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法租界

1847年法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敏体尼被任命后的两年，即1849年，法国商人雷米在英租界外租到了2.385亩土地。而后，法租界在于上海道台麟桂的同意后开辟。租借范围南至护城河，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诸家桥，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面积共约986亩[1]。

1861年，法国又以为了开辟沪法之间航线需租地造屋为由，租得了小东门外37亩土地。1899年6月，法租界再次扩张。新租界的区域北至北长浜（今延安东路西段），西至顾家宅、关帝庙（今重庆南路），南至打铁浜、晏公庙、丁公桥（自忠路，原西门路），东至城河浜（今人民路西段）。法租界总面积从而增加到2135亩[1]。

法租界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越界筑路，最初是从上海县城西门筑至徐家汇的军路。1913年，当时的法国公使康德向中国政府索求界外马路警权，欲图再一次扩充租界面积。袁世凯政权为拉拢西方，答应了法租界的扩张要求并与法国签订了关于法租界界外马路协定十一条。协定给予法租界当局在越界筑路区域行使警政和征税权，但条件是法租界当局要驱逐租借内的革命党人士[1]。法租界当局控制区面积从而达到了15150亩，是法租界初辟时的15倍。同时，租界当局也同意由中国人中推选2名绅董，参加法租界董事会。1925年，法租界擴展至安和寺路和哥伦比亚路[2]。

20世纪20年代，法租界已发展成上海首屈一指的住宅區[3]。特別是在1914年第二次擴建的，最初人口稀少的新法國租界。隨著需求的增長，法租界建造了許多豪華程度各異的公寓樓及石庫門住宅，以滿足越來越多的中國居民的需求。在俄國革命後湧入的白俄的幫助下，法租界發展了充滿活力的商業區。

1941年，日本帝國軍隊佔領了上海，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避難於法租界。

在淞滬會戰中，中國军队兩次誤炸了法租界，數百人死亡。

在法國租界的入口處，指揮遠東海軍的副海軍上將朱爾斯·勒·比戈特坐在馬路中間的折疊椅上，擋在他們的車輛前面，迫使他們談判，最終只讓無武裝的補給車隊通過。

1937年12月4日，日本無武裝的車隊獲准通過法租界。

1943年2月23日，法国维希政府宣布，同意放弃在华租界。6月5日，汪精卫政权先收回天津法租界、汉口法租界和广州法租界。7月30日，汪精卫政权收回最为重要的上海法租界，改称第八区；上海法租界宣告结束，历时近百年。（8月1日，汪精卫政权收回上海公共租界）。10月10日，更改原租界地区240条路名。

战后的中、法政府在1946年2月签署的中法协约中承认了租界归还中国的既成事实。按照此协约的规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同意撤出战争结束时由中国占领的法属印度支那（越南）北部并将其归还法国，而法国政府则相应的同意放弃包括广州湾在内的所有在华租界地。

巡捕房（garde municipale）是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的下属部门，负责公共安全。如同英租界当局从临近的英属印度招募大批警员的做法相似，法租界当局也从法属安南（后为法属印支）聘用许多警员。巡捕房下属分区捕房共6个：

• 中央捕房：卢家湾薛华立路。
• 麦兰捕房：老北门公馆马路。
• 霞飞路捕房。
• 福煦路捕房。
• 贝当路捕房。
• 小东门捕房。

此外，法租界还有“义勇军”(corps de volontaires)的业余军事部队，最早是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时期为了保护租界而组建的。

作爲根據條約取得治外法權的條約列強，法國在法租界擁有領事裁判權，涉及法國人的案件由法國領事法庭裁判。涉及中國人及非條約列強國民的案件則由法租界会审公廨審判，1931年撤銷。

上海法租界旁的徐家汇是天主教法国耶稣会在华活动的两个中心之一（另一个是河北献县），各种教会机构——圣伊纳爵堂、主教府、修道院、天文台、印刷所、藏书楼、男女中学等等形成规模庞大的教会区。江苏、安徽两省的天主教都是从这里衍生而来。

1861年6月29日，法租界内建成第一座天主教堂（洋泾浜圣若瑟堂）。法籍耶稣会士南格禄创建的圣依纳爵公学即徐汇中学。震旦大学和广慈医院位于法租界的中心地带。在外地的天主教修会和教区也纷纷在上海法租界设立帐房，经营房地产。

