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年聯合法令

1603年以前英格蘭和蘇格蘭為兩個獨立王國。由於在位的英格蘭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終身未婚，在1567年她認定信奉新教的斯圖亞特王朝蘇格蘭國王詹姆士六世為繼承人。1603年伊麗莎白駕崩，詹姆士遂登基為英格蘭國王（在英格蘭稱詹姆士一世）。即位不久他就打算合併兩國，並用皇家特權改稱自己作「大不列顛國王」，為將來兩國合併打下基礎。[5][6]

在1603年通過的《英格蘭與蘇格蘭聯合法令》確定由兩國議會設立聯合委員會以商討合併事宜，但由於英格蘭國會擔憂英格蘭會因而實行類似蘇格蘭的君主專制體制，結果詹姆士被迫撤回兩國合併的提案。[7]詹姆士轉而試圖合併英格蘭教會和蘇格蘭教會，以打下未來合併兩國的基礎。[8]不過兩國教會雖然均實行主教制（蘇格蘭教會在1597年被迫改行主教制），但教義上卻完全不同；蘇格蘭教會信奉加爾文主義，並認爲很多英格蘭教會奉行的聖禮與天主教無異，而其内部支持長老制的勢力也未曾被肅清。[9]結果詹姆士和其子查理一世試圖在蘇格蘭推行宗教聯合時遇到了重重阻力，宗教政策甚至成爲1639年至1651年三國之戰的導火索之一。

蘇格蘭民衆反對斯圖亞特王朝推行的宗教聯合政策，最終導致1638年的《民族誓約》（National Covenant）以及誓約派的興起

1639年至1640年的主教戰爭確立蘇格蘭教會實行長老制，及教權獨立於政權。獲勝的誓约派（Covenanters）──即長老制支持者──也因而控制蘇格蘭政權。1642年第一次英格蘭內戰開打時蘇格蘭原先保持中立，但誓约派領袖如第一代阿蓋爾侯爵擔憂保王黨一旦獲勝將會影響英格蘭與蘇格蘭的自由貿易，以及查理將趁機迫使蘇格蘭教會改行主教制，[10]故誓约派與圓顱黨──英格蘭國會派──於1643年簽訂《嚴肅同盟誓約》，同意為英格蘭國會提供軍事支持，條件為英格蘭教會也改行長老制。儘管條約中多次提及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三國之間的「聯合」，但條約並未包含任何政治上的聯合（政治聯合除了部分誓约派中的激進派別如教會黨（Kirk Party）外未曾得到支持），甚至宗教上的聯合也遭到英格蘭教會中佔多數的主教制支持者和要求教會改行會眾制的獨立派支持者（Independents）如新模範軍領袖奧利華·克倫威爾等人的反對。

長老派在政治上較爲保守（同意君權神授，與保王黨相近），與保王黨相比更爲擔心獨立派和其他激進派別如平等派（Levellers）對蘇格蘭宗教事務的影響──長老派與保王黨只是對教權是否獨立於政權之外有不同立場。結果當查理一世在1646年投降時，部分長老派支持者──稱作和解誓约派（Engagers）──轉而與保王黨聯盟（條件是在英格蘭試行長老制三年），試圖協助查理一世復辟。[11]

當查理一世在第二次英格蘭内戰（1647年－1648年）中被打敗後，蘇格蘭被新模範軍占領以肅清和解誓约派，政權也改由教會派控制。克倫威爾在1648年十二月肅清英格蘭國會内長老派議員，更於次年一月在未曾通知蘇格蘭國會的情況下處決查理一世，前者被蘇格蘭視作背叛同盟，後者更被視作對君權神授的褻瀆。蘇格蘭國會遂而擁戴查理二世為蘇格蘭和大不列顛國王，並承諾查理二世會復獲英格蘭的王位。1649年至1651年的第三次英格蘭内戰中蘇格蘭敗北，標記著誓约派勢力的瓦解，[12]蘇格蘭也因而併入克倫威爾領導的英格兰联邦。1652年的《聯合宣告》及1654年4月12日的《護國公有關英格蘭和蘇格蘭聯合條例》（An Ordinance by the Protector for the Union of England and Scotland）均宣告蘇格蘭與英格兰联邦合併，改國號為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聯邦。[13]第二護國公議會在1657年通過《聯合條例》後，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三國國會合併為一（仍位處威斯敏斯特宫），由全體英格蘭議員和120名分別來自蘇格蘭和愛爾蘭的代表組成。[14]

鄧巴戰役 (1650年)；蘇格蘭在1650年至1651年的英蘇戰爭中戰敗，結果被併入联邦。

雖然併入聯邦保障蘇格蘭和英格蘭之間的自由貿易，但聯邦對兩地貿易均課以重稅，來維持在蘇格蘭的軍事占領。結果貿易帶來的經濟利益被重稅所削弱，聯邦在兩國也失去民衆支持，導致其在1660年查理二世復辟後遭廢除。[15]復辟後蘇格蘭的經濟被1660年和1663年的航海法案以及第二次英荷戰爭（荷蘭為蘇格蘭最大出口國）所重創。儘管在1668年1月英蘇兩國設立了貿易委員會（Anglo-Scots Trade Commission）以解決貿易爭端，但英格蘭因蘇格蘭不能提出有利條件而不願在貿易方面多做讓步，結果談判失敗收場。1669年查理二世再度提議政治聯合以切斷蘇格蘭與荷蘭的政治與經濟聯繫（查理二世仍視荷蘭為敵人），並實現其祖父詹姆士一世合併兩國的野心，[16]但兩國議會的反彈導致提議在1669年底流產。[17]

