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

在1956年1月召開之知識分子會議上，毛澤東概括出兩種領導方法：一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為又少、又慢、又差、又費；多快好省作為一個方針，成為毛澤東批評右傾保守、批評反冒進之主要武器[16]^:295。

1957年大陆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一定程度提高，财政收支增长，取得平衡还有结余。归还前一年向银行透支款6亿，还增拨给银行信贷资金9亿元。货币流通量比上年降低4.5亿。基本达到财政、物资、信贷平衡，市场趋于稳定。工农业产值较上年增长10%，超过计划4.1%。农业产值增加了20亿元，但未能达到计划的4.9%的增长率。粮食只达到3700亿斤（不含大豆），比计划低出120亿斤，但仍比上年增加50亿斤。1957年被认为是建国以后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17]。

但毛泽东本人却并不以为然，他从1957年工业发展速度（10%）不及上年（31%），农业未能达到计划出发，得出结论：1956年反冒进反错了，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产生了不良后果——1957年9月至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他说：1956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吹起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促进会”几个东西都吹掉了，影响了今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进展，给群众泼了凉水。他申明：多快好省、四十条、促进会必须恢复。此外还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18]”毛泽东则在后来说，1958年的劲头，开始于三中全会[19]。在周恩来于八大二次会议上被“痛快淋漓”地批过之后，反冒进的另一主要人物刘少奇也噤若寒蝉，自问“我们比主席，总是差一大截”从而在58年中力追毛的脚步大搞跃进。[20]

1957年整风中，1956年冒进引起的经济和民众生活紧张局面遭到颇多批评，最尖锐者如张奚若、陈铭枢批评毛泽东和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然而这种言论被当局视为资产阶级右派向黨进攻，所以中共对社会批评言论进行了反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1957年6月26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上批驳了1956年全面冒进了的观点，也表示不同意“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的说法。他在肯定1956年成绩时，使用了1956年“采取了跃进的步骤”、“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的说法，这是中共最初使用“跃进”一词[21]。对此，毛泽东1958年5月17日在八大二次会议时还赞扬说：去年6月，周恩来同志在人大会议上的报告很好，“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说“在农业合作化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号召农民群众掀起一场“新的生产高潮，争取一九五八年的丰收”，鼓励各地将干部下放到农村，从事一线生产。周恩来将这篇社论介绍给毛泽东，说谭震林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跃进”的口号，周恩來说这个提法很好，毛泽东读后也很欣赏。[22]第一次杭州會議開於1957年12月16日至12月18日，據毛澤東1958年2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稱無結果而散[16]^:297-298。第二次杭州會議開於1958年1月3日至1月4日，有周恩來參加；毛澤東兩次講話，著重講領導經濟建設之方法問題，政治與業務問題，敵我與人民內部兩類矛盾問題，以及不斷革命、技術革命等；並再次批評反冒進，還第一次點名批評周恩來等人[16]^:297-298。1月11日至1月22日，南寧會議召開，毛澤東主持會議[16]^:299。1月19日，毛澤東單獨與周恩來談話；接著開全體大會，次日凌晨1時結束；周恩來和劉少奇都在會上發言，承擔反冒進之責任[16]^:304。1月21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作總結講話，主要講工作方法六十條，形成正式文件時，題名《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6]^:305。1月2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四次會議，毛澤東主持會議[16]^:31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頤年堂召開，毛澤東認為：會議「實際上是中央內部的整風」[16]^:316。3月9日至3月26日，毛澤東召開成都會議，毛澤東插話：十年或稍多一點時間趕上英國，二十年或稍多一點時間趕上美國，那就自由了，主動了；薄一波曾說過：「如果我們按照一九五六年八大確定的指標和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辦事，不搞甚麼『大躍進』，那麼，我國在一九七二的鋼產量超過英國是綽有餘裕的。」[16]^:320-333。4月1日至4月9日，毛澤東召開武漢會議[16]^:336-339。4月27日至4月29日，毛澤東召開廣州會議，討論工業問題[16]^:341-342。5月5日，中共八屆二次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開幕，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作工作報告，確認毛澤東1957年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通過中共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改變八大一次會議關於國內社會主要矛盾之正確論斷；為後來發生之階級鬥爭嚴重擴大化之錯誤，提供理論依據[16]^:342-344。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通过十五年趕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还通过「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16]^:350。全国“大跃进”已经進入高潮[16]^:350。

