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

中华民国元年双十节当天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

1902年6月17日，《大公報》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其创办人為辅仁大学倡议者之一的英敛之，属清末保皇党。英敛之在创刊号上发表《〈大公报〉序》，说明报纸取大公一名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办报宗旨是「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敢议论朝政，經常刊登北洋政府的公文，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

1915年9月1日，《大公报》长沙版创刊。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6年9月，英敛之将报馆售予股东之一的王郅隆。王郅隆是皖系安福系在工商界代表人物。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後，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胡上任后主持报馆改革。1916年11月10日起，胡政之入馆一个月後，《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以后又经过几次改革，改成六栏、八栏。在字号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改变了原来比较单调的状况，使版面变得错落有致。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影響力的文章[12]。胡政之也在采访完巴黎和会後辞去经理职务。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丧生，安福系於次年垮台。难以为继的大公报於1925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大公报》创刊时的大公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

1926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三人拟定五项原则：资金由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馆送于相当股额之股票；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最后张季鸾负责修正，三人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意见各不同时，以张季鸾为准。[13]

1926年9月正日，《大公报》复刊号由张季鸾执笔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大公报续刊时发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涨至6000余，同期广告收入由每月200余元增至1000余，营业结算由每月亏损4000余转为收支平衡。5年后达到5万份，1936年突破10万份，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类刊物和舆论中心。

1928年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通电全国拥蒋入关两大新闻，皆为《大公报》独家发布。

1935年12月，吴鼎昌出任实业部部长，辞去社长一职。鉴于平津局势紧张，《大公报》开始向南发展，1936年4月1日，《大公报》落户上海望平街，创办上海版。津沪版同时发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1935年至1937年，连载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公开报道共产党和红军。《大公报》出版部还结集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题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并七次再版。抗战初期，出版了范长江报道中共陕北根据地的通信集《塞上行》。

《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是1926年至1949年，該報“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等报人让它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翘楚。

七七事变後，天津、上海相继陷落。《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别於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张季鸾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继创办汉口版（1937年9月18日—1938年10月17日）和重庆版（1938年12月1日—1952年8月4日），胡政之率金诚夫、徐铸成等先后创办《大公报》香港版（1938年8月13日—1941年12月13日）和桂林版（1941年3月15日—1944年9月12日）。抗战期间，《大公报》辗转迁徙，财产损失严重，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报馆依旧获得长足发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时发行，在规模和舆论影响力上，国内报纸难望其项背。

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后《大公报》长沙停刊一年又四个月。至1940年3月10日才“忍苦复刊”。1944年6月长沙沦陷而停刊。1945年10月复刊，1947年最终停刊。

1940年10月，黄桥事件爆发，紧接着发生新四军事件，《大公报》猛烈抨击新四军袭击抗日军队的行径，支持国军对新四军的军事处置。

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被认为是“《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先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当日重庆新闻界隆重集会，以示庆贺；《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的声明》，概括《大公报》的成功经验为“文人论政”和“商业经营”。

1941年9月，张季鸾去世，国共两党以及全国各界几乎一致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张季鸾逝世后，内部机构变化：成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由胡政之任主任委员，统一领导各馆；成立社评委员会，王芸生为主任委员，负责社评的选题、立论和撰写事宜。

1943年2月2日，重庆版发表《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对比河南灾民惨状，斥责重庆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國民政府，被勒令停刊3天。

1943年9月6日，胡政之在纪念张季鸾逝世两周年社祭会上，宣布董事会新近制定的《大公报同人公约》五条，其中第一条规定“本社以不私不盲为社训”，第四条规定“本社以每年九月一日为社庆日，纪念创办人吴达铨、胡政之、张季鸾三先生”。

