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

班彪鑒於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止於武帝太初年間，太初以後便闕而不錄。後揚雄、劉歆等雖為綴續，但多鄙俗失真，不足以踵繼《史記》，班彪乃發憤繼續前史，終作成「後傳」（列傳）六十五篇。同時班固以班彪所續前史未詳，因「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究，欲就其業」，遂本其父所作，潛精研究，續成其書，踵繼先人之業。

班固亦有歌頌漢朝功德之意。《漢書敘傳》中，班固曾述其撰書之旨謂：「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知班固撰《漢書》以頌漢朝之功德。

《漢書》為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漢書》的記載，上起劉邦被封為漢王元年（西元前206年），下終王莽地皇四年（西元23年），以西漢一朝為主，同時亦囊括了四年楚漢之爭，十五年王莽改制，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全書包括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凡一百篇，共八十餘萬言。至唐代顏師古以《漢書》卷帙繁重，便將篇幅較長者分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成為現行本《漢書》一百二十卷。《漢書》中所載漢武帝以前之紀、傳，多用《史記》舊文，武帝以後之史事，則為新撰。汉书虽沿用史记旧文，却补充了大量新的资料，并非完全抄袭。如纪，大量增补了当时的诏令等文献，因此比史记更显得有史料价值。

《漢書》開創了斷代為書的先河，體例亦為後世所本。蓋自秦漢以來，均為君主專制政體，本朝人往往不敢直評本朝政治，忌諱甚多，而斷代史較合著者之心理，因前朝已亡，評述前朝政事，危疑較少，較易發揮。故《漢書》一出，此後正史均以斷代為史。

另外，《漢書》亦繼承紀傳體優點，此後正史均沿用紀傳體之體例。紀傳體是以人物傳記為中心，雖然各自獨立成篇，但彼此間又互有聯繫，因此全書可以合成一整體。它既能扼要列舉歷史發展的大概，又可以詳細記述有關的史事。既便於查看個別人物活動的情況，又能顧及典章制度的歷史沿革，其優點極多，使紀傳體能為後世史家所採用。

此外，《漢書》亦擴大了歷史研究的領域。《漢書》十「志」，《食貨志》為經濟制度和社會生產狀況提供了豐富的史料；《溝洫志》有系統地敍述了秦漢水利建設；《地理志》是中國第一部以疆域政區為主體的地理著作，開創了後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學史的研究；《禮樂》、《郊祀》、《刑法》三志分別記載政治、軍事、法律和有關的典章制度；《五行》、《天文》和《律曆》三志，都是研究古代自然科學的寶貴資料。《藝文志》論述古代學術思想的源流派別及是非得失，是一部極珍貴的古代文化史資料。

同時，班固也開創了目錄學，《藝文志》採用了劉歆《七略》的分法，將古代的學術著作區分為六大類三十八小類，加以論述，使人們對各學術流派的演變與發展，有更清楚的了解。加上，又保留了《七略》的大概面貌，成為人們研究上古至西漢末年旳學術發展演變的重要著作，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圖書目錄及學術文化史。

再言，《漢書》確立了書志體。十「志」規模宏大，記事豐富，對於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都有較詳細的記載，特別是有關漢化部分更為詳細。書志體始創於《史記》，《漢書》加以發展，後代正史的志，大抵以《漢書》十「志」為依歸。書志體也成為後世典章制度史的編著所模仿，如唐代杜佑《通典》。

另一方面，《漢書》也保存了珍貴的史料，西漢一代有價值的文章，《漢書》幾乎搜羅殆盡[1]。它既襲用《史記》的資料，又新增了不少史料，在收錄人物的同時，多引述其政治、經濟策論，如《賈誼傳》收入《治安策》、《晁錯傳》收入《言兵事書》等。同時，也為史事拾遺補缺，如《蕭何傳》增補了「項羽負約，封沛公於巴蜀為漢王」的史事。

除此之外，《漢書》亦記載少數民族歷史。《漢書》繼承《史記》為少數民族專門立傳的優良傳統，運用新史料將《史記·大宛傳》擴充為《西域傳》，敍述了西域幾十個地區和鄰國的歷史以補充，增補了大量漢武帝以後的史實。這些記載，均是研究亞洲有關各國歷史的珍貴資料。

《漢書》因受詔作書，文字較為嚴謹，長於敘事與描寫人物，詳贍謹嚴，藝術成就甚高，亦能暴露現實和反映生活。文字則整煉工麗、著重彩藻，用賦家的筆墨撰寫歷史。

自东汉服虔、應劭注《汉书》以来，唐朝颜师古、清朝王先谦双峰并峙，乃《汉书》注家中之巨擘。颜师古在《汉书叙例》列出的注释家有二十二人，有學者指出荀悦似不应列入，荀悦依《左传》体改编《汉书》为《汉纪》，但并未注释《汉书》。王鸣盛推测：“大约晋灼于服、应外，添入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穎、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十四家。臣瓒于晋所采外添入刘宝一家。”[2]

天一阁收藏明刻本《汉书》

後世學者對《史記》、《漢書》的評價大異，或褒《史記》貶《漢書》，或褒《漢書》貶《史記》。唐朝以前比較重視《漢書》，宋朝以後較看重《史記》。

晉人張輔論班固、司馬遷說：「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睢、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3]

鄭樵對於《漢書》有過激烈的批評，他認為班固寫史“斷漢為代”，缺乏會通，使古今的聯繫中斷，“……自《春秋》之後，唯《史記》擅製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遷之門戶自此衰矣。”（《通志》總序）。[4]

另外鄭樵《通志》裡還說：“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4]因為班固寫過《兩都賦》、《幽通賦》的文章，故而說他是“浮華之士”，又說“遷之於固，如龍之於豬，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通志》總序）。

清人章學誠說：“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為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為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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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漢書部》，出自《古今圖書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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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书》在线阅读
• 《汉书》全文，国学网，（简体中文）
• 柯馬丁：〈漢史之詩：《史記》、《漢書》敘事中的詩歌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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