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白

李敦白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个犹太家庭。曾先后就读于波特军事学校[2]、普林斯顿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并最终在后者修读哲学，期间曾经加入美国共产党。1942年参军，被派往斯坦福美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老师中有张学良之女儿张闾瑛和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1945年夏随军派往中国，负责处理美军和中国民间事务。战后继续留在中国，经宋庆龄介绍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后前往张家口协助新华广播电台开办英语广播。1946年到延安，任新华总社英语专家。他说，自己抵达延安的当天，就见到了毛泽东，并渐渐认识了他以及其他在延安的共产党核心领导成员。李敦白奉命把领袖们的讲话润色、编辑成完美的英语，之后还翻译过一些毛泽东的文章。毛主席甚至还在李敦白的那本红宝书上签了名 [3]。不久他获得中国国籍，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任来访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翻译，开始熟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曾经为毛泽东传递过两次与美国交好的信息，表示希望美国提供经济支援，并摆脱对苏联的依赖，但均为罗斯福所拒绝。

1949年在西柏坡的李敦白被指控为间谍，并组织了一个国际间谍网。约瑟夫·斯大林说他是美帝国主义派来破坏中国革命的间谍，要求毛泽东逮捕李敦白。李敦白于是被投入监狱，有一年时间都被关在终年不见阳光的狱室里。李敦白回忆说：狱卒对他用药，让他一直焦虑暴躁、无法入睡。“他们以为你会崩溃，然后招供，”他说。“我崩溃了，可我没什么好招供的。所以场面有点尴尬。”[4]期间第一任中国妻子与他离婚。1955年斯大林死后，李敦白获得平反，他才被释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外国专家，与王玉琳结识，1956年结婚。

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得非常激进。1967年他成为有约70名成员的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头目，并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掌权。同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4月10日，他作为外国人代表在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他还批斗了当时居住在北京的一些其他外国人，包括马海德（George Hatem）。

1967年9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很多外国人所住的友谊宾馆出现针对李敦白的大字报，将他划为“五一六分子”。

1968年2月, 李敦白和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许多成员如爱泼斯坦和丘茉莉夫妇等被逮捕。他的妻子王玉琳则被派往五七干校。

1973年在押的外国人基本都被释放，但李敦白仍然被视为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分子继续关押。1977年11月他才被释放并平反。1979年回到美国度假，并曾为《纽约时报》撰文讲述自己的第一印象。1979年《纽约时报》也曾报道过他引人入胜的故事。

1980年，李敦白携家人彻底地离开了中国。最初，他寄居在姐姐家，靠妻子织毛衣、教中文和中国烹调勉强维持生活。

后来，他和妻子王玉琳居住在美国华盛顿州福克斯岛，他们有三子一女。他一面在太平洋路德大學做中国研究，一面经营自己的中国事务咨询公司“Rittenberg & Associates”。他的儿子小悉尼·里滕伯格（Sidney Rittenberg Jr.）作为商业顾问曾在2002年与习近平一起，介入美国柏克德公司和其他一些外国投资者在福建的一个发电厂投资项目。[5]

2019年8月24日，李敦白在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去世[6]。

李敦白的故事於2012年被製作成紀錄片"The Revolutionary"。

第一任妻子维奥莱特。婚姻维持三年，原因在于李敦白在美国其他州进行运动时，妻子另有新欢。

第二任妻子魏林。婚姻维持五年，离婚原因在于李敦白被关多年且无消息。

第三任妻子王玉琳。“她是典型的北京人，在和我结婚的50年中，共同渡过了上下起伏的生活。她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最完善的生活伴侣”。

李敦白前前后后在中国待了34年，总共在中国的监狱里待了16年。经历过共产党的革命胜利、大跃进的恐怖，以及紧随其后的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多年来的历次采访当中，谈到那些年的恶行和破坏时，他表现出来的情绪是悲伤、愁苦、愤怒，甚至是耻辱。

李敦白在自传的序言中说，他像其他人一样，“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原因是希望建立一个更好的新世界。” “但同时，我也希望清晰地描绘随之而来的罪恶，”他写道。“我见证了罪恶，与罪恶并存。某些情况下我还曾参与其中，这让今天的我感到耻辱和羞愧。”

李敦白对毛泽东的看法是“融大英雄和大罪犯为一身。”他说，毛泽东待人冷淡、讲话缓慢，而且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倾听者。”他说，毛泽东有时也会“十分搞笑。” [7]

这部纪录片的制片人露西·奥斯特兰德(Lucy Ostrander)说，她产生拍摄这部电影的念头，是因为读到了加里·里夫林(Gary Rivlin) 2004年在《纽约时报》商业版发表的一篇介绍李敦白的文章。

文中详细介绍了希望拓展中国业务的美国企业争相聘请李敦白担任顾问的故事。从那以后，英特尔、Nextel、微软等公司相继成为了他的客户。 李敦白表示自己总能接触到中国的商界和政界领袖，他说，“在中国我们几乎可以见到任何需要见的人，因为他们都很好奇，都想见我。”

华盛顿风险投资人约翰·查古拉(John Zagula)就曾向李敦白求教。查古拉说，“如果说他的狱中岁月留下了伤痕，他也通过某种方式把这些伤痕变成了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他很关键，有人脉，而且会用黑莓手机。他完全跟得上时代，了解世界的动向。”

2011年，一位BBC记者问李敦白，今天还有没有共产党。他回答说，“按照我了解的任何一种定义来判断，都已经没有了。今天没有多少道德底线。”[7]

• Sidney Rittenberg; Amanda Bennett. . Simon & Schuster. 1993年. ISBN 9780671735951 （英语）.
• Sidney Rittenberg; Amanda Bennett. . 林瑞唐譯. 台北: 智庫文化. 1994年8月11日. ISBN 978-957-8829-11-4 （中文（台灣）‎）.
• Sidney Rittenberg; Amanda Bennett.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 ISBN 978-7-208-06483-6 （中文（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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