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

清朝从順治二年（1645年）始有修明史之議：該年四月十一日（癸亥），御史趙繼鼎上疏“奏請纂修《明史》，並博選文行鴻儒充總裁、纂修等官。”[3][4]；五月，設館修纂明史[1]^:138，大學士冯铨、洪承疇、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为總裁；以詹霸、賴袞、伊圖、寧完我、蔣赫德、劉清泰、李若琳、胡世安、高爾儼、陳具慶、朱之俊為副總裁。设收掌官七员，满字誊录十员，汉字誊录三十六员。

但因為數次爭論，中途多次停止[5]，杨椿回憶：“《明史》之初修也，在顺治二年，时……仿《通鉴》体仅成数帙。”[6]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随着三藩之乱的基本平定，政治穩定，經濟富裕，才正式开始《明史》的纂修工作。康熙詔舉博学鸿儒143人于体仁阁，取上等20人，二等30人，成立明史編纂小組，以徐元文為監修，叶方霭、张玉书為總撰，加上“布衣”萬斯同、范錫同等纂修《明史》。鸿儒修史主要集中在康熙二十九年之前，開館不久，潘耒即上呈《请广秘府书籍以光文治疏》，请求悉访民间记载、奏议。徐元文上呈《请购明史遗书疏》，请求“征遗献”。朱彝尊上呈《史馆上总裁第一书》，指出“盖作史者，必先定其例，发其凡，而后一代之事可无纰缪”。黃宗羲、朱彝尊、毛奇齡、張烈、陸隴其等人建議放弃设置《道学传》，只立《儒林傳》。康熙二十二年左右，明史稿〈本纪〉和〈列传〉基本完成，汤斌撰《太祖本纪》，徐嘉炎撰《惠帝本纪》，朱彝尊撰《成祖本纪》，潘耒撰《食货志》，陆葇撰《选举志》，王源撰《兵志》，姜宸英撰《刑法志》，尤侗撰《艺文志》等。康熙二十三年史館擬定《明史》修纂的綱領性文件《修史條議》六十一條。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八日，萬斯同因長期劳累，在京師王鴻緒家中去世，是年二月冬熊賜履進呈《明史》稿416卷，但“上覽之不悅，命交內閣細看”。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王鴻緒捲入黨爭，以原官解任回籍續修《明史》，“搜残补缺，荟萃其全”，[7]康熙五十二年，〈列传〉史稿的修订基本告竣，鴻緒又請宿儒李因篤協助審核，當時李因笃“老病在床褥，令二人捧稿，朗诵于枕侧。先生李因笃呼曰：‘改’。即加窜易涂抹，半载而毕功。”[8]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王鴻緒命其子圖煒賫呈明史列傳稿205卷，交明史館收藏，志、紀、表未具，次年，鴻緒奉旨回京，御纂《诗经传说汇纂》，充《省方盛典》承修總裁官；公務之餘，又取《明史》初稿之志、表和本紀，略作刪改，“或筆削乎舊文，或補綴其未備，或就正於明季之老儒，或咨訪於當代之博雅”，繼續纂修全稿，改舊志《河渠》、《食貨》、《藝文》、《地理》，又改《大臣表上》為《宰輔表》，《大臣表》中、下為《七卿表》，刪去《功臣》、《戚臣》、《宦幸》表。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十七日，王鴻緒進呈明史稿310卷，體例均備，七月十八日內閣將之交明史館收藏。[9]不久，王鴻緒將明史稿刻為己作，此即《橫雲山人明史稿》，不具萬斯同之名。是年八月十五日，王鴻緒即卒於京邸。张廷玉认为：“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闱，颁来密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10]。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又開館三修《明史》，以隆科多、王頊齡為監修，徐元夢、張廷玉、朱軾等為總裁，孙嘉淦、乔世臣、汪由敦、杨椿等二十五人为纂修，第三度重修《明史》，但开馆不久，人员又迁转流失[11]，纂修官“它任四出，留馆者数人而已”[12]，致力其事者僅杨椿、汪由敦、吴麟等人，以致未有一卷史稿进呈。史館因修《清世祖實錄》而止[1]^:138。

雍正五年冬，张廷玉命纂修官杨椿、汪由敦协力完成《明史》纂修任务，雍正六年正月，杨椿负责永乐至正德九朝列传，胡宗绪负责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十二朝本纪由汪由敦与吴麟负责，至七月，杨椿「九朝列传」已经清誊校毕缴付史馆[13]。郑江撰《明史稿》二十四卷，梅瑴成与修《天文志》、《历志》[14]。

乾隆四年（1739年）夏《明史》終於定稿，七月二十五日張廷玉上表呈《明史》殿本全書336卷，张廷玉在《上明史表》中回顾纂修历程说：“聚官私之记载，核新旧之见闻，签帙虽多，祗牾互见。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闱，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苟是非之不谬，讵因袭之为嫌？爰即成编，用为初稿。”十月八日，大學士鄂爾泰等奏請按舊例頒發《明史》，坊間翻刻，正式刊行。如果從順治二年（1645年）算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刻成止，則歷時95年，近乎一個世紀之久。现通行的《明史》版本是乾隆四年的武英殿原刊本。

