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

晁错年轻时从张恢学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汉文帝时，为太常掌故，曾奉命从故秦博士伏生受《尚书》；后为太子家令。汉景帝时，任御史大夫，提出《削藩策》，试图改变汉初各刘姓王割据、威胁中央朝廷的局面。在常年受大一統史觀熏陶的中央集權支持者看來，其出發點從並沒有錯，只是落实到具体行动上过于激进，一不懂得分化瓦解对手，二没有贯彻严守法律的精神，找不到诸侯王足够分量的罪行，就以惩罚诸侯王犯下的小错为藉口，在短时间内大量削减各主要诸侯王的封地，引致矛盾迅速激化，局势迅速恶化。

晁錯個性剛直嚴厲、忠君愛國，在朝廷會議時，提倡削藩，也做了三十多個命令規章以利推動，諸侯們對晁錯都有很多不滿與怨言。他的父親問他：「皇帝剛登基，為何要這樣大幅度的削藩、落得大家都議論你呢？」晁錯說：「一定要這麼做，不這麼做的話，天子不會受到尊敬，劉氏宗廟將不會安寧的」。而他的父亲则说“刘家是安稳了，可晁家却危险了”，之后服毒自杀，说“我不想看到我受到牵连”[1]。

前154年，吴王劉濞会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起兵叛乱。而晁錯對此變局，竟則拿不出任何有效方案，甚至向漢景帝建議御駕親征，而自己坐鎮長安的建議。結果汉景帝听信袁盎等的建议，将晁错处死，希望平息叛乱，但是七国并不退兵，最终汉朝廷不得不出兵才平息叛乱。汉景帝事后对于错杀晁错懊悔不已，而且其处决过程几乎在当时就遭指责。《史記》书“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2]，而班固的《汉书》则直书“乃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3]，说明晁错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骗到刑场立即腰斩的。另外晁錯的家人，也全部被斬首。

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4]

司馬遷認為晁錯的削藩策略太過急切，後世的主父偃吸收教訓，才得成功：「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5]

班固在《汉书》中评价：“晁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於篇。”

李奎報在《東國李相國集》中作〈為鼂錯雪冤論〉以评价：「古之人論漢之英明之君。則首稱文景。然以誅錯事觀之。景帝不足謂之明矣。且國政。非臣之所能專斷而行之者也。陳其利害而取斷於君上者。臣之職也。受下之謀議。商酌可否。而後行之者。君之明也。錯既為漢臣。患諸侯之彊大難制。欲因過削地。以尊京師。此可謂忠於國者也。遂以此奏於上。上亦不能獨裁。與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而後行之。則咎不獨在錯矣。脫七國實為錯而發兵者。業已用其計而致此。則是亦朝廷之恥也。宜徐觀其變。然後誅之未晚也。錯之削諸侯。亦非不慮其反逆而策之者也。宜委以制禦之任。有不可而後誅之亦可矣。況吳王既山鑄錢。煮海為鹽。為反計數十年。而後與六國發之。則名雖誅錯。其意不在錯也。苟其勢可以抗京師。則雖急斬錯以謝。祗自示中國之輕耳。終不為罷兵明矣。苟不能以區區七國能抗京師。則雖不誅錯。其若予何耶。其誅之也。雖斷自上心。猶為不可。況聽其讎者之讒。以戮忠臣。內為袁盎復讎。外為諸侯報仇。其不明孰大焉。又使中尉紿載行市。是欺臣也。以天子而斬一鼂錯。何必誑耶。是亦非人君之政也。過孰甚焉。惜也銳於為國遠慮。而反受誅戮。鼂錯之冤。不亦甚乎。以文帝之疏斥賈誼。較諸此則彼特過之小小者耳。況誼之斥也。未幾復徵。傅上之愛子。而其策雖未盡見用。其所採而施於世者亦多矣。則不可謂大失其志者也。然後世猶以不大用為之冤也。況如錯者乎。予是以譏景帝之不明。以此雪錯之深冤也。嗚呼。有努力扶我身者。誤而少失其手。則未及踣地。而敢怒斥耶。」

《汉书·艺文志》记载，晁错有文31篇，多佚，今存较完整8篇，以《论守边疏》和《论贵粟疏》为著。清朝馬國翰嚴可均等著有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