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 (明朝)

張岱書香世家，高祖、曾祖、祖父三代進士，從嘉靖年間（1522-1566）開始任官[2]^:144。高祖張天復1547年進士，在雲南任職時被人陷害，幾經周旋才脫困，自此元氣大傷，前途盡毀[3]^:63、107。曾祖張元忭1571年狀元，曾任太子的經筵講官，他為人嚴苛耿介[3]^:63-65，在京城不肯巴結奉承，被迫辭官回鄉。他教子相當嚴格[3]^:108、66，著作繁多，思想上支持王學泰州學派[4]^:43。祖父張汝霖1595年進士，官至江西參議[1]^:207，在江西任縣令時，曾為新開徵的礦稅向稅官力爭，平息因藥材稅過重而引起的動亂[3]^:108。父親張耀芳多次應考落第[2]^:144， 53歲時才考上鄉試副榜[3]^:47，1627至1631年間，在山東兖州魯王朱壽鏞府內擔任長史。自張汝霖起，張家生活漸趨奢靡。張耀芳及其兄弟建造華屋，蓄養歌伎，收藏古玩，貪酒好色，窮奢極侈[1]^:207；張耀芳沉耽於各種嗜好，日益揮霍[3]^:73。張家三世藏書，多達三萬餘卷，讓張岱有良好的讀書條件[2]^:151。張岱有三個弟弟，其中張山民集學者、詩人、藝術鑑賞家於一身[3]^:71。

《石匱書》卷一〈高帝本纪〉书影

張家有修史傳統，張岱高祖張天復和曾祖張元忭都撰有方志，張岱亦有修史的使命感[3]^:151，以史家而不是文學家自居，但成就上，張岱史學不如文學[6]^:94、136。史書中張岱重視司馬遷《史記》，欣賞歐陽修《新五代史》的敘事簡潔[6]^:116。他22歲起開始編纂《古今義烈傳》，10年後完成初稿[3]^:152。他讀歷代節義之士的事跡，總是熱血慷慨，因而編寫此書。書中搜羅歷代良將、大儒、廉吏、明君事蹟，也涉及商賈、僧人、乞丐，逐一立有小傳，後置贊語。此書在紹興當地文人間大獲好評[3]^:104-106。

張岱編寫的重要史書有《石匱書》220卷，約250萬字，《石匱書後集》63卷，約50萬字[2]^:143[3]^:183。「石匱」乃司馬遷保全史料之處，張岱以「石匱」為書名，表示對司馬遷的推崇[3]^:187。張岱著史，是因為看見其他明代史書問題甚多，故挺身而出，要編成可靠的明史[2]^:152-153。1628年《石匱書》開始撰寫，約1655年完成初稿[3]^:167-168，此後繼續增修[2]^:152，體例上倣效《史記》，有本紀、表、志、世家、列傳。表、志主要取材於鄭曉《吾學編》及何喬遠《名山藏》，列傳因襲《名山藏》最多，其次是《續藏書》、焦竑《國朝獻徵錄》及王世貞多種著作，間中亦有取自朱國楨《皇明史概》[6]^:96-97。因缺乏崇禎一朝史料，《石匱書》只寫到天啟時候。張岱有意藉修史探討明亡原因，他認為明亡的主要因素是宦官亂政和朋黨之爭，批評東林黨人黨同伐異[2]^{:152、160-161}；明神宗時明朝腐敗跡象已初露，明熹宗時宦官把持朝政，明朝病入膏肓[3]^:170-171。

張岱認為，過去明史作者，因政治、派系、觀點，或缺乏史料，有隱諱掩飾，混淆是非之處，故他特別強調信史，注意收集和考證史料，注重歷史事實，史家要秉筆直書，不顧忌諱，甚至要實地考察。表達上，張岱強調掌握史實的精華和重點，使文意活現，更加生動；強調畫龍點睛的效果，以簡練文字道出重點，不必冗詞贅字[2]^:156-158。後來張岱協助谷應泰編寫《明史紀事本末》，書中大量章節引自《石匱書》[3]^:179，毛奇齡參與官修《明史》時，曾致書張岱，求取《石匱書》抄本以供修史之用[1]^:208。《石匱書》的缺點是，襲抄各書之跡過於明顯，書中論贊不少取自鄭曉、何喬遠、王世貞等人的評論，難以說是「成一家之言」；張岱增刪既有傳記資料時，有時會有錯誤和不協調之處，對原書的刪削有時並不恰當，削去了傳主的生平事蹟，又採用一些荒誕不經的傳說，實難稱佳構[6]^{:97、130、132}。

1657年，張岱自谷應泰處得見崇禎朝的邸報，利用邸報史料編寫《石匱書後集》[3]^:179，完成崇禎及南明部份[2]^:153。因《石匱書》止於明熹宗，為了剖析明朝淪亡，故撰寫後集。他批評明思宗過度節省，用人反覆無常，徵稅過多[3]^:171-172，對明思宗褒貶各半，頗為公允。他能正確指出南明朝中的兩大弊病：文武官員無法合作，大臣間發生衝突。張岱認為明思宗自盡後明朝即亡，南明抗清其實不成氣候，諸王和權臣都無德無能，難以成就大事，故他沒有把南明諸王放在本紀，另立「明末五王世家」來綜述南明諸王事蹟，篇幅亦無多[2]^{:162、166、163}。張岱史書強調忠貞義烈，推崇死節，側重表彰忠義烈之士，期望能激發人心，為後世模範[2]^{:157、147、153}。他也贊同退隱以保全忠孝之道。他在《石匱書後集》特別贊揚忠臣和殉國士民，為殉明的官員與平民立傳，如〈流寇死事諸臣列傳〉、〈甲申死難列傳〉、〈江西死義列傳〉等[2]^:147、164。書中袁崇煥傳內容有舛誤，評價有欠公允[6]^:127。