1688年的光荣革命過後，1689年4月蘇格蘭國會在愛丁堡舉行了三級會議以決定是否承認新即位的威廉三世和瑪麗二世為蘇格蘭國王和女王。在會議當中部分主教（復辟後蘇格蘭教會重新改行主教制）提議政治聯合以試圖維持主教制。雖然威廉和瑪麗均支持此議案，但由於佔大多數的長老制支持者和英格蘭國會反對而沒有通過。[18]主教制在1690年被廢除，導致其支持者覺得被英格蘭背叛，形成日後反對聯合法案勢力的基礎。[19]1690年代對蘇格蘭來説也是多災多難的十年：歐洲踏入小冰河期，導致蘇格蘭從1695年起出現饑荒，約5－15%人口因而餓死；[20]1698年苏格兰對非洲及印度貿易公司獲准向公衆募資，[21]並投資於威廉·佩特森的达连计划——試圖在巴拿馬地峽附近建立屬於蘇格蘭的殖民地。[22]該計劃最後為蘇格蘭帶來災難性的後果：超過十五萬英鎊的損失，更將近摧毀了蘇格蘭的商業制度。[23]

儘管英格蘭在《1701年王位繼承法》中確立王位會由汉诺威王朝中皈依新教的成員繼承，但蘇格蘭未曾確立類似法案，意味蘇格蘭王位可能在安妮女王去世後由其他人繼承。蘇格蘭國會在1704年通過的《安全法令》中列明國會有權在安妮去世後選擇繼承人，更規定除非英格蘭允許蘇格蘭自由貿易和航行的權利，否則繼承人人選不能與英格蘭的人選相同。[28]因此英格蘭希望透過聯合法案來確保兩國王位將由同一人繼承。

蘇格蘭的經濟被大同盟戰爭（1688年－1697年）和1701年開始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所導致的私掠所影響（皇家海軍只保護英格蘭船隻），加上因达连计划而帶來的損失及1695年起的饑荒（約5-15%人口因而餓死）[29]導致蘇格蘭試圖以政治聯合來換取經濟援助及英格蘭放寬貿易限制的承諾。[30]蘇格蘭國會中佔多數的親英格蘭勢力（内廷黨和飛行小隊）確保條約在議會順利通過。條約第十五條列明英格蘭將向蘇格蘭支付398,085鎊10先令以償還蘇格蘭政府歷年累積的國債。此筆款項當中的58.6%被用作支付因達連計劃而蒙受損失的蘇格蘭公司債權人和股東。[31]

除此之外，英格蘭向蘇格蘭議員所給予的賄款也一定程度上確保條約能於國會通過，不過其實際影響則不甚明確：在游説當中格拉斯哥伯爵代表英格蘭一共向議員行賄20,000英鎊，當中60%交給時任蘇格蘭國會女王代表昆斯伯里公爵。同時代支持合併的蘇格蘭詩人羅伯特·伯恩斯曾諷刺指「我們（支持者）被人以英格蘭的金幣買賣，可謂一群國家中的無賴」。但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惠特利指雖然賄賂確實存在，但大部分議員本身也勉强支持合併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故賄賂所帶來的影響並非如後世所傳的如此重要。[32]

喬治·駱克，唯一一位反對聯合條約的蘇格蘭代表，指「整個蘇格蘭都在反對條約」，而支持條約的另一位代表，詹姆斯·克拉克，則認爲合併一事「至少與四分之三國民的意願相違背」。[33]反對條約的民衆主要擔心合併後會對蘇格蘭内部經濟造成打擊和導致加稅，或是擔心蘇格蘭教會會因此被英格蘭教會吞併。[34]他們主要在各級政府和國會會址外請願及遞交陳情書。[35]直至簽約當天，蘇格蘭國會未曾收到任何支持合併的陳情書，國會當天亦因擔憂會出現暴動而宣佈國内戒嚴。[36]

在條約生效前蘇格蘭國會通過《1707年新教及長老教會法令》保證長老教會將繼續為蘇格蘭國教，英格蘭國會隨後也通過類似法案《6 Anne c.8.》。而在條約生效後，大不列顛國會通過法案《6 Anne c.40》（及后定名為《1707年與蘇格蘭聯合（修訂）法令》）將英格蘭與蘇格蘭兩國的樞密院合并，並實行地方分權，將蘇格蘭政府的日常事務交由每一郡中新任命的太平紳士（聽命於司法院）負責。《1708年叛國法令》則將原蘇格蘭法當中叛國罪的定義改爲英格蘭法當中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