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民主義

當時孫文的革命活動未能得到類似過往的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支持，又剛發生陳炯明事變，急需外界支持。同時俄羅斯在發生共產主義革命後，在國際上遭到孤立，新生的蘇聯政府正尋找外交突破口。在中國，吳佩孚、張作霖、陳炯明等軍閥又拒絕與蘇聯合作，失去了其他軍閥的蘇聯就找到孫文，提出合作協議，蘇聯提出孫文需接受中國共產黨，孫文出於自身考慮，加上覺得可以控制局面，就同意此原則。

孙文在1924年發表的三民主義演講中说「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9]

「三大政策」最早是由鮑羅廷所提出，隨後中共中央特別會議奉令結合聯俄、容共、扶助農工定為三大政策。1927年3月武漢三中全會中，鮑羅廷與中共發動倒蔣，以「提高黨權，權力集中於黨」為由，在蔣中正北伐的途中剝奪蔣主席職務，降其為普通委員。

中国国民党方面则始终否认有“新三民主義”这个概念存在过，在现今可以查阅到的国民党方面保存的所有文件里也找不到关于新三民主义的记载。因此，所谓“新三民主义”是中國共产党方面杜撰出来的。孙中山病逝前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说也未有提及新三民主义。

中国共产党对此解释为：1924年1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重新解释，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因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又被中国共产党人称为“革命的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它成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大革命时期的意識形態之一。

李雲漢：「因三民主義裡未強調階級屬性而否定其價值，共產黨企圖以三大政策的口號來取代三民主義，此乃鮑羅廷以三大政策來欺騙國民黨人的背景。」[20]

汪兆銘（七一五事件分共之後）：「到了武漢，便覺得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並舉是很不妥當的，自從國民黨改組以來，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都未見過三大政策的名詞，這大概是去年才發生的。」[21]

蔣永敬：「陳獨秀最早故意將三大政策與三民主義混為一談，而毛澤東又把三大政策稱為新三民主義，顯然在拾人牙慧。」[22]

宋進：「陳獨秀在1926年11月4日《關於國民黨問題》的報告，成為毛澤東日後提出新三民主義確立了基礎。」[23]。

何香凝曾說，1927年4月「越飛到滬，彼此共談革命（孫越宣言），總理與廖仲愷遂於那時決定聯俄、聯共、聯農工的三大政策。」[24]但是，「容共」（共指共產國際）是1927年吳稚暉首先使用後約定俗成的，當時孫中山早已逝世，孫越宣言沒有談到「聯共」一詞。[25]

西德慕尼黑大學金德曼：「蘇聯企圖在孫中山先生去世後把中國的革命運動永久而牢靠地與蘇俄連結在一起，它所運用的戰略即是宣傳『孫中山的三大政策』。陳獨秀及其他中國共產黨人，以及蘇俄在中國活動的官員，在孫中山逝世後開始使用這名詞，大力宣傳，企圖造成一種心理，使人們以為這三個政策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有同樣的理論關係和地位，目前已知的證據可以顯示C. Martin Wilbur對1920年代初國民黨、共產黨和蘇俄遠東政策三者之間關係所作分析的正確性。」[26]。C. Martin Wilbur認為，三大政策是中共自行杜撰的。[27]

李雲漢：「三大政策最早是由鮑羅廷所提出，隨後1926年12月中共中央特別會議結合蘇聯顧問的聯俄、聯共、農工定為三大政策，並說三大政策為孫中山、廖仲愷所創立，藉以欺矇國民黨黨員。」並引用顧孟餘在1927年7月15日（即七一五事件當天）武漢中央常務委員會第20次擴大會議的記錄：「國民黨在歷次的宣言中，本來是有許多政策。但外面宣傳所謂三大政策，卻找遍了總理的遺教、歷次宣言、決議案都找不到這麼一個東西。實在說：三大政策短，不過只有七個月。何以知道只有七個月？因為三大政策的內容在七個月以前還沒有定。今年正月，本席由江西到武漢來，才聽見鮑羅廷同志說起三大政策，並勸大家要遵守；而當時他所說的三大政策，是反帝、聯俄、農工。同現在天天嚷的不同。可見得三大政策的內容，在正月時還沒有定，而且未經過任何會議決定，是共產黨替我們想出來的。於是各軍政治部、各報館、各團體的宣傳，只有三大政策，絕不提起三民主義。但我們要知道：第一、所謂三大政策的歷史很短，不出七個月；第二、所謂三大政策，未經過任何會議決定，是共產黨的越俎代庖。本來政策要靠宣傳，不過這個政策是共產黨代我們定的，也是共產黨在替我們宣傳，所以弄得外界對於本黨很是懷疑。人民方面，有人民方面的聯絡；黨部方面，有黨部方面的聯絡；用什麼主義聯絡？以什麼關係聯絡？這都是要研究的。至於說容共，究竟是有條件的容，還是無條件的容？也須加以考慮。還有農工政策，也要以這樣態度來研究。總而言之，所謂政策，一定要將他們的內容解釋清楚；不然，使一般人聽了，只是迷離徬徨，不知所從。」[28]胡漢民隨後提出了「統一口號案」。

崔書琴：「過去，中共常說只有他們才是三民主義的繼承者；他們提出了一種『革命的三民主義』，使其有別於『舊有』的三民主義。將聯俄、容共與農工的『三大政策』作為『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內容。他們藉口孫中山先生說過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好朋友，來譴責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不應該反共。尤其是宋慶齡最常利用前面所引的遣教，來為投靠中共與俄帝做辯護」[29]。

林家有、周興樑認為，三大政策的概念是由共產黨人率先使用的，並非出自孫中山本人。[30]

張玉法：「三大政策是武漢國民政府受蘇聯、中共控制時期所召開的特別會議上提出，中共再宣傳此政策來自於國民黨中央，才會以訛傳訛。」[31]

中國大陸歷史學家金冲及（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在和台湾歷史學家蒋永敬讨论时，[32]蒋永敬指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不是孙中山提出，也不是国民党一大提出。金冲及查阅资料後認爲，蒋永敬的觀點可靠，三大政策是後来才提出的。但金冲及認爲，在实际工作中孙中山的確採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做法，蒋永敬表示他能接受這個觀點。[32]

2003年2月1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就职後在中共中央黨校又提出“新三民主義”：“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繫”[33]。

台北市市長柯文哲提出新三民主義：「庶民主義，平等機會參與政治；鄉民主義，開放資訊網路投票；公民主義，權在民的公民社會[34]。」

2017年3月17日，香港特首選舉期間，有一署名「黎太」文章指出香港在中共統治下的未來可能只有三種人：對越趨高壓統治逆來順受的「順民」、會嘗試武力抵抗政府的「暴民」、其餘不甘心逆來順受亦沒膽量抵抗政府的就會考慮「移民」離開。文中稱之為「新的三民主義」。[35] 文章發表後，此「新三民主義」被當地多番引用。[36][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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