勤学、勤交友”，在活动的方式上注意了有所节制，以保存力量。1941年为庆祝郭沫若五十诞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周恩来安排阳翰笙把庆祝搞成全国性的政治活动，以振奋文化界自皖南事变与苏德战场惨败以来的士气。阳翰笙约请了孙科、邵力子、陈布雷、张治中、张道藩、冯玉祥、沈钧儒、黄炎培、邓初民、翦伯赞、章伯钧、罗隆基、王昆仑、屈武、黄琪翔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四十名为庆祝活动的发起人，周恩来亦在列。1941年11月16日作为庆祝日（此时莫斯科会战正处于岌岌可危的时候），《新华日报》头版刊载了周恩来的专文《我要说的话》：

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该日下午，在重庆的中苏文化协会餐厅和院子里举行茶话会，参加者两千余人，由冯玉祥主持，老舍、张道藩、黄炎培、张申府、周恩来、沈钧儒等大会发言；并展览郭沫若25年来专著、译本、手稿八十多种约两千余万字，以及郭沫若各个时期的工作和生活照片。当天，昆明、延安、桂林、香港、新加坡等地也举办了文化界的庆祝活动。纪念文章陆续刊载了半年。庆祝活动期间，重庆上演了郭早年的话剧《棠棣之花》，周恩来建议采取“全明星”制，配角都由第一流演员担任，郭沫若亲身参加排演与修改剧本。公映后在重庆引起轰动，周恩来观看了七场。剧中插曲《湘累》成为经得起历史考验流传下来的歌曲。周恩来安排《新华日报》出专刊评论对《棠棣之花》和历史剧创作。也激发了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热情，1942年1月上旬仅用9天完成五幕话剧《屈原》的剧本。再次由重庆话剧界全明星制排演《屈原》，剧本还全文连载于《屈原》连载于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的《中央日报》副刊。 1942年2月上旬郭沫若又仅用9天创作了五幕历史剧《虎符》。1942年五、六月，创作了五幕历史剧《高渐离》。1942年9月上旬，仅用5天创作了历史剧《孔雀胆》，这是郭沫若历史剧中唯一没有影射当时政治的作品。1943年三、四月，创作了写夏完淳的历史剧《南冠草》。这六齣歷史悲劇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歡迎。台大歷史系教授王远义认为郭沫若等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开创了一条大众形式与精英创作结合，现代性与传统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学与文化道路。 [7]

文工会期间，郭沫若继续从事历史研究。1942年4月发表《殷周是奴隶社会考》、《墨子的思想》、《述吴起》、《秦汉之际的儒者》、《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吕不韦与秦代政治》、《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1943年与林语堂、沈从文、施蛰存展开论战。

1945年3月30日，政治部文艺工作委员会被张治中予以解散。1945年6月，郭沫若由重庆乘美国军用运输机，转道印度、伊朗，赴苏参见苏联科学院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6月29日出席克里姆林宫夜宴，莫洛托夫、斯大林、布尔加宁到场。还参观了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的战争浩劫后的城市废墟。日本宣布投降后，郭沫若于8月16日登机回国，在在苏联作访客五十天。8月20日抵重庆。9月3日，与文化界人士拜会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郭沫若看到毛泽东用旧怀表，便把自己手上的表送给了毛泽东。此后毛泽东长期戴这块手表。此间，参加了围绕刚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的论战，用毛泽东原韵填词两阕，称赞原词“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何足道！纵漫天迷雾，无损晴朝”。

1946年1月10日，作为社会贤达代表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在讨论扩大改组政府问题时，发言：“主席权限太大，国府委员连建议权也没有”。

1946年5月8日，全家乘飞机去上海。1947年11月按照中共安排，举家搬到香港，担负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的领导工作。1948年8月25日，香港《华商报》副刊《茶亭》开始连载郭的《抗战回忆录》（后改名《洪波曲》）持续3个月。郭沫若在日本的前妻安娜看到《华商报》后，带两个儿女到香港。由冯乃超出面与安娜恳谈，最后安娜接受了党组织的安排，带着她的儿女们去解放区大连定居。