1944年5月下旬，《大公报》派孔昭恺参加了国统区组织的一个由二十余人参加的“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记者团在延安逗留了30天，了解一些当时延安各方面的情况。六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边区政府大礼堂举行宴会，欢迎“中外记者团”一行。毛泽东曾举杯对孔昭恺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看。” 之后，重庆《大公报》连续九天刊载了孔昭恺撰写的《西北纪行》。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大公报》的主笔王芸生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着手停刊各版的复刊工作。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海版和天津版相继复刊。1946年元旦，在上海成立大公报社总管理处。总管理处由总经理胡政之主持，总揽各馆。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复刊。言论方面，基本上是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对中共，发表《质中共》、指控中共用人体盾牌的《可耻的长春之战》等社评，受到《新华日报》抨击，称其“小骂大帮忙”，是“法西斯帮凶”；对国民党，不满和抗议其镇压学生运动和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國民黨《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发起“三查王芸生运动”。

在国共争夺权力的白热化时期，《大公报》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社论，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文人论政”的《大公报》处境尴尬。中共代表杨刚1948年9月从哈佛大学回香港，担任《大公报》社评委员，后住到王芸生上海家中做工作。王芸生在1948年11月5日离开上海，转道台湾飞抵香港，亲自主持港版工作。11月10日，港版发表《和平无望》，宣布改变立场，开始左转。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攻占天津，津版改组为《进步日报》，杨刚任副总编辑兼党组书记。4月14日，总经理胡政之病逝于上海。5月25日解放军占领上海，王芸生等从解放区赶赴上海。杨刚从天津南下主持上海《大公报》工作。5月29日，在国统区进步美术运动的中心与最前沿的上海，刘开渠、杨可扬、野夫、朱宣咸、张乐平、庞薰琹、赵延年等国统区“进步美术”的代表以上海为中心的国统区“进步美术”力量在《大公报》发表迎接解放的“美术工作者宣言”，提出国统区美术工作者决心“为人民服务，依照新民主主义所指示的目标，创造人民的新美术”。6月17日，沪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刊归人民所有。11月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渝版继续出版，1952年8月4日终刊。后中共重庆市委在其基础上创刊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

1953年1月1日，沪版北迁与《进步日报》合併出版全国性的《大公报》，并于1956年9月迁到北京，10月1日出版，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分工报道财经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大公报》於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为《前进报》，办了103天後停刊。之后原北京《大公报》部分工作人员参与创办了《财贸战线》报（即现在的《经济日报》）。

1949年之后，《大公报》在中宣部直接领导下和在中共港澳工委的直接控制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报纸的阵地。《大公报》的立場明顯地支持中國共產黨，因此被認為有官方背景，在財經新聞方面也常發佈有關北京政府對香港或中國大陸的相關政策報導。《大公报》也会与香港一些亲共社团举办相關展览活動，例如：「和平正义的伟大事业—纪念中国抗日战争6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运动60周年」，「雪域明珠—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展览」等。《大公報》和《香港商報》或《文匯報》的網站也是中國大陸少數「解禁」的香港報刊及相關網站。

由于該報擁有被中共中央直接領導的悠久歷史背景，在報道國際及兩岸事务時往往站在中共立場，政治色彩濃厚。根據2009年針對香港市民對傳媒可信度的調查顯示，《文匯报》及《大公報》可信度分數排行最低[4]。2015年，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成員李國章曾表示「自己不讀《文匯報》或《大公報》，相信香港大部分人也不讀《文匯報》或《大公報》」，又指兩報寫得越多，港人越反對[14]。

2016年2月，《大公報》和《文匯報》合併歸入「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保持各自出報之同時亦「將統籌採編和技術力量，力圖在融媒體方面獲得發展」。[15]

《大公报》头版的报头，是为最显眼的「大公报」隶书红字，据传出自清末著名思想家严复手笔，下方为威妥瑪拼音“Ta Kung Pao”，表格最下方印着日期，星期，第XXXXX号，售价，出版版数，天气，大公网和大公报pdf版二维码。其后为大公报爆料热线。首页间中为广告页，但通常为头条新闻。《大公报》报纸的编排没有什么规定，视乎当日报纸出版页数。

报纸通常分为A、B版。

• A 版分为要闻、港闻、中国、国际、经济、体育、评论。
• B 版分为经济、大公园、小公园、文化、副刊。

逢星期日的《大公报》只有A版，经济、大公园、小公园会在A版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