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俄容共

自1905年孫中山成立中國同盟會後，到1925年孫去世，在孫領導下，胡漢民重在內部策劃，汪精衛重在對外聯絡，蔣介石重在軍事任務，三人大致分工合作[3]^:21。從1925年到1936年胡去世，汪蔣合、胡蔣合各兩次，胡汪有分無合[3]^:21。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党外联合”。但这时，共产国际接受了马林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主张。7月18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所有工作都必须在和马林的紧密联系下进行。8月，共产国际又专门作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不久，共产国际派马林携带这些指示由莫斯科到达上海。马林认为中共二大决议赞成与国民党进行“党外联合”，是不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根据马林的提议，1922年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马林、张太雷7人。马林指出：国民党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并改造国民党，以推动民主革命；中共加入国民党符合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精神。会议决定党的少数负责人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会议决定出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 (周刊)》。

1923年1月26日，孫和蘇聯特使越飛發表聯合聲明[4]^:173。越飛在上海與孫文會面後，两人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孫越宣言），開始國民黨與蘇聯及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的中國分部）的合作關係。孫認為蘇維埃制度不能引入中國，中國最大與最迫切問題，乃在完成全國家統一，與獲得完全國家獨立[4]^:173。蘇俄表示，要廢除沙皇時期與中國簽訂之所有不平等條約，外蒙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不能與中國分離[4]^:173。在孫越宣言中，苏联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并承诺不在中国进行共产革命。孫文根據馬克思理論认为共产主义制度不符合當時中国国情。孫文與蘇俄的關係才日益密切。

1923年，孫文與共產國際合作，將大本營遷回廣州，對抗北洋政府。列強多不支持孫，孫僅獲得蘇聯支持以因應情勢。孫在改組中國國民黨同時，實行「聯俄容共」。蘇俄給予孫大量武器和財政援助，並派出軍事及政治顧問鮑羅廷幫助孫建軍北伐。隔年，黃埔陸軍軍校成立。在苏联的影响下，孫文力排眾議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史稱“聯俄容共”，中國共產黨在後來將其稱爲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國共產黨方面日後單方宣稱孫文政策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毛澤東提出的新三民主義或蘇聯人所說三大政策），而這與中國國民黨人對“容共”政策理解並不一樣：中國國民黨人認為，孫允許中國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是真，但其至始至終只有一個三民主義，即民族、民權、民生主義，無所謂新舊。

1923年6月，中共三大确定全体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方针。

1924年1月20日至1月30日，孙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2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为中国共产党员；在17名候补委员中，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为中国共产党员。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中国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务委员共三人，廖仲恺、戴季陶为中国国民党员，谭平山为中共党员。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中国共产党员和國民黨左派親共親蘇勢力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

從1925年8月廖仲愷被刺到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第一次汪蔣合為時僅半年[3]^:21。1925年10月5日，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不能兼任宣传部长职务，向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常務会议推薦毛澤東代理宣传部长；常務會議通過，並請毛澤東即日到部任事[5]^:137。10月7日，毛澤東到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會議討論宣傳計劃和編纂事宜；決定先組織專人對國內外已經出版的各種中外文報刊和工農商學各界「知識之發達次第程序」不同的情況，進行調查，然後作出宣傳、編纂計劃；會議還決定請中央執委會通告各地，以後凡散發各種傳單和出版各種報刊有關黨義者，均要先交宣傳部審查[5]^:138。10月13日，毛澤東出席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13次會議；會議決定對戴季陶7月擅自出版《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通告各黨員，指出該書只是「個人意思，並未經中央鑒定」，今後「凡關於黨之主義與政策之根本原則之言論，非先經黨部決議，不能發表」；會議通過毛澤東關於調戴季陶來廣州工作之提議[5]^:138。10月16日，毛澤東出席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各部部長第114次聯席會議；會議決定組織中國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指定毛澤東、甘乃光、詹菊似3人起草編纂黨史章程，提請中執委審定[5]^:138-139。10月20日，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直接籌備召開之中國國民黨廣東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中央黨部大禮堂開幕；毛澤東參加會議；會議決定由毛澤東、黎樾廷、李谷珍3人組成大會宣言起草委員會，負責宣言之起草工作[5]^:139。10月27日，毛澤東出席中國國民黨廣東省代表大會閉幕會，以中國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和代理宣傳部長身分，向參加大會之千人發表演說[5]^:140。