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给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信中写道：“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官方媒体上，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23]8月7日，毛澤東說：看來人民公社是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兵學商，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16]^:356。8月17日至8月30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16]^:356-366。北戴河會議作出決定，一是一九五八年鋼產量一千零七十萬噸，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二是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16]^:366。與此同時，在全國農村立即出現一個人民公社化運動高潮，完全突破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講先做試點之範圍，突破毛澤東關於明年春天實現公社化之規劃；其來勢之迅猛，遠超當年之農業合作化運動；到9月底，百分之九十以上之農戶加入人民公社；全國成立23,000多個公社，平均每社近4,800戶，還出現以縣為單位之人民公社或縣聯社；人民公社取代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成為中國農村唯一之生產組織，同時又具有基層政權之社會管理職能[16]^:366-367。

原注解：“鞍钢第二炼钢厂6号平炉的炼钢工人，为了提前完成1958年生产45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实干巧干，创造了4分半钟装一炉料的新成绩。”

原标题：“为了超额完成一〇七〇万吨钢！”，黄石市大冶钢厂拍摄

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雲集莫斯科，召开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毛泽东也率团前往。在庆祝大会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通过和平竞赛，在“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苏联的行动口号使得毛泽东深受启发，在18日的会议上提出了中国5年后钢产量达到1000万到1500万吨，15年后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24]。195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祝词中首次在国内公开宣布15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15年后，苏联队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期，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抛在后面”。12月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座談，介紹莫斯科會議情況，同時向他們通報關於在十五年內趕超英國之設想[16]^:291-292。

1958年2月3日，薄一波向全国人大作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624.8万吨，比1957年增长17％。4月14日，国家经委汇总各地上报的钢产量指标，上报1958年计划为711万吨。3月20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报告，提出1962年钢产量可以达到1500万吨，十年超过英国、再有十年赶上美国“是比较现实的设想”。王鹤寿的报告受到毛泽东高度重视，号召其他部门要向冶金部学习。毛泽东全盘接受了王鹤寿的十年超英、二十年赶美的观点，4月15日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宣布：“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不过为了“留余地”，毛泽东在党内信件中表示“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不变。 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李富春提出1962年钢产量3000万吨，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计划。王鹤寿发言论证这一计划的可行性，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1962年3000万吨，1967年7000万吨，1972年1.2亿吨，5年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5月18日，毛泽东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中，采纳李富春等人的意见，尽管稍做保留，仍明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25]八大二次会议肯定了当时全国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调整了“二五”计划指标，钢产量由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从5000亿斤上升到7000亿斤。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內超过英国、十五年內赶美國（所謂「超英趕美」）。从此，“大跃进”在中国大陆全面展开。农业要“以粮为纲”，要求5年、3年甚至1－2年达到12年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工业则“以钢为纲”，将赶超英国的目标缩短为7年、5年以至到6月份毛泽东签字的报告定为“两年超过英国”。[26]

1958年8月，这些指标又夸大了2倍。随后各行各业都出现“浮夸风”。1958年9月，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向毛澤東當場展示了土高爐土法煉鋼煉出的鋼錠。[27][28]毛因此鼓勵全國用土高爐土法煉鋼。[29]

人民公社社员在公社食堂裡免费吃饭。粮食储备被吃光后公社食堂也随之解散。

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中，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后来被社会流传成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人民日报》经常报道某某公社农业大放卫星。在早稻亩产36000斤的基础上，中稻亩产达到46000斤。田里的稻谷紧密得排在一起，人都可以坐在上面。同年，还出版发行了祖国主要建设成就地图。1958年10月，毛两个月前直接视察过的新立村报出了天大的数字：“亩产12万斤。”[30]

以1957年曾获亩产千斤粮食帅旗的四川郫县为例，该县在当年提出“学麻城，赶孝感”的口号，在大面积丰产上要“元帅升帐”，同时在发射高产“卫星”中也要在四川领先。从收早稻开始，与附近的新繁县竞争，发射一个比一个大的“卫星”。为了开展发射水稻“卫星”的竞赛，他们专门在城关北街十字口竖立一个长十几米，宽数米的“卫星发射台”。每次发射一颗高产“卫星”，就使用一个装饰性的彩色水稻牌悬挂在“卫星台”上，象征“卫星”升起了。水稻牌的大小会随着产量的高低而变化。随后，“卫星台”上的水稻牌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当年，全县共发射水稻“卫星”41个。8月26日，该县犀浦乡第一农业社居然出现亩产稻谷4万多斤“大卫星”。验收上报的总产量为45262.8斤，平均亩产45217斤，超过安徽省繁昌县东方红三社的水稻大“卫星”2187斤，超过实收总产量26000—27000斤，超过当地水稻正常单位面积产量的77－88倍。实际情况却是当地工作人员趁在晚上田间灯光较弱，人多手多，校收人员难于察觉的情况下进行偷梁换柱：