張岱最後一部著作是《越人三不朽圖贊》，分立德、立功、立言三部份，其中以立德為主，佔全書三份之二[2]^:153。他與徐渭之孫徐沁一起，在紹興一帶挨家逐戶尋訪當地古人畫像，共得108幀[3]^:196。

張岱年輕時生活多姿多彩[3]^:33，縱情享樂，精通各種玩樂之道[2]^:154，自述：

少為紈袴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4]^:43

張岱是品茗專家，精於以山泉煮茶[1]^:207，品茶而能道出何種茶葉與水源，並懂得烘培茶葉[2]^:145。他和三叔張炳芳一同研究，以各處名泉煮各地名茶，找出最能相配的茶與泉。張岱鑽研各種美食的烹調方法，喜愛賞燈，會尋訪造燈的巧匠，舉辦燈展。他有各種癖好，十分沉迷。他曾迷上彈琴，十九歲時說服六位親友跟他一同學琴，又拜各家名師學藝，勤加練習，能奏出古拙之音，有時會與琴師和同學在眾人前合奏。廿五歲，張岱迷上鬥雞，與同好創立鬥雞社[3]^:18-20。他和二叔張聯芳鬥雞，以古董、書畫為賭注。戒了鬥雞後，他迷上看蹴踘。他又喜愛玩骨牌，甚至自己設計紙牌[3]^:21-22。張岱善狎名妓，南京藝妓中最欣賞王月生，常與她出南京城遊歷燕子磯等名勝，並為她作詩。張岱很欣賞南京說書人柳敬亭的演出[3]^:28-30，曾聽柳敬亭說《水滸傳》「武松打虎」，覺得其演繹比小說原著更精采動人，細節戲劇化，使人聽得如痴如醉[10]^:1286。

張岱喜愛出遊，少年時在紹興城內龐公池附近讀書，會在池中備有小舟，興致一來就乘船外出，進入縱橫交錯的溪流。他在西湖賞月時，特別愛看賞月之人[3]^:23-24。張岱曾遊覽泰山，當天天色欠佳，大霧彌漫，張岱希望等雲霧散去，得識泰山真面目，但導遊和轎夫都堅持下山。第二天張岱想再上山，但導遊拒絕，因習俗認為再一次登山是不祥的，張岱自行找轎夫上山，這次終於在天朗氣清下看到壯麗景致[3]^:86-87。他喜愛賞雪景，有次在西湖賞雪，見「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他也喜歡狩獵，他曾身穿戎裝策馬出城，姬侍隨行，隨從騎馬，帶同獵犬獵鷹，次日才歸家，設宴與親戚分享獵物[3]^:22-23、25。張岱甚愛看戲，精研唱腔、身段和扮相，花了不少金錢和力氣搬演好戲。其家族中有多人都養戲班，張岱自己也不例外，請伶人在賓客前演唱。在自己戲班裏，他最喜歡女伶劉暉吉，覺得她唱功奇絕，擅長反串，獨樹一格[3]^:21、30-32。他曾帶同戲班出遊，晚上路過江北大運河畔的金山寺，當地是宋朝名將韓世忠擊退金兵的地方，張岱就在寺中大殿叫伶人演出韓世忠退金人的戲，一時間鑼鼓喧囂，通宵演唱[3]^:34。

張岱母親陶氏誠心拜佛，他年幼時隨母親到杭州高麗寺、紹興城東曹山庵禮佛進香[3]^:61-62、16。張岱並不篤信佛教，但會拜佛、上香、布施，喜愛遊覽各地著名佛寺，如杭州靈隱寺、天竺寺、高麗寺、寧波阿育王寺、南京靈谷寺、棲霞寺等。有時他當寺院是士人聚會交談的地方[4]^:45-47、50。他對佛教儀式特別感興趣，常在佛教節日與家人到寺院參習佛教儀式[3]^:45，每年春天都參加杭州昭慶寺的廟會。他對佛教有相當認識，但不算深入[4]^:47。1638年，他到寧波海上的普陀山，參觀當地四月初三的觀音誕，進香期間一多月，他都謹守持齋戒律[3]^:88-90，在普陀島，他對百姓盲目而單純的信仰感到驚奇[4]^:53。同年，張岱與友人秦一生往寧波阿育王寺，自稱從寺內所藏的佛舍利子，看到一尊白衣觀音小像顯形[3]^:96。明亡後，張岱曾剃光頭，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山寺中；晚年在紹興山中建成一座小茅庵，請庵中僧人為他祈佛，死後為他祭奠[4]^:50、52。

張岱也會祈神禱雨。紹興當地曾發生旱災和饑荒，張岱跟從村民的決定，祈求《水滸傳》中的人物相助，因「水滸傳」書名就是個吉兆。張岱四出尋找相貌外形類似《水滸傳》故事角色的人物，終於找了三十六人來紹興城扮演李逵、林沖、武松等等。張岱認為，梁山泊108個好漢都是天罡地煞，可以協助乞雨[3]^:118-119。外母去世前，張岱曾為她到祠堂祝禱，也向東岳泰山之神祈求。此外，張岱讀過一些天主教著作，寫過一篇論利瑪竇的文章[3]^:76、93。

1616年張岱娶劉氏為妻，劉家也是讀書人，家世中等。他至少有兩名小妾，劉氏過世後，二妾仍與張岱同住。張岱兒孫滿堂，有十個女，六個兒子[3]^{:74、197、162}，晚年時，張岱仍須負起一家溫飽的重擔。長子、次子頗為懶散，但不失為讀書人，1654年到杭州應考鄉試，張岱沒有阻止，而二人亦沒有考上[3]^{:189、17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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