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演化

演化知識論是指用生物演化的觀點來看待人類如何建立並累積知識，特別是科學理論。此理論認為知識經由某種選擇而演化，例如疾病細菌學說（germ theory of disease）根據週遭其他知識（包括證據）的不同而改變而可信度。這是一種自然主義的知識論論述，它強調知識建立過程中，天擇扮演的兩個角色：一是生物的天擇演化確保我們的感官和認知能力是可靠的，可以適應我們的周遭環境，二是知識本身經由試誤的過程中被選擇而演化。演化知識論的特點之一是認為科學理論的實用性並非只由實驗證明，還要經由社會和方法論的過程來選擇出最「適應」於回答某個科學問題的理論。從演化知識論的觀點，所有的理論都只是在某些條件下為真，而非絕對正確或錯誤，不管它通過了哪些實證檢驗；光是通過嚴謹的實驗並不足以證明一個理論可以在未來的實驗中存活。卡爾·波普爾以古典物理為例，指出牛頓物理通過了非常詳盡的試驗，但最後仍被愛因斯坦的理論擊敗。許多人認為卡爾·波普爾是第一個完整分析演化知識論的人，但唐納德·T·坎貝爾（Donald T. Campbell）在 1974 年就已經提出這個詞。[9]

多線學說和文化相對論，認為每個社會有自己的歷史背景，避免在缺少證據下由種族中心的角度猜測、比較、或是作價值判斷。反對所謂「原始」和「現代」的對立，而專注在達爾文主義中的「適應」概念，主張所有的社會都必須用某些方式適應它們的環境。

夜間的地球組合照片。亮區的都市化程度最高，但人口不一定最高。電燈發明 100 年後大多數的地方仍維持沒有光照的狀態。

受懷特和史都華的影響，文化人類學和生態人類學在 1950 年代建立了許多理論，包括世界體系理論、依賴理論、人類學的文化物質主義，這些理論也和馬克斯主義互相影響。現今的人類學在解釋文化之間的差異是，就非常重視環境和文化之間的關係。但另一方面，文化人類學也考慮其他因素（例如和周遭其他文化的政治和經濟關係），認為所有的因素必須一起考慮才有意義。

在社會科學中，許多人仍認為演化觀點太過強調進步，而選擇使用更偏向人文主義的研究方法，把重點放在歷史事件、文化間的接觸、文化符號系統的運作等等。

現代化理論發展於去殖民化盛行的 1950 至 60 年代，由社會文化進化論發展出來，結合許多實證研究和經驗，和依賴理論以及發展理論有關。此理論認為發展的方向是從「傳統社會」進步到「已開發社會」；西方國家發展程度最高，其他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比較落後，但最終會達到相同的發展程度；在發展的過程中是可以經由社會工學（Social engineering）來引導的。對於如何達成現代化，有許多不同的見解。例如羅斯托專注在經濟上，大衛·阿普特爾（David Apter）專注在政治體系上，認為民主以及政府的有效治理非常重要，大衛·麥克利蘭從心理學的角度切入，認為社會必須重視創新和企業自由。[10]

有研究認為文化演化的過程類似生物演化的間斷平衡模型，也就是說文化在大多數時間都保持穩定，不會有太大的變動，但在特定的轉型時期會一次發生大幅度的改變，進入另一個穩定狀態，其中的各個穩定時期就類似於階斷論的各種分類，人類社會可以因此區分為動物社會、部落社會、農奴社會、以及現在正在轉入的工業社會[11][12]。推動各個轉變的重要因子是食物產量，穩定社會的食物產量變化有限，但在轉型時期產量會增加[13]。

社會生物學將文化視為性狀可塑性（phenotypic plasticity）的一種，主張人類的文化大多可以視為每個人試圖提高整體適應度的結果。[14]

文化選擇理論將文化傳播視為一套獨立在基因遺傳之外的系統，用演化生物學的模型來描述其變化[8]，其立場是文化變遷的原理和生物演化類似，都源自變異、自我複製以及存活率或複製效率的差異[15]。其中的理論除了包含達爾文的天擇演化，也包括許多來自其他學門的理論，包括拉馬克主義、政治、經濟、人類學、比較文學、語言學、演化心理學、社會學、地理學、社會生物學、古生物學等等。[16][15][17][18][19]