1. 将移栽日期比实际移栽期提早一个月，虚报为7月13日，隐瞒移栽水稻已半吊黄熟重要情节。
2. 从其他田收打进仓的黄秘密运到验收现场，冒充“卫星田”稻谷过秤。
3. 将一箩重复称一次、二次甚至三次，称为“转转秤”。[31]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於頭版報導湖北省麻城建國公社創出早稻畝產36956斤的「紀錄」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虚假新闻也充斥报纸的各大版面，农业高产“卫星”层出不穷[32]。仅1958年8月1日到9月5日止，《人民日报》经常在一版显著地位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粮食高产“卫星”。先是夏收小麦创高产的新闻[33]：

6月8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5 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斤；
6月9日，湖北谷城乐民公社亩产2357斤；湖北襄阳，700万亩小麦亩产1500--2000斤；
6月11日，河北魏县六座楼公社，亩产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3530斤；
6月15日，一版头条眉题：丰收凯歌震天响 亿万人民笑开颜 主题：河南小麦产量跃增一倍多 副题：“观潮派”“算帐派”应及时猛省了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双楼公社，4412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田庄公社，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锋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达木盆地海拨2797米的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亩产8585斤6两，成为当年小麦亩产最高

秋收开始，《人民日报》又开始报道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浮夸竞赛：

7月12日，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75斤；
7月18日，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江西波阳，9195斤；
7月31日，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两；
9月5日，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斤

在大跃进过程中，这种虚报产量的事比比皆是。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1958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署名康濯的通讯报道，报道中说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对当地进行了视察。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34]

1958年9月初，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

“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35]

实际上，1957年徐水的粮食亩产才刚刚138斤，其中夏粮亩产仅有70斤。不過，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也開始对浮夸风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烈的怀疑。1958年秋，很多地方宣佈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並且搞「向共產主義過渡」之試點；河北省徐水縣率先成立全縣範圍之特大型公社，號稱實現全縣「全民所有制」，並提出「向共產主義過渡」，引來不少人參觀；毛澤東曾經派人去徐水了解過，發現不少問題；為進一步弄清情況，他決定親自到河北看一看[36]^:9。11月2日至11月10日，毛澤東在鄭州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後來被稱作「第一次鄭州會議」[36]^:12。11月8日，《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草案）》送毛澤東審閱，他略有修改，交鄧小平閱辦[36]^:17。另一個文件毛澤東改過兩遍，把文件名為《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36]^:19。在1958年11月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说：

在他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中毛说：

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过分虚高的高产量也引起怀疑，然而在全国享有很高声望的物理学家钱学森却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宣称：“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裡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37]，李锐回忆说，1958年12月他问毛泽东怎么会相信那些卫星产量时，毛泽东回答说是看了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38]。依照这种虛假報道制定的国家徵收粮食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連農民的口糧也被徵收用于填補差額，直接加重农民与基层干部之间矛盾，成为了导致后来灾荒的主要原因。

1957年10月通往钢铁基地的矿车。

1958年10月中旬拍摄的土高炉。原始注解为：“英雄的河南省人民，在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的运动中，一跃再跃，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大炼钢铁遗迹现存极少，福建南靖五更寮土高炉群是其中一例

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958年底，鋼產量調整較1957年翻一番，提出“以鋼為綱”的口號，號召全民煉鋼。在农村，也修建了土法的炼钢炉，企图在田间炼钢铁。很多人把家里的锅子，铁器等金属都捐献出来煉钢铁，但由於技術不合規格，只是煉出大量的廢鐵，造成極大的浪費，並對環境造成極大污染。

煉鋼需要鐵礦、焦炭、燃料等材料。由於鐵礦不足，於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採礦，使糧食產量大減。由於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發日後的天災，所以這些天災都是屬於人為的。有報導稱，廣州增城的掛綠荔枝樹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而且建造高爐的建築材料不足，甚至把文物建築拆了，把磚塊拿去建爐，還說文物也要為煉鋼服務。水库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量基建项目纷纷上马[39]。农村也推行真正名副其实的大锅饭，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每个家庭都统一在公社食堂吃饭。称为“放开肚皮吃饱饭”。

