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

法家是中國古代在中国兴起的众多思想思潮之一[2]。在春秋战国严重的制度危机的背景下，产生了异常丰富政治思想，也被后世认为是百家争鸣的年代[2]。

周代的社会将人分为两大类：庶民和世袭贵族。世袭贵族效忠于地方上的封地统治者，并获得官职和政治权力。封地统治者则对周天子效忠[3]。 周朝奉行礼和刑的原则，礼只对贵族适用，而刑只对庶民适用[4]。

周代起初的周王根据个人能力、君臣关系和军事实力，对政府保持着严格的控制。由于中央集权的技术尚不发达，他们把权力通过分封制下放给诸侯[5]。 当周王无法再授予新的封地时，其势力便开始衰落，而诸侯开始认同自己的地区而非中央[6]， 诸侯便开始了长期的分裂敌对关系。 贵族家族因其祖上的威望而变得非常重要，拥有巨大的权力[5]。

到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1-476年），周朝的政治结构逐渐解体。周朝的世界陷入了对立的诸侯国之间、诸侯和臣下的贵族世家之间、贵族世家之间、贵族世家内部的对立支系之间的斗争中[2]。政治上，诸侯开始直接任命其国家官员，为其出谋划策、管理国家。从松散的封建制度逐渐成就了一定的官僚化与中央集权[7]。这导致了世袭特权的衰落，并带来了可以说是“从上至下的社会改革”[8][9]。在公元前四世纪，各个诸侯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央集权，但国与国之间的争斗进一步加剧，也就进入了战国时期[2]。

在经济上，铁器的引入彻底改变了农业[10]。农业产量提高促进了荒地的开发和人口的增长，同时加速了城市化和经济的商业化[2]。在军事上，产生了弓弩等新技术以及新的军事组织形式，使贵族式的战车军队被农民应征入伍的大规模步兵军队所取代，从而使战争的规模和复杂性急剧增加[7]。而在社会上，诸侯国中的世袭贵族在一定程度上被更广泛的“士”所取代，而士族的地位主要取决于他们的能力，而非血统[11]。这些深刻的变化需要用新的方法来处理各种行政、经济、军事、社会和伦理问题。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大多与时俱进，各家各派都试图以其思想，来实现社会政治的稳定[12]。随着战争愈加血腥、有破坏性，在没有足够的外交手段来解决冲突的情况下，大多数思想家和政治家都认识到，天下一统是实现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13]。如何实现统一、稳定天下，便成为各家思想争相探讨的核心话题。法家对这个问题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答案，也因此成就了此意识形态的吸引力[2]。

一些主要的法家思想家，如商鞅，是其时代中重要的改革者。法家在行政和社会上多有创新，最愿意摒弃过去规范，更务实，更注重结果[2]。另一方面，法家对传统文化和道德持轻视态度，对接受过的士族批判的态度，赢得了相当大的敌意[2]。从长期来看，西汉时期司马谈的观察似乎是正确的：法家的方针在短期内非常有效，但从长期来看，吸引力就大打折扣[2]。相比之下，儒家学说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的主要思想。儒家反对以刑法治国，虽然刑法最早在公元前6世纪，便已刻制在青铜器上[14]。对于儒家来说，经典是知识的来源[15]。 正统儒家多认为组织上的细节不需由君主和大臣考虑，而应留给其下属[16]，并希望臣子能够制衡统治者[17]。

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中法家起源于管夷吾[18]。管仲重视教育，其改革使国家直接在村一级实行征税和经济专制，并将行政责任从贵族转移到专业官僚身上[19]。管仲辅佐齐桓公，在国内行政管理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包括户籍登记、划定国家内部的行政区、颁布法律，并将其抄录下来，张贴在全国各地，供主公的臣民参考[1]。

从管仲的活动中可以看出两个主要特点[1]。第一，管仲的基本理念是，要提高政府行政能力，以达成齐桓公的称霸的心愿，需要一定程度的官僚专业知识。第二个特点是更彻底地背离了传统的规范。管仲承认有效的统治，不能仅依靠贤君作为道德楷模，而必须有赏罚和刑法。这与周朝封建结构的基本信念背道而驰，因为周朝的封建结构在此前希望通过贵族领袖人格魅力，以尧、舜的方式，仅以道德改造来实现有序统治。

在管仲之前，有学者认为[1]，普遍观念是颁布一部法律，就等于君主承认自己的德行有缺，破坏了统治者的合法性。管仲的法典，以及齐国取得的突出成就，使刑法在社会中的作用被承认。而法的作用也是法家的重要支柱。虽然如此，管仲却并非哲学家，也无意发展思想理论[1]。因此，现在通常认为商鞅、申不害、慎到及韩非四人为法家的代表人物[1]。