遠在達爾文之前，西方的思想家就知道文化會隨時間改變。大多數人認為文化的演化是單向的，隨時間進步；所有的社會和文化發展都遵循同一條路徑，並且可以進步的程度的區分出階段。這在人類學和社會學中稱為單線學說（Unilinear theory）[3][20][21]，在史學史中則稱為階段論（Stadial history），屬於一種推測歷史（Conjectural history）。這種觀點其來已久，亞里斯多德即認為文化會從最初的不成熟形態發展到最終的成熟形態[22]，文藝復興時期的蒙田也提及社會隨時間的演變。

單線學說在啟蒙時代相當流行，許多思想家試圖找出人類歷史發展的通則，霍布斯認為原住民文化沒有技藝、文字和社會，面對生命是孤獨、窮苦、骯髒、野蠻的。當代的學者認為所有的好東西都是從這種低下的狀態逐漸發展出來的[3]。在 18 世紀的蘇格蘭啟蒙運動產生了對單線學說很重要的思想。許多蘇格蘭思想家試圖理解當地的發展和1707年聯合法令促成的對英貿易之間的關係。他們將觀察到的現象理解為蘇格蘭自農業社會轉變為商業社會，其中亞當·福格森、約翰·米拉（John Millar）、和亞當·史密斯主張所有的社會都經歷四個階斷：游獵採集、畜牧和遊牧、農業、以及最終的商業。其他地方也在這個時期發展了關於歷史的進步（Progress）的哲學思想，例如黑格爾視社會發展為必然的過程，從原始的自然狀態一路發展成類似工業化歐洲的社會。這些思想影響了法國的克洛德·阿德里安·愛爾維修、聖西門、孔多塞、孔德等人。孔多塞將社會的進展區分出十個階段，每一階段有不同的人權，每一步都讓人類更接近完美。孔德則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觀點來看待社會進展，並以此為基礎，建立了社會學。孔德也提出三階段定律：人類最初是神學階段，用超自然力量解釋自然，之後會進入形上學階段，用抽象觀念來解釋自然，最後進入實證階段，一切都是以事物之間的互動關係來解釋，孔德認為最終這個重視科學的社會是最高級的社會[23]。

社會學之父奧古斯特·孔德（1798 年~1857 年）。

單線學說的發展也和當時的歐洲政治經濟環境有關。帝國主義讓歐洲的學者知道到世界上有許多社會和西方文明不同，而對社會的本質提出許多疑問。除此之外，殖民母國為了管理殖民地也必須了解當地的風土民情。歐洲人便用單線學說這套系統來消化這些新知識，並從中找到理由支持他們在政治和經濟上佔據的優勢：他們認為西方文明是社會從野蠻的狀態一步步向前進步所得到的結果，被殖民者因為發展得比較慢而處在落後狀態。這種想法在啟蒙時代非常流行，包括伏爾泰也支持這種觀點。另一個影響是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興起讓生產方式不斷改革並大幅改變了歐洲社會。單線學說反映的是認為這些變革都是進步的觀點。這些改變，包括法國大革命和美國憲法等政治變革中產生的民主制度，也促使歐洲哲學家去思考社會的本質。

用論化論來理解文化變異可以追溯到達爾文本人[24]。1871年，達爾文出版《人類的由來》，用生物演化的角度來探究人類的社會文化。他主張風俗和「遺傳的習慣」都是源自人類天生具備的學習語言的能力，並對人類的演化有貢獻[25][24][26]。同時期哈潑雜誌中就用演化論來理解語言的演變，說：「基於達爾文的天擇原理，短的詞比長的詞有優勢、直接的表達方式比間接的有優勢、有精準意義的詞比模糊的有優勢、地區性的俗語在各處都處劣勢。」[27]

社會學的社會文化進化論（Sociocultural evolutionism）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中由孔德和史賓賽建立。此理論試圖用科學化的方法研究社會（而不是推測歷史），並進一步結合達爾文的生物演化概念，將社會看作一個個生物體，會成長、隨時間增加複雜度、產生秩序性、專精化，並從演化生物中引進變異、天擇、遺傳等概念來解釋社會的進步[28]。這派理論在十九世記成為人類學和社會評論的主流思想，特別是影響了美國鍍金時代的學者，如愛德華·伯內特·泰勒、倫納德·特里勞尼·霍布豪斯、萊斯特·法蘭克·沃德、和路易斯·亨利·摩爾根等人。