相比之下，法国对华贸易不够兴盛，法租界内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家法国商行，出口生丝到里昂。

1920年代，在公共租界经营的英美商人，纷纷选择在法新租界营建住宅。美国人在贝当路兴建了美童公学和国际礼拜堂。英国人在迈尔西爱路兴建了兰心大戏院。

沙俄时代，俄国侨民在上海的势力较小，1915年有402人，住在法租界的只有41人。1917年十月革命后，有7000名俄国难民蜂拥抵沪，其中包括前贵族。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后，又有大批俄侨从哈尔滨转移到上海。30年代上海俄侨总数为1.5万到2万人。

1934年，法租界有俄侨8260人。（公共租界1935年有俄侨3017人）。他们在法租界修建了2座的东正教堂：圣母大堂和圣尼古拉斯堂。

白俄在上海虹口提篮桥一带站稳脚跟后，都设法移居到法租界居住。1920年，法租界仅有210名俄侨，1934年，增至8260人。他们多数居住在法租界中部吕班路、环龙路、金神父路一带，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中段开设服装店、面包房、咖啡馆，使得霞飞路成为上海最具浪漫色彩的一条商业街。白俄移民中有不少音乐家、舞蹈家和画家。在他们的带动下，歌剧、芭蕾舞在上海盛极一时。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的乐队成员大部分是俄国人。他们还培养了一批出色的中国音乐家，其中包括傅聪。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上海法租界因为大量华人涌入，才开始兴盛起来。1910年，上海法租界内华人超过10万。抗战前将近50万。孤岛时期更增加到825342人。同时，华人商业区也从公馆马路经八仙桥逐渐延伸到霞飞路东段。

上海法租界也是帮会组织的大本营，黄金荣和杜月笙的发迹之处。

20世纪20、30年代，西部的法新租界住宅区，有不少中国上层人士在此构建花园别墅。

上海法租界的贸易虽远不及公共租界繁盛，但是在零售商业方面，则具有可与之抗衡的地位。在法租界发展的早期，这是由于较之公共租界，法租界更为接近华人居住的旧城区，而且很早就有众多的华人居民入住，消费人口众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则是由于法新租界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环境，吸引了大批欧美侨民和中国中上层人士入住，具有发展为繁盛商业区的基础。

在上海法租界，零售商业沿主要街道分布：

• 公馆马路：东西贯通19世纪的早期法租界，为当时法租界的主要商业街。法租界当局规定在此路两侧兴建骑楼，成为上海唯一的一条骑楼街。
• 霞飞路：东西贯通20世纪扩展的法租界新区，其东段和中段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兴起，成为上海仅次于南京路的商业街。其中吕班路（重庆南路）以东大多为华人经营的店铺；从吕班路到亚尔培路（陕西南路）的霞飞路中段多白俄经营的店铺，以服装店、面包房、咖啡馆为特色。

• 沙逊：华懋公寓、峻岭公寓（今锦江饭店）

• 上海大世界
• 兰心大戏院：英国侨民的戏剧中心
• 国泰大戏院
• 巴黎大戏院

• 震旦大学，吕班路（重庆南路）

• 广慈医院，金神甫路（瑞金二路）

• 东正教圣母大堂，亨利路（新乐路）与劳而东路（襄阳北路）转角
• 东正教圣尼古拉堂，高乃依路（皋兰路）
• 天主教君王堂，蒲石路（长乐路）
• 天主教重庆南路圣伯多禄堂，吕班路（重庆南路）
• 天主教洋泾浜圣若瑟堂——天主堂街（四川南路）
• 上海国际礼拜堂，贝当路（衡山路）
• 圣公会上海诸圣堂，辣斐德路（复兴中路）
• 圣公会上海救主堂，赵主教路（五原路）
• 上海第一浸会堂，民国路（人民路）
• 犹太教新会堂，拉都路（襄阳南路）

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國務院總理李鹏

• 李鹏（1928年10月20日－2019年7月22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1928年出生于上海法租界。在处理六四天安门事件中的态度、推动三峡工程的行为及关于其家族的腐败传闻颇具争议。[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