汉代列举的十部法家典籍中，有两部相对完整地传世，另外两部仅有極不残缺的片段[2]。现存成书最早的是《商君书》，据称为商鞅所著。商鞅是秦国的政治家、其变法改革导致了秦国崛起，成为了春秋战国的大国[2]。《商君书》部分章节几乎可以肯定是商鞅本人所写，而另一些章节可能出自他的弟子和追随者之手，但也有少数章节是在他死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才著成的[20]。尽管如此，《商君书》的思想观点相对一致，很可能反映了商鞅学派的思想[21]。

现存的第二本著作为《韩非子》，据称为韩非所著。《韩非子》保存相当完好，汉代所列举的五十五个章节均得以传世[2]。关于全书是否为韩非所撰，仍有争论。各章之间在文体和论证方式上的巨大差异，使不少学者怀疑《韩非子》为多人所作。另一方面，这些差异是反映了韩非思想的成熟过程，或是为了适应不同受众，而且大多数篇章呈现出连贯一致的观点，所以大多数篇章也可能确实出自韩非之手[22]。《韩非子》被认为在哲学上和文学上都比《尚书》更有吸引力，在中国、日本和西方都有较多的研究[2]。

此外，有部分内容传世的法家著作包括《申子》和《慎子》。其他几部文献在思想上契合法家思想，如《管子》中的数章。《管子》名义上是齐国的改革家管仲（公元前645年）的作品，但实际上是在公元前四世纪至二世纪之间产生的[2]。另一部著作为《吕氏春秋》（约公元前240年）。

《管子》：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

齐国稷下学派慎到：立天子君也。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通理以为天下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23]

管子偏向利用行政垄断商业手段囤积财富。譬如，行政特许行业“官山海”，囤积居奇“以重射輕，以賤泄平”，对外采用重商主义经济战略。齐国在管仲治理下以增加国库财富为目标，因为依管仲之见，一者因为民众贫困可使社会太平安分（貧困就會以食為第一要務，確保執政者地位），二者国家需要大量钱财以购置兵车打仗。[24]

战国时期，与东方诸国不同，中国西部的几个诸侯国发展公有制和奴隶制经济，并压制国内市场和商业发展。

商鞅的变法改变了战国时代的秦国，也因此常被誉为法家的第一个代表人物。商鞅出身于魏国，但于秦国执政了大约二十年，并在这期间彻底改变秦国[1]。商鞅变法的特点是实行中央集权、由政府管理经济、创建新的税收制度、实行度量衡（在当时非常重要）、加大扩军强军；而后世最强调的则是其实行的严酷刑法[1]。

为实现中央集权，商鞅进行土地改革。“开阡陌封疆”标准化地块大小，建立国家授田制。“设相告以坐”建立连坐问责。“重市关之租”提升关卡收费和市场租金。“军功爵”以军功论爵位废除世袭贵族。“平斗桶、权衡、丈尺”建立标准度量衡。

秦朝李斯建立的郡县制和君主独裁的中央集权以侵略战争为目标，高税收和重徭役。

意识形态扫荡：先采用焚書坑儒消除过去的各种宗教哲学流派，之后上“行督責書”，汉武帝时代开始独尊儒术，形成“表儒内法”（或“儒家法家化”）的中国王朝特色国体。

目前发现的最早考古证据为湖北省云梦县云梦楚王城大量出土的竹简——云梦秦简——和「封泥印」，记录了大量法条、判例、执行方法和执法经过，可能是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后流传过来的，说明那时是奴隶制和计划经济的国家形态。体现了秦汉时期的伍什连坐、奴隶制、“国家授田制”法条、法例。

商鞅变法土地制度问题：由于西汉的大儒董仲舒认为“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故中国学者坚持商鞅是私有化土地。而楚地出土的云梦秦简明确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另一方面，《商君书》记载又与楚地的“秦律”竹间一致。

钱穆说：「儒家在初时只讲礼，只讲政治活动，到后来曾子等人却退化来讲仪文小节。但传到魏国去的一派却仍然从事政治活动，遂把儒家原来的宗旨发扬光大。通常总认曾子、孟子一派为后来儒家的正宗，其实就儒家的本旨论，法家毋宁算是儒家的正宗，曾子孟子等在鲁国的一支反而是别派。」[31]

战国时期最受统治者推崇的是法家思想，其代表人物是韩非子。

法家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当代必然胜过古代；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主张“法治”。法家是先秦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其变法思想和法治主张具有务实和进取精神，推动了当时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为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法家这套建立在富国强兵基础上的以法律为根本、以法制为手段、法术势相结合、实行君主专制主义的治国模式很适合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口味和需要，因此很快成为秦国的依法治國路线和以法而治工具。秦在韩非子法家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巩固统一，另一方面又采取了一系列重赋税、严苛法、滥用民力的政策，远远超出了农民所能承受的程度，使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使那些本来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的措施，在实际上并未起到应的作用。[32]

按现代的学科归类，法家主要属于经济学、法学和行政管理学，不属于哲学和信仰范畴，法家关注的是如何去实现既定的治国目标。在众多法家书籍里，关于治国目标和他们所行之法的关系却较少提及。在现代，关注这部分的是立法过程和司法解释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