1925年11月2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汪精衛、譚延闿、譚平山、林伯渠、李大釗、右任、于樹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圖，候補執委毛澤東、瞿秋白、韓麟符、方舟、張國燾通電全國各級黨部，指出林森等在北京西山召開所謂中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為非法[5]^:141。同日，毛澤東出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123次联席会议；会议推定毛澤東起草中央通告，將中國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關於在廣州召集四中全會之決議以及此項決議延緩執行之經過詳情，告海內外各級黨部；會議通過毛澤東以代理宣傳部長名義提出之《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反奉戰爭性質為「反英日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之一幕」，而「奉直兩派軍閥，無論哪一派勝，均於中國不利，因兩派背後均有惡兇的帝國主義」；大綱提出，在宣傳中要揭露帝國主義、軍閥及其政治派別的陰謀，以人民為主體，團結各方人物進行反奉戰爭；大綱認為，人民對於敵友之分辨，「全看其與帝國主義有無關係。無論何人何時一與帝國主義發生關係，人民即不認之為友」；「真正人民的領袖，乃中國國民黨。真正人民的政府，乃廣州國民政府。真正人民的軍隊，乃廣東的國民革命軍。……被壓迫的中國全體民眾，乃一切中國問題的主宰」；大綱要求各級黨部宣傳中國國民黨對時局宣言之四項主張，盡快準備真正是人民代表參加的國民會議；12月3日，毛澤東以代理宣傳部長名義向各地宣傳部發出關於反奉战争宣传之通告，要求對大纲進行猛力之宣傳[5]^:142-143。11月，毛澤東以宣传部名义向中國國民黨中央建議在上海設立交通局，作為溝通中央與全國各地之機關；中國國民黨中央同意，並決定將上海交通局之工作交宣傳部負責管理[5]^:143。12月15日，毛澤東出席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27次會議，就湖南政治研究會呈請開辦短期政治講習班並指定理事問題，作出決定：指派譚延闓、程潛、陳嘉祐、魯滌平、李富春、林伯渠、毛澤東為該講習班理事[5]^:146-147。12月，毛澤東寫信給中共韶山支部，並送農民協會簡章，建議在原有農民協會之基礎上，成立區農民協會；中共韶山支部根據毛澤東之建議，秘密成立湘潭特別區農民協會，次年春公開，會員達11,700餘人；北伐軍經過湘潭時，韶山農民做很多支援軍隊之工作[5]^:147。

1926年2月5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第二次會議根據汪精衛提議，批准毛澤東為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會議決定繼續開辦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招生范圍擴大，面向全國，設立農民運動委員會，以「研究農民運動之理論與實施計劃之指導」；同日，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發出第一號通告，宣布農民運動委員會正式成立。委員為：林伯渠（主席）、陳公博、毛澤東、甘乃光、宋子文、譚植棠、蕭楚女、阮嘯仙、羅綺園[5]^:155-156。2月16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第五次會議通報：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因病請假兩星期，部務由沈雁冰代理[5]^:156。2月28日，毛澤東在中國國民黨政治講習班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說：開辦政治講習班的重大意義，在於表明革命分子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軍閥和反革命派，「在炮火中制造革命人材」；參加講習班的學生，「必也是感受不自由而來此作革命工作，絕對不是抱升官發財的希望而來的」；「望諸位忍苦耐勞，大家聯合起來，努力國民革命，努力世界革命！」[5]^:157本月，毛澤東在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官學校講授農民問題[5]^:157。

孫中山政治顧問鮑羅廷（左二）與蔣介石（左三）在黃埔軍校，1927年

孫逝世后，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國民黨内部發展迅速，控制中國國民黨諸多重要職務，引起中國國民黨内激烈政治分歧，造成寧漢分裂。在蔣中正率領國民革命軍佔領上海後，鲍罗廷秘密策动郭松龄反对张作霖。张蒋两人1926年秋天就开始秘密接触，两人分别派唐生智和杨宇霆作为代表，展开秘密会晤，协议共同驱逐共产国际势力，因此“南京事件”后不到两周，张作霖便在4月6日得到公使團同意，派遣軍警突袭北京的苏联大使馆、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公處，逮捕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并搜出共产国际发来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與馮玉祥合作颠覆文件、紅槍會及煽動農民紀錄、中共文件等，「蘇聯陰謀文證彙編」）和武器弹药。其中一份训令内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不惜任何办法，甚至抢劫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6]，證實蘇聯全面指揮顛覆合法的北洋当局的暴力、排外運動。4月12日，蒋在上海发动“清黨”。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則強烈譴責粗暴北洋政府侵犯蘇聯使館尊嚴，並稱此事件「乃帝國主義的挑撥，中國政府已淪為帝國主義者的工具」。4月19日，蘇聯召回北京駐華代辦及大使館職員[7]。

武漢親共派首領汪精衛在偶然獲得共產國際關於在顛覆中國政府的策略文件後，也開始和平分共。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廣州、南昌等地組織起义（南昌起義），失敗後進入農村地區發展，推動反国民党政府與土地革命的活动。中國國民黨聯俄容共政策到此暫停。

• 狭间直树：〈武汉时期国共两党关系与孙中山思想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何為國共合作？何為新三民主義？

• 國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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