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
背景
土司制度是在唐宋时期羁縻州县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認各少数民族的世襲首领地位，給予其官職頭銜，以进行间接统治，專制朝廷中央由於實力不夠，敕詔命令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得到實施[2]。
有些土官以世襲故，恣肆虐殺百姓，為患邊境，“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3]。甚至土司家族內部發生械鬥或是戰爭，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东川彝族禄氏家族因争夺土府继承权，互相残杀。
过程
为了完全控制西南少數民族，以解決土司割据的积弊的名義，明清两朝的君主，开始酝酿解决这个问题。改土归流一般采取两种办法：“一是从上而下，先改土府，后改土州。二是抓住一切有利时机进行，如有的土官绝嗣，后继无人，或宗族争袭，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间互相仇杀，被平定后，即派流官接任；有的土官犯罪，或反王朝被镇压后，以罪革职，改由流官充任”[4]。
清雍正时期，国力强盛，中央政府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5]，即由中央政府选派有一定任期的流官直接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务，“改流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其投献为上策，敕令投献为下策。”，“制苗之法，固应恩威并用”[6]。广顺长寨土司向官兵挑衅，竟遭到清軍毁灭性的打击，设长寨厅（今贵州省长顺县）。
雍正八年（1730年），镇沅流官刘起元贪婪无度[7]，乌蒙土目禄万福在乌蒙镇发动兵变，刘起元逃至荔枝河被杀，滇黔蜀三行省接壤处的土司群起响应。鄂尔泰下令士兵穷追严剿，“分兵穷搜，务获得魁，尽屠丑类”，镇压之時，將所有的土司头目，戮殺殆盡。最後招民垦种，“给予田地、耕牛、谷种，俾得各安其业”。至乾隆初年（1736年），会泽“民夷商贾，四方辐辏，食货浩穰”。
涉及的地区和民族有滇、黔、桂、蜀、湘、鄂省的苗族、彝族、布依族、侗族、白族、傣族等，实行“改土归流”之前，云南土司有47家[8]。实行“改土归流”之后，不但以漢族為主導的中央集权的中国统治得到了加強，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政治地位被毀滅性地打擊，漢化也进一步加快。民國時期，少数地区虽然还残存土司制度，其作用和影响也已大大削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自此彻底废除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9]。
参考文献
- 永樂十一年，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與思州宣慰使田琛因爭地叛亂，互相廝殺。亂事平定後，於當地設置貴州布政使司，揭開改土歸流的序幕。播州之役後，明朝政府於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以播州宣慰司設遵義、平越二府。遵義府入隸四川，平越府入隸貴州。
-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恭谢圣恩，敬陈愚悃事》折：“查云南土官多半强豪，所属苗民悉听其指使，残暴横肆，无所不为。其土官懦弱者，凶恶把目，为害尤甚，不但目无府州，亦并心无督抚。”
- 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租赋，以靖地方事》折
- 黄现璠《壮族通史》
- 鄂尔泰在《改土归流疏》中说：“改土归流，将富强横暴者（指土司）渐次擒拿，懦弱昏者（亦指土司）渐次改置，纵使田赋兵刑，尽心料理，大端就绪。”
- 雍正四年四月初九日，《请肃清顽苗，以靖边方事》一折中说：“总之，制苗之法，固应恩威并用，然恩非姑息，威非猛烈，到得用着时必须穷究到底，杀一儆百，使不敢在犯，则威仍是恩所全实多。”
- 倪蜕《滇云历年传》卷十二中载：“夷民之马，上者官索之，中者兵需之。不幸而妻女可观，无不嬲也。凡有薪炭入市，兵役输抽，以为过税；旧时酋目向来自贵，今见工匠，务须下马，迟则捶楚；加之大关通判刘镇宝丈量田地，苛刻为能，教授李焜管督城工，迂疏繁碎，于是远近夷民皆无生之气，有死之心。”
- 《道光云南志钞·土司志》
- 秦中应 《建国以来关于“改土归流”问题研究综述》边疆经济与文化，2005年第6期。
- 谷口房男：〈思恩、田州叛乱始末记——明代中期广西右江流域土官土目叛乱与改土归流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