1948年11月23日，乘船离开香港，12月1日抵达辽东的安东石城岛上岸。12月6日抵沈阳。1949年2月25日乘火车进京。

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郭沫若因为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而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员在《知识场域的桂冠：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谈起》一文叙述了这次中研院院士选举和郭沫若的当选过程。[8]

1952年郭沫若領取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国后，郭沫若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两职位，并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中日友好协会名譽会长等职。在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一次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在第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均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常务委员，第二、三、五届副主席。

1951年郭沫若獲頒蘇聯国际斯大林奖。

1955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文章《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对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进行逐一批判。

1958年郭沫若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9年至1960年，郭沫若先後創作了以「翻案」為主旨的歷史劇《蔡文姬》與《武則天》。

1962年，為了紀念鄭成功逝世三百週年，郭沫若創作了電影劇本《鄭成功》，但因不久後即爆發文化大革命，未能拍攝。

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正式爆發前夕，郭沫若以中國文聯主席身份在全國工農兵文藝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自我批判，宣稱“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9]，令全國知識份子驚訝恐慌。

“文革”初期，郭沫若被批判，很快就得到了特别保护[註 1]。儘管毛澤東下令保護郭沫若，但郭沫若和妻子于立群的處境還是日趨惡化。1967年，在中國音樂學院學習的兒子郭民英自殺。1968年，在北京大學學習的兒子郭世英被北京農業大學的紅衛兵抓去毆打致死。

1971年，郭沫若發表學術論著《李白與杜甫》，该书肯定了同为浪漫主义诗人的李白，同时反对将具有浓厚忠君思想的杜甫当作圣人对待[10]。同年作為中國特使，赴伊朗參加波斯帝国成立2500周年庆典，無奈病重而折返。[11][12]

1978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科学的春天》的书面报告（内容實為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干部胡平起草），号召知识分子钻研学术。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逝世。根据其遗嘱，郭的骨灰洒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人民公社的梯田中。妻子于立群則於1979年2月25日自縊身亡。

1920和1930年代，由於郭沫若和魯迅在文學上的主張和政治態度的不同，他們之間發生了一場針鋒相對的鬥爭。1928年初，後期創造社的幾位幹將馮乃超、李初梨等，為了推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將魯迅當成了絆腳石。他們以《藝術與社會生活》等文章，向魯迅發起了猛攻。猝不及防的魯迅開始有點莫名其妙，因為他剛從廣州到上海，目的之一便是與創造社組成聯合戰線。魯迅也不甘示弱，先後寫出了《醉眼中的「朦朧」》、《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等文進行了回答。在論戰中，創造社元老郭沫若親自操刀，用杜荃的筆名，發表了《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一文。其中寫道：「魯迅先生的時代和階級性，就此完全決定了。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反革命。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以前說魯迅是新建過渡期的反革命分子，說他是人道主義者，這是完全錯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魯迅當時並沒有回擊，到了1932年8月，他在《上海文藝之一瞥》的文章中，罵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

1936年8月上旬，鲁迅写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对两个口号之争发表了系统的意见。鲁迅信中的一段话说：“我和郭沫若、茅盾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象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20]”8月30日，郭沫若写成《蒐苗的检阅》，他说：“我自己究竟要比鲁迅先生年轻些，加以素不相识，而又相隔很远，对于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测，就如这次的纠纷吧，我在未读到那篇万言书之前，实在没有摩触到先生的真意。读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觉着问题解决的曙光。”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面對全國人民哀悼魯迅的形势，正在日本的郭沫若立即轉向，連夜寫了《民族的傑作—紀念魯迅先生》的悼文，指出魯迅的死，是「不可測算的重大損失」。接著，他又用日文寫了《墜落了一個巨星》的悼文。說「魯迅生前罵了我一輩子，但可惜他已經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樣深切的關心了；魯迅死後我卻要恭維他一輩子，但可惜我已經有年紀了，不能恭維得盡致」。郭沫若还送上了两副挽联给鲁迅，第一副是：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第二副是：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甚至說自己是以魯迅徒孫的資格追悼魯迅。11月3日，中國留學生在日本東京日華學會舉行悼念活動，郭沫若也匆匆趕到現場，在悼念會上高喊：「中國之偉大人物，過去人都說是孔子，但孔子不及魯迅。」。在「文化大革命」中紀念魯迅時，郭沫若說：「魯迅如果還活在今天，他是會多麼高興啊！他一定會站在文化革命戰線的前頭行列，衝鋒陷陣，同我們一起，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踏出前人所沒有走過的道路……」[21]