史賓賽主張人類文化是從未分化的部落（hordes）進步到有階級的文明，人類本身也隨之發展得更為複雜；這過程是根基於知識和文明的持續累積，讓現代科學區分出不同的學門並建立文化規範[3][20]。「適者生存」這句話就是史賓賽所提出，後來被達爾文用在第五版的《物種原始》作為天擇的同義詞（原文是「最適者生存」，英語：survival of the fittest，但中文已固定翻譯為「適者生存」）[28]。史賓塞的理論其實比較接近拉馬克的獲得性遺傳，而不是達爾文的天擇演化論，史賓賽的理論也比達爾文更早發表。不過，史賓賽認為社會的進步源自個體之間的競爭，這部份和達爾文的理論一致，這導致達爾文的理論一發表就造成許多人支持社會文化進化論。

史賓賽也認為社會進化的方向是朝向更高的個人自由，他反對政府干預經濟[29]，並依據社會的內部管理區分兩個發展階段：他稱為「軍事社會」和「工業社會」，前者比較原始、目標是征服和防衛、特徵有中央化、經濟自主、集體主義、使用強迫的手段、並且鼓勵服從，後者比較進步、目標是生產和貿易、特徵有去中央化、和其他社會有經濟互動、人們自願合作、重視個人的獨立性、鼓勵積積主動和創新的行為[23][30]

赫伯特·史賓賽提出「適者生存」並將之應用在社會學和經濟學中。

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中依據科技的進展將人類社會的進展區分為七個階段：低、中、高級的蠻荒（Savagery）、低、中、高級的野蠻（Barbarism）、以及文明[31][32]。摩爾根將社會進步和科技進步連結起來，認為社會進步都是源自科技進步，這種想法後來影響了恩格斯和馬克斯[31]。摩爾根並拿世界各地的文化作為各個階段的例子，不過他沒有給出低級蠻荒的例子，因為他認為當時已經少有文化還停留在低級蠻荒的階段。在當時摩爾根的學說受到高度推崇，許多人類學研究都是從這套學說延伸出來[3][20][21][31]。

路易斯·亨利·摩爾根的著作讓社會文化進化論在 19 世紀人類學界佔據主流地位

萊斯特·法蘭克·沃德有時被稱為美國社會學之父

萊斯特·法蘭克·沃德（Lester Frank Ward）反對史賓賽對於社會進化的觀點。沃德也是植物學家和古生物學家，他認為人類的演化有別物動植物的演化，認為「自然律」被「意識律」取代[33]。他強調人類的情感會自行建立目標並圖達成目標（最有效的是透過現代科學），這和沒有目標的生物演化不同：動植物只能適應自然，人類則會改變自然[34]。有別於史賓賽認為競爭對社會的進步有利，沃德認為競爭會造成破壞，而人類的組織、傳統和法律正是用來控制競爭和其他對人有害的力量[33]。不過沃德和史賓賽對威權政府的觀點是一致的，都認為會壓抑個人的才華，而現代民主社會則降低宗教的力量並推展科學，故能讓每個人完全發揮各自的潛力追求快樂。他認為演化可以分成四個階段：首先宇宙誕生並演化，然後生物出現並演化，然後「人」因為生物以及意識層面的演化而出現，最後有了社會，並學會用演化的力量來推動進展，達成人類的快樂和自我實現[34]。沃德雖然支持進步和原始的區分，但反對白人至上的觀點，而支持出非洲說，認為所有的人種和社會階級都有一樣的能力。他也認為社會學是最複雜的學門，有許多主題仍待研究，因此他不支持諸如優生學或馬克斯主義試圖改變社會結構的想法[35]。沃德也認為社會不是只能進步，也可能退化[36]。

艾彌爾·涂爾幹，另一個「社會學之父」

涂爾幹對社會發展採取二分法的觀點，區分機械團結和有機團結。在機械團結中，人們是自給自足的，不需要合作，所以必須用高壓來促進社會團結；在有機團結中，人們彼此依賴，就像一個有機生物的中的各個器官一樣，互相合作。社會能夠從機械團結走向有機團結的，原因是人口成長、社會規範增加、以及產業分工。[37]

