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

少年张季鸾体弱口吃，但很聪明。延榆绥道陈兆璜欣赏他的文章，又同情他的家境，遂将其招入道署，亲自教读。

经陈兆璜介绍，1902年秋前往关中“烟霞草堂”[2]，师从关中名儒刘古愚习经世之学。1903年刘古愚前往甘肃讲学，张季鸾遂离开，考入陕西三原宏道学堂。

1905年考取官费留日，先入东京经纬学堂，不久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留日期间，与革命党人多有交往，课余任陕西留日学生创办的《夏声》杂志主编，开始办报生涯。

1908年，张季鸾学成归国，在关中高等学堂当教员2年。

1911年应邀到陕西同乡于右任在上海的《民立报》工作。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经于右任举荐，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秘书，参与《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起草工作[3]。4月1日，随着孙中山辞职，他也随之离职。

1913年在北京与曹成甫合办《民立报》，自任主编。宋教仁遇刺后，开始宣传反袁，后因在上海《民立报》上披露《善后借款条约》，得罪袁世凯政府，北京《民立报》被封，张季鸾被捕入狱。囚于军政执法处监狱。三个月后被释放。出狱后应胡政之之邀前往上海，任《大共和日报》任国际版主编。

1915年袁世凯意欲称帝，反袁呼声高涨，张季鸾在上海办《民信日报》，任总编，抨击时政，后《民信日报》因经费问题停刊。

1916年袁世凯在谴责声中死去，张季鸾前往北京为上海《新聞報》担任通讯记者，后政学会张耀曾、谷钟秀在京创办政学会机关报《中华新报》，张季鸾应邀任总编，同时兼任上海《新闻报》驻京通讯员。

1918年《中华新报》因发表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满蒙铁路大借款合同消息被京师警察厅查封，张季鸾再次入被捕狱。后经营救获释，但北京《中华新报》未能复刊。

1919年赴上海，出任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仍是政学会机关报），直至1924年冬该报停刊。

后来经河南军务督办胡景翼的推荐，北洋军阀的张绍曾内阁任命其为陇海铁路会办。

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成立新记公司，于9月1日续刊《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经理。续刊之日，他执笔撰写《本社同人之旨趣》，提出著名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第一不党。党非可鄙之辞。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不党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第二不卖。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圃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本社之于全国人士，除同胞关系一点外，一切等于白纸，惟愿赖社会公众之同情，使之继续成长发达而已。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評詆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后世评价新记大公报时，往往使用“吴鼎昌的钱、胡政之的管理、张季鸾的笔”的字眼，张季鸾作为报社总主编，为新记大公报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抗战时期，曾两度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九一八後，《大公报》主张“缓抗”方针，报馆被民族主义者和激进爱国主义者投掷炸弹。张季鸾也收到过一个装有炸弹的邮包。

经杨永泰出面，张季鸾成为蒋中正的座上宾。1934年蒋中正在南京励志社大宴群僚，各部军政大员数百，但首席主客却是张季鸾，令列席诸位大感意外。蒋中正对张季鸾推崇备至，是民国报人都未曾达到的境遇[4]。

1936年12月18日，国军空军在西安市区上空投放大公报数十万份，头版为张季鸾撰写之《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劝告东北军将士迷途知返，勿误国误民，该文章张学良至晚年尚能背诵。

1941年9月6日上午4时病逝於重庆中央医院[5]。去世后国共两党对其生前贡献都给予高度评价。张一去世，蒋中正立即致《大公报》社唁函。函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握手犹温，莒闻殂谢。斯人不作，天下所悲。”[6]周恩来当年对人说，做报人，要像张季鸾那样，“腾龙飞虎，游刃有余”。而毛泽东则认为他是“士林矜式”，“功在国家”。[7] 张季鸾灵柩后公葬于西安，碑铭“中华民国故报人榆林张季鸾先生”，蒋中正亲自扶柩归葬[8]。
文革期間，其原碑一度被毁，後复原，但墓園面積大不如前[1]。2004年後，當地村民在张季鸾的陵园中建起了磚窯和養豬場，其墓碑也被人们再次砸碎拿去蓋房子[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