194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郭沫若写于8月12日的《中苏同盟四周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其中说：“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又说：“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党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国民党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了吗？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22]

1949年11月，郭沫若在《观察》发表了《我向你高呼万岁（为寿辰所作）》一诗，来赞美斯大林[23]。

在“大跃进”时期的1958年，响应文化战线的“大跃进”，郭沫若写了不少歌颂“大跃进”的诗歌[24]，例如其诗《太阳问答》之一段：[25]

1966年“文革”正式开始，郭沫若几天内立即發表談話，对自己以前的作品全盘否定：“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文革”期间，郭沫若的作品《李白与杜甫》是中国大陆能够被出版的极少数非文革主题书籍，不过他在书中大举赞颂李白，而极力挖苦杜甫，被认为是为了迎合毛泽东的个人喜好而歪曲历史与文学[26]。有观点认为毛泽东并不喜欢李白，毛泽东尽管在1958年前后确实公开说过喜欢李白，但后来他对李白也有过严厉批评，他同王洪文、张春桥谈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时说：“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27]

郭沫若以毛泽东的诗友著称，和毛时有诗词唱和。他曾高度赞颂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甚至将其错别字“黄梁”也作为赞美的对象[28]。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致闭幕词《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并且朗诵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29][30]：

1976年5月12日，郭沫若写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31]：

但过了仅仅五个月零九天，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他立即又赋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抨击“四人帮”[32]：

维基语录上的相关摘錄： 郭沫若

郭沫若的新詩在語言上有所突破，其处女作《女神》写作时间和胡适的《尝试集》是同一时期，即便论发表时间也是紧随着胡适的《尝试集》，所以一般认为郭沫若和胡适是汉语新诗的开创者。[35]有些后辈诗人更进一步，例如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中，认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大大超过了胡适，“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36]但也有某些研究者认为郭的这些诗歌往往不耐細讀，虛浮叫囂，浪漫濫情。[37]其名作《女神》一詩，受19世紀美國詩人惠特曼的影響。惠特曼的自由詩句子長而口語化，《女神》一詩亦著重詩句節奏，每行重複特定的字詞以帶出節奏，而不用押韻。[38]

•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30]
•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 《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 《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 《太阳问答》
• 《咒麻雀》
• 《钢，铁定的一〇七〇万吨！》
• 《红透专深(调寄十六字令)》
• 《四害余生四海逃》
• 《流溪河水库观鱼》
• 《满江红·领袖颂》
• 《宇宙充盈歌颂声》
• 《迎春序曲》
• 《腊梅花》
• 《女神》
• 《星空》（詩、散文）
• 《瓶》
• 《前茅》
• 《恢復》
• 《戰聲集》
• 《新華頌》
• 《百花齊放》
• 《駱駝集》
• 《我向你高呼万岁----斯大林元帅》

• 《山中雜記》
• 《波》
• 《南京印象》

• 《塔》（小說、戲劇）
• 《漂流三部曲》
• 《橄欖》（小說、散文）
• 《水平線下》（小說、散文）
• 《豕蹄》
• 《地下的笑聲》

• 《沫若自傳》（4卷）

• 《三個叛逆的女性》(卓文君、王昭君、聶嫈)
• 《棠棣之花》
• 《屈原》
• 《虎符》
• 《孔雀膽》
• 《蔡文姬》
• 《武则天》
• 《鄭成功》

• 歌德《浮士德》
• 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
• 《雪萊詩選》

• 《甲骨文字研究》
• 《卜辞通纂》
• 《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
• 《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
•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 《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
• 《青銅時代》
• 《十批判书》
• 《奴隶制时代》
• 《李白与杜甫》
• 《中国史稿》（主持编写）
• 翻譯河上肇原著《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