乾隆四年，武英殿《明史》告竣之際，清高宗下旨仿《資治通鑑綱目》編輯《明紀綱目》[15]，乾隆十一年成書。乾隆四十年（1775年）高宗覺得《明紀綱目》考核不夠精當，又詔修明史：“《明史》內於元時人、地名，對音訛舛，譯字鄙俚，尚沿舊時陋習，如「圖」作「兔」之類，既於字義無當，而垂之史冊，殊不雅馴。……《明史》乃本朝撰定之書，豈可轉聽其訛謬，現改辦《明紀綱目》，著將《明史》一併查改，以昭傳信。”[16]，復命查繳原頒之書[17]，諭協辦大學士英廉等「將原本逐一考覈添修，務令首尾詳明，辭義精當」[18]，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明史本紀》24卷成，被稱為「明史本紀新刊本」，世罕知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明史》全書勘定成，併入《四庫全書》（有關明代的原始史料如《明一統志》，《明寶訓》，《明書》，《明實錄》，《明朝小史》，《明名臣經濟錄》，《明史記事本末》，《明道雜誌》等可閱於網際網路檔案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維基文庫）。

朱笔批改过的万斯同《明史稿》（《明史》底稿之一）。因政治需要，正史编纂过程中的篡改和美化不可避免

清廷雖下令開館編修《明史》，但是明史館一向結構鬆散，一般官員多為七品官，雖地位清高，但俸祿不多，因此常有開脫出缺的情況發生，編修人員也不一定每天到史館報到，亦常因其它“外務”而中斷，清廷對此並不嚴加管控，只視為新朝籠絡中原士人之舉。[19]顺治九年（1652年）傅维鳞曾描述當時“事既简静，偃息多闲”“悲岁月之流迈”“止类编实录”“所纂不过二十余年，止类编实录，不旁采，工无庸多”[20]。

康熙帝親政後，政局尚未穩定，他曾說：“朕聽政以來，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書而懸之宮中柱上。”三藩之亂平定後，目標又轉至河務與漕運，對於《明史》的修撰仍非首要迫切。《明史》初稿大部份成於萬斯同之手，所有史官撰写的初稿都送他复审，均无一差错。[21]萬斯同為《明史》可謂耗盡了畢生的精力，晚年雙眼已盲，在钱名世协助下，弹精竭虑地修改史稿，[22]有时因考证一事，往往“集书盈尺者四五或八九不止。”[23]诚所謂“修故国之史以报故国，愿成一代之史以报先朝”。钱大昕说：“乾隆初，大学士张公廷玉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公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万斯同）手。”[24]

清朝經學家楊椿有言：“《明史》成於國初遺老之手，而萬季野功尤多。紀、傳長於表志，而萬曆以後各傳，又長於中葉以前。袁崇煥、左良玉、李自成傳，原稿皆二巨冊。刪述融汰，結構宏肅，遠在宋、元諸史上。”

〈本纪〉所占不足全书十分之一，字数所占不及全书二十五分之一，列惠帝，但不列兴宗（惠帝之父朱标）、睿宗（世宗之父朱祐杬），钱大昕称：“其例有创前史所未有者。如《英宗实录》附景泰七年事，称郕戾王，而削其庙号，此当时史臣曲笔。今分英宗为前后两纪，而列景帝纪于中，斟酌最为尽善。”

汤斌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充任《明史》总裁，編有《天文志》、《五行志》和《曆志》。《明史·食货志》共六卷，由潘耒據王原《明食货志》撰成，“将明代《实录》通纂一过，凡片言只字，有关食货者，悉行节出，琐细庞杂，不厌其详”，後來潘耒因事被黜，再由王鸿绪加以删削。《艺文志》四卷由黄虞稷撰写，依经、史、子、集排述。《地理志》有七卷，是篇幅最大者，詳述两京十三省的沿革。《河渠志》共六卷，黄河占两卷，介绍全国水文治理和水利利用状况。《兵志》介绍明代军事制度，共四卷。第三卷「边防、海防、民壮、土兵」，介绍明朝九邊。《刑法志》共三卷，出自姜宸英之手，介绍明代法律。第三卷介绍廷杖和锦衣卫诏狱。

表由万斯同主編，除《诸王》、《功臣》、《外戚》、《宰辅》外，又增设《七卿表》，仿自《汉书·公卿表》，七卿即六部尚書及都察院都御史。

从结构上明史采纳了从《史记》开始流传下来的纪传体结构，一共分本纪24卷、志75卷、列传220卷和表13卷。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論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卻遠遠超过了以前的史書。

〈列传〉共二百二十卷，占全书三分之二，可略分为「类传」和「专传」两大类。有重複事蹟者，则举一人立传，他人在后各附一小传，如《孙承宗传》中记柳河之役，只注「语在马世龙传中」；《刘岜传》弹劾刘瑾，后附十余人小传。类传包括《后妃》、《诸王》、《公主》、《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孝义》、《隐逸》、《方伎》、《外戚》、《列女》、《宦官》、《阉党》、《佞幸》、《奸臣》、《流贼》、《土司》、《外国》、《西域》等，〈列女傳〉共三卷，記載二百八十七位忠孝、節烈婦女，大量取自王鴻緒編纂的《橫雲山人明史列傳稿》。由於《明史》一再強調綱常名教，因此在〈忠義傳〉、〈孝義傳〉、〈列女傳〉等目羅列近二千人。列傳中专列〈阉党傳〉、〈流贼傳〉和〈土司傳〉三目為明朝一代專有議題，《阉党传》列四十六人，属於刘瑾党者有七人，其餘皆魏忠贤党。〈流贼傳〉稱李自成、张献忠等為流賊，为统治者总结经验：“自唐赛儿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剿贼诸臣传中。独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张献忠传》。”“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陸以湉在其《冷廬雜識》稱：“阉党、佞幸、奸臣列于宦官之后流贼之前，其嫉之也深，而贬之也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