斐迪南·滕尼斯則認為社會是從非正式社會轉變至正式社會。在非正式社會中，法律不多，人們有很多自由和很少責任；而在正式社會中，則有傳統和法律規範人們的行為。除此之外，滕尼斯也主張社會也有統一和標準化的傾向，小社會會被大社會吸收；這個理論在今天可以視為全球化的一部份。滕尼斯也是最先指出社會演化不一定總是朝向好的方向的人之一。[38]

馬克斯·韋伯，1917 年

韋伯通常不被視為社會文化進化論的一員，但是他的「三種統治分類」帶有社會進化的特徵。他將統治方式分為魅力型權威、傳統型權威和法理型權威，並主張法理型權威是最先進的，社會會朝此方向演進。

19 世紀最終發展出三大社會學學派：

• 社會文化進化論（Sociocultural evolutionism）：認為社會是從「原始」邁向「進步」。
• 社會週期論（Social cycle theory）：認為社會會不斷重複經歷相同的過程。
• 馬克斯的唯物史觀：認為生產工具的進步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根源。

三者都認為人類的歷史是沿著某條固定的路徑發展，過去的事件會「造成」現在及未來的事件，所以透過研究事件的前後因果關係，可以在歷史中找到定律。[39]

單線學說，特別是社會文化演化理論，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遭到廣泛的批評，單線學說假設美國和西歐文化才算是文明，西方文化比其他文化更進步，許多人認為這是種族主義，是用西歐文明以及物質文明的觀點在評斷其他文化[3]。批判理論主張所謂社會進化的觀點只是當權者的藉口。在兩次世界大戰過程中上百萬人的死亡、種族屠殺、以及各種建設破壞，也讓歐洲人懷疑起所謂的進步。德國人類學家法蘭茲·鮑亞士推動文化顆粒主義（Cultural particularism）。在文化顆粒主義認為不同文化是完全獨立的整體，只能被單獨研究，不能互相比較。鮑亞士和他的門生，包括阿爾弗雷德·路易斯·克魯伯、露絲·潘乃德、以及瑪格麗特·米德將人類學的研究重心放在收集個別文化的歷史演變和發展的方式和證據，而不是試圖尋找通則。[3]

經過詳細的民族誌及實證調查，他們指出史賓賽、泰勒和摩爾根等人的觀點大多只是臆測，尤其是階段論。他們指出所謂的原始社會和其他當代社會都有一樣長的歷史，一樣的進步程度，否定原始和進步的區分。除此之外，單線學說假設每個文化都是單獨發展的，但事實上許多文化特徵會在不同社會間傳播，而且這些傳播是推動文化改變的動要因素。

因為上述影響，大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社會科學界排斥使用生物學的概念或類比。光是說出「演化」一詞就可能嚴重影響學術聲望。同時期的生物學界再次發現了孟德爾的研究，造成天擇演化的學術地位暫時被突變論取代。雖然在生物學界，天擇演化的地位很快地就在1936~1947年間由休厄爾·賴特等人透過現代演化綜論復興，但文化演化的概念及類比則慢了許多。

在 20 世紀前半葉，文化顆粒主義佔據了人類學和社會學界，認為各種試圖套用到全人類的通則以及受演化論影響的觀點都不科學，直到 1930 年代，包括萊斯利·懷特、朱利安·史都華、馬歇爾·薩林斯、以及埃爾曼·塞維奇（Elman R. Service）在內的美國人類學家重新激起文化演化的爭論[3]。他們大量採用考古學、古生物學以及史學的證據，而不是如單線學說只有單方面的論述和猜想，並極力排除任何價值判斷，不管是源自倫理學還是特定文化背景，只做客觀的描述[40]。有別於單線學說，多線學說認為文化發展的階段並不是固定的，而是有許多不同的長度和形式，沒有現代和原始的區分，也沒有所謂的「社會進步」；相較於文化顆粒主義，雖然多線學說同意個別文化的演變過程不盡相同，但認為總體而言，大多數的文化確實有特定的發展方向[3][41]。新演化論拋棄決定論的立場，而是採用機率，主張偶發事件和自由意志會大幅影響社會演化。新演化論也使用架空歷史（counterfactual history），假想社會發展的各種不同的可能路線，以此論證不同社會可能走上不同的路徑，有時甚至跳過某些其他社會有經歷過的階段。這套新想法持續發展，並在 1960 年代被現代人類學接受。[40][42]