1912年，郭沫若与张琼华（1890年－1980年）在父母的包办下结婚，五天后郭沫若离家，两人没有离异，以后68年张琼华一直守在郭沫若老家。1939年郭还乡时向还在守活寡的张琼华鞠躬表示歉意。1980年张病逝于乐山，没有留下子女。

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与佐藤富子（1893年－1994年）同居。佐藤富子外祖父佐藤昌介是日本北海道大名伊达氏的家臣，高级贵族武士，男爵，日本第一代现代农学家，留美农学博士，北海道帝国大学首任校长。佐藤昌介的女儿佐藤初嫁给了宫城县黑川郡大衡村大衡字中山三十四番地士族传道士卯右卫门（入赘后改名佐藤右卫门）。卯右卫门与佐藤初的长女就是佐藤富子。佐藤富子是二人的长女。由於佐藤富子父母极力反对與郭沫若的關係，佐藤富子为此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郭沫若为其取名“安娜”。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郭沫若不辞而别离开日本，与安娜断绝了联系。1948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佐藤富子带着孩子来到香港见到郭沫若，当她知道郭已另有家庭后选择离开。1949年后，佐藤富子几次去北京找郭沫若协议离婚后权责问题，郭都是避而不见或借故推脱。后来周恩来亲自出面，表示欢迎她和五个孩子都到中国来工作。此后佐藤富子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大连，改名郭安娜，跟儿子郭和夫住在一起。郭安娜曾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文革爆发后，受到一定影响。在此间她还提出要回日本看她快百岁的母亲，但在很长时间内未能成行。直到1974年，八十岁的安娜才得以回日本，此次回国她处理掉了跟郭沫若一起生活过的在市川市的房子。第二年她又到北京看望了当时已住院的郭，这也成为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郭沫若與安娜生有五个子女：

• 长子郭和夫（1917年-1994年）是中国科学院的化学家。
• 次子郭博（1920年-）是建筑家和摄影家，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等职。
• 三子郭复生（亦叫佛生，1923年-）是中国科学院动物所工程师。
• 女儿郭淑瑀（1925年-）。郭淑瑀後來與林愛信結婚，生一女林叢。林叢後留學日本，歸化為日本籍，改名藤田梨那，現任日本國士館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教授，參與創立日本郭沫若研究會[41][42]。
• 四子郭志鸿（1932年-）是中央音乐学院客座教授。

1934年，在东京的郭沫若结识岑春煊的外孙女《大公报》记者立忱并关系亲密。1937年立忱回到中国不久自缢身亡。同年因中日战争郭沫若回中国，结识立忱的妹妹立群（1916年－1979年）。1938年，郭沫若与立群同居，并于1939年夏补办婚礼。

两人共生四男二女：

• 长子郭汉英（1939年-201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物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
• 长女郭庶英（1940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现任北京中沛经济发展中心总经理
• 次子郭世英（1942年－1968年）文革中被北京农业大学的红卫兵抓去刑讯逼供，不久从四楼坠下而死。
• 三子郭民英（1943年－196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专业是小提琴。1965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文革中自杀。
• 次女郭平英（194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郭沫若纪念馆馆长。
• 四子郭建英（1953年-）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硕士，现居美国。

另外，郭沫若还有多位情人，包括彭漪兰、立忱（1912年－1937年，立群的胞姊）、黄定慧（黄慕兰，1907年－ 2017年）等。郭的女性關係，譬如先后与多人结婚，对立忱的始乱终弃（而间接甚或直接导致其自杀[43]），为不少世人所詬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