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

地方志有地區性、綜合性、資料性、連續性四個特點。[3]最早《周礼》有“掌道方志以诏观事”的记载。秦朝以後，方志渐多，《后汉书·西域传》“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左思《三都赋序》说：“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 南北朝以後方志進入发展时期，有《豫章古今记》、《荆州记》、《华阳国记》，皆初具方志規模。[2]

隋唐宋时期方志有进一步发展，体例亦日臻完善；著名的总志有隋虞世基《隋区宇图志》、唐李泰《括地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欧阳忞《舆地广记》、王象之《舆地记胜》等，著名的地方性方志有宋高似孙《剡录》、宋敏求《长安志》《河南志》、程大昌《雍录》、潛說友《咸淳临安志》。[2]

明清时期，知府、知县在正式上任之前的准备工作之一，便是找到当地的赋税徭役册和地方志察看，通过县志可了解当地的疆域舆地、人口户丁数、不动产登记、赋税徭役、风俗习惯等。地方志的修志工作为地方长官（知府、知县等）负责牵头，财政绝大部分是靠地方募捐，招聘当地的知名文人进行修志。[4]清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抵取材於方志。

在中国，中華民國內政部曾於1946年訂定《地方志書纂修辦法》管理地方志编纂工作[5]；中華人民共和國于1959年成立中央政府机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6]，文革时期中断工作，1983年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恢复活动[7]。省级机构和市级机构全称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8][9]，简称“地方志办公室”[10]。香港亦有机构设置[11]。中国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父亲李奉三曾任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12]

臺灣的地方志編纂，原依《地方志書纂修辦法》由臺灣省及各縣市文獻會負責[5]，在2001年廢止該辦法後，改由各縣市的文化局負責[13]。

现代也有私人编志的情况，如1998年，在社區營造活動已相當興盛的臺灣，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和台灣省政府文化處即合作規劃推動「大家來寫村史—民眾參與式社區史種籽村建立計畫」，由文史工作者和社區居民撰寫自己社區的歷史[14]。

湖南省永州江永县清溪村的退休教师田万载热心于当地的瑶族文化与清溪村历史，自己编写了《清溪村志》。[15]石家庄市赵县停住头村的村委会退休干部刘凤岐，在村里和周边做大量的走访调查，记录了住头村在抗日战争等时期的近百年历史，自费出版了村史《岁月的史诗》。[16]

日本自德川幕府時代開始收集中國地方志，有十四所圖書館收藏中國地方志2866種。中國國內已佚或殘缺的地方志，在日本尚存有原刻本達224種。[17]

• 何乔远(1558-1631)，何乔远一家为方志家族。父何炯编纂《清源文献》、兄何乔迁编纂《潭阳文献》、何乔远本人编纂《闽书》、《泉州府志》、《安溪县志》[19]。
• 唐梦赉(1627-1698)，顺治六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后归里。唐梦赉参加了《淄川县志》、《济南府志》的纂修工作，还将自家房舍“志壑堂”辟为志馆[20]。
• 陈作霖(1837-1920)，生于书香门第，乡试中举后，礼部会试三次未中，就转而立志撰述，完成《金陵通纪》、《金陵通传》、《金陵琐志五种》等有关南京方志文献[21]。
• 王葆心(1867—1944)，任学部主事时编撰《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纪事》，抗日战争期间，担任罗田县志馆馆长。除修史外，还完成《方志学发微》这部方志学著作[22]。

• 作家陈忠实创作《白鹿原》时，对地方史志资料多加参考，从几个县的志、史中摘抄了30多万字的资料[23]。
• 成都和重庆的两家“同德福”同名桃片食品公司者打起商标侵权官司，法官根据《合川县志》等历史文献判定重庆合川的“同德福”源自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的同德福斋铺，登记“同德福”有合理性。
• 广西巴马以长寿村闻名，当地一些企业和单位宣传活了超过142岁的清代人蓝祥为巴马人，但广西宜州官方以两地的地方志纪录为证，驳斥了蓝祥为巴马人的说法[24][25]。
• 江苏宿迁为重现“白鹿渔歌”古景，在耿车镇开挖白鹿湖人工湖。但很多市民认为白鹿湖应在来龙镇，历史学者根据《宿迁县志》、《淮安府志》等资料证明古代的白鹿湖确在现耿车镇境内[26]。
• 光绪版《南岳志》记载，祝融峰舍身崖上有“寿比南山”四字题刻，南岳相关部门因此几度探寻，终在2009年发现“南山”摩崖石刻[27]。

• 維基共享資源中有關中国公有领域地方志原文扫描的多媒體資源
• 中国地方志数据库

• 劉石吉：〈近代中國、台灣與日本地方史志比較概述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戴思哲：〈明代方志出版中的财务问题页面存档备份，存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