萊斯利·懷特首先指出不同的文化能使用的能量多寡有所不同，而一個社會可以應用的能量越高，就能產生越複雜的分化；可以應用的能量多寡則主要受限於科技，所以社會系統是由科技決定。這部份和摩爾根的理論相符，並且提供了一個用能量使用的程度和效率來量化社會發展的指標。他將能量使用區分為五個階段：肌肉、獸力、植物（農業）、化石燃料、以及核能。這和後來蘇聯天文學家發展出來的卡爾達肖夫指數類似。類似於單線學說，懷特試圖以此建立一套可以描述所有文化的發展史，但是他否定將社會區分為進步和原始的做法。[40]

朱利安·史都華則著重在社會如何適應各自的環境。有別於懷特專注在單一個文化特徵的演進，或是19世紀的所謂的「進步」，他更強調達爾文主義中的「適應」概念，主張所有的社會都必須適應各自的環境。史都華因此著重在各個社會使用哪些自然資源、用什麼科技來開發這些資源、以及人力的組織。他進一步主張因為不同的環境和科技會引發不同的適應，加上政治、意識型態和宗教的影響，文化也會因此有所不同；換句話說，文化的改變不是因為某種內在的特質，而是因為外在的環境。這種有多種不同發展道路的理論，史都華稱為「多線演化」，和先前的單線演化作區別。他質疑懷特及其他更早的學者試圖建立一套描述全人類的演進過程的作法，但是也不認為人類學只能建立在文化顆粒主義一次只能描述一個文化。他認為可以建立理論來描述某些時代或某類地區的文化。格哈特·藍思其進一步發展懷特的理論。他同樣認為科技是推動社會演變的最重要的因子，但是他看重的不是科技如何使用能量，而是科技可以處理多少資訊。一個社會有越多資訊（別特是關於如何改變環境的資訊），這個社會越發展程度越高。他因此將人類的發展分出四個階斷：用基因來傳播資訊、能夠用後天的經驗來學習、用跡象來推論、以及用語言和文字來傳播訊息。因此他認為是通訊科技的發展推動政治、經濟、社會和各個層面的進展。[43]

戈登·柴爾德提出了史前文化由非洲和亞洲傳入歐洲的全面證據，他挖掘出亞洲和非洲的本土遺跡，並證明這些器物背後的科技曾傳入歐洲。柴爾德猜想各個文化在不同的環境下會用不同的方法來面對各自的需求，通常只有當兩個文化接觸時，才會因文化交流而發展出類似的適應方式。這反駁史賓賽認為各個文化是獨立依相同路徑演化的觀點，也反駁了西歐文明比較進步的觀點。

馬歇爾·薩林斯和埃爾曼·塞維奇試圖整合上述兩人的理論，將社會分為「通用」（general）和「專精」（specific）的，整體來說文化和社會系統是從通用朝向專精來發展，但是因為文化之間的互動，許多文化特徵（包括科技）會以不同的排列組合傳播到別的文化中，造成不同的發展史。[43]

塔爾科特·帕森斯提出AGIL 框架（AGIL paradigm）將文化演化細分出四個步驟：首先系統會先分工出許多子系統，各個子系統會適應各別的工作目標，然後各個系統之間的差異會需要統整，於是為了達成這個統整的需求而建立模式維持的機制。藉由這個框架帕森斯指出文化統整會社會中有某些文化價值，而產生追求這些價值的內在需求，有別於適應環境的外在需求。帕森斯強調這些內在需求的影響力可能大過外在需求。

唐納德·T·坎貝爾（Donald T Campbell）是讓文化演化得以復興的人之一。他在 1960 年指出賴特的生物演化概念可以文化的演變作類比，創意可以經由「無目標的變異加上選擇性的保留」而演化[44]。之後他在 1965 年發展成完整的「社會文化演化」學說（socio-cultural evolution）。在他心目中，文化演化並不是奠基自生物演化的類比，而是源自更基本的一套「類目的論」（quasi-teleological）機制，生物演化和文化演化都只是其中的特例。[45]

同時期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人類學家 F·T·克羅克（F. T. Cloak），他區分物質文化（m-culture，例如各種科技）和習得的文化指令（i-culture，腦中的指令），兩者互相影響，並且也受外在環境施加的天擇壓力而改變[46] [47]。文化演化是否需要神經指令的爭論由此開始，持續至今[48]。

在社會學及人類學重新引入演化論的同時，演化生物學界也試圖將演化生物學應用到人類的社會行為。因為其發展歷史主要源自生物學而非人類學或社會學，這些研究方法和傳統的社會文化演化距離最遠。[49]

艾德華·威爾森在 1975 年的著作《社會生物學:新綜合》中提出社會生物學，主要研究動物行為學中的利他行為、侵略性、育幼等等，並將人類的社會行為視為其中一個特例。社會生物學最接近人類行為生態學和演化心理學，另外也結合了民族學、演化論、動物學、考古學、族群遺傳學等領域。社會生物學因為認為大多數的人類的行為都有遺傳學基礎而招致不少批評，包括理查德·李文丁（Richard Lewontin）和史蒂芬·古爾德。[49]

傳統的演化論只能用來描述有遺傳學基礎的行為，道金斯於 1976 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中首次提出了模因作為基因的對應，讓演化論可以套用到後天習得的行為。模因是可以自我複製的想法，透過人類的學習和模仿能力而在不同人們的意識之間傳播。模因學最主要的貢獻是試圖定義文化的單位，然而因為道金斯的理論停留在單純的假說，沒有提供操作定義或量化模型，加上染色體和基因無法直接對應到文化遺傳中的任何實體，模因學的發展非常有限，最主要的影響或許是創造了網路模因一詞。

在 1980 年代的美國加州，雙重遺傳理論（Dual Inheritance Theory，又稱為基因-文化共演化 gene-culture coevolution）逐漸成形。此理論用現代的演化生物學模型來描述文化的傳播和演化，奠基者是羅柏特·伯依德（Robert Boyd）、彼得·瑞查森（Peter Richerson）、路以奇·盧卡·卡瓦里-斯弗薩（Luigi Luca Cavalli-Sforza）、以及馬可士·費爾德曼（Marcus W. Feldman）。他們將計量遺傳學以及流行病學的中的數學模型套用到文化演化上，替文化演化的量化研究打下基礎。這些模型也不只侷限在描述人類，還可以套用到其他有模仿能力的動物，例如鳥類、鯨豚、以及人類以外的其他靈長類。雙重遺傳理論認為人類的演化過程中有兩條獨立的遺傳路徑：基因遺傳和文化傳播，兩者都受到演化的影響，同時也對彼此施加天擇壓力，造成共演化。這種觀點讓文化演化不再在先天與後天的爭議上選邊站，而是將所有的行為和文化都視為先天和後天的交互作用的產物。[50][51]

這些發展是繼社會學奠基之初引進演化論之後，演化論首度再次踏足社會學。其間演化生物學經歷現代演化綜論的發展，將孟德爾的遺傳學研究和天擇結合[49]，並建立了中性演化理論，不再只以物競天擇作為解釋現象的工具，同時也包括天擇、漂變、突變、水平傳播等等[52]。最具體並廣泛應用這些模型的領域是語言學，用系統生物學的模型來重建語言發展歷史。

另一個高度相關的領域是演化心理學，在描述人類的各種心理學現象的同時，試圖用演化論來理解為什麼這些心理學現象存在。

因為早期的發展史使用了單線學說，以歐洲文明為中心，文化演化有時被批評為社會達爾文主義或種族中心論。多線學說大致上已經解決這個問題。[59] [60]

有批評認為文化演化是用在個體層次的生物學現象來解釋發生在整個群體的社會學現象，是一種見樹不見林的化約論。

文化演化的證據目前仍比較有限，因此遭受批評，批評的出發點包括拉馬克主義、基因和性狀的劃分、文化的單位、和環境的互動。或許就是因為證據的不足，關於文化特徵和生物特徵該如何類比有許多不同的觀點，包括把文化特徵類比為性狀、基因、或病毒，這些不同的類比有時會被搞混而造成錯誤[8]。許多文化演化研究者沒有現場觀察他們試圖描述的文化，而只是分析先前的探險家和傳教士的資料，被批評為「空談人類學」（armchair anthropology）[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