对形势的乐观估计，并不只限于毛泽东本人。湖北省委在传达讨论上海会议精神给中央的报告，对1958年的总结和对1959年的展望中提到，1958年大跃进，“两条经验，一条教训”。两条经验分别是：一、1958年的大跃进为今后工农业高速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造成了大跃进的局势；二、“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这是保证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能够实现的关键。一条教训，是指“胜利冲昏了头脑”[40]。1959年1月26日至2月2日，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在中南海召開；毛在2月1日和2月2日之講話中，提出完成任務之幾個有利條件，確定1959年仍然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之一年，為會議定基調；會議各項主要指標仍然居高不下，基本維持武昌會議之指標；毛後來感到後悔[36]^:332月毛泽东说藏富于民不见得是坏事，意为粮食是被农民藏起来了。[41]

1959年7月上旬湖北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总结中强调，1959年必须继续组织大跃进。他说：目前我们的形势是有利的，比去年同期好……现在供应虽然还相当紧张，但是在向好转方面走。为了继续跃进，必须抓住两个问题：1、大力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2、大搞群众运动，插红旗树标兵、抓落后赶先进。说大话是不对的，但革命者要立大志、建大业，因此仍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42]。

農村的煉鐵爐

但在地、县委书记及一般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有着不同看法。湖北省经济工作会议中有人在小组讨论发言中说：“1958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去年大办钢铁是‘得不偿失’。”“一面说跃进，一面饿肚皮，怎样也不好解释。”因此，地、县级领导人对1959年的生产指标，都是“保险”、“再保险”，多一斤也不接受[42]。

天津市和平区2400多名科以上党员干部讨论中央紧急指示时，谈出了七大埋怨，其中主要是：埋怨领导好造大计划；埋怨农村工作搞得不好（不给农民自留地，不叫农民自己养猪，弄得人心惶惶）；埋怨宣传工作有毛病，1958年宣传这里大跃进，那里大丰收，结果却不是这样[43]。一般干部和职工中，有人认为，“现在农村粮食紧张和城市副食品紧张都是公社化闹的。”他们提出：“去年取消自留地，今年回复自留地；去年搞食堂，今年散伙；去年搞供给制、几饱，今年按劳取酬，是不是过去搞错了。”并认为，“炼钢劳民伤财、得不偿失”[44]。

如圖：「農村煉鋼土爐」、「人民公社的育幼院」、「樣板戲」。

農村煉鋼土爐

人民公社的育幼院

樣板戲

1959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在江西庐山召开，对1958年高指标政策造成的后果，与会者在认识上出现了分歧，柯庆施等强调“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虽然承认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并不严重，并认为通过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工作，问题已经解决。应当鼓足干劲，继续跃进。而持反对意见的彭德怀面见毛泽东未果，遂向毛上书陈述意见。彭认为：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引起“比例失调”；影响到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关系，“是具有政治性的”，犯错误的原因，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等。同时党内中下层干部也多有怀疑和埋怨，认为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砸了，党外民主人士多有非议，也被苏联“老大哥”认为是错误的。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些以及彭的信在挑战“三面红旗”，动摇全党、全国继续跃进的信心。于是，毛借此信，发动了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再次激起人们的“革命干劲”，实现工农业的生产大跃进，从而扳回1958年的败局[45]。

继庐山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后，各省市自治区机关的反右倾运动也随之展开，产生了一批所谓的“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曾下令解散公共食堂的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此外福建、青海、湖南、黑龙江、辽宁等地也都有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厅局长、地市县长被打为“反党分子”和“反党集团”。这次反右倾运动，打击官员和群众的规模，超过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加上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等类名目的人数则更大，截至1962年8月，全国得到平反的干部、党员和群众共六百多万人。[46]1980年，解放军为1959年因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意见而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或其他“政治帽子”予以平反的有17212人[47]。反右倾运动的直接后果是，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刚刚稍有纠正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再次刮起，担心政治错误的地方官员几乎无人敢于讲实话，依然强购农粮，终于导致大面积粮荒。经济学家薛暮桥回忆录中提到，“1957年农业大减产，情况极为严重。但公社干部不敢反应农民呼声。”[48]

大跃进的脱离实际导致这场运动难以为继，据统计，1960年，粮食实产2870亿斤，比1957年3901亿减少26%以上；棉花实产2126万担，比1957年3280万担减少了35%以上；油料作物实产3405万担，比1957年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猪的年底存栏数为8227万头，比1957年14590万头减少56%；大牲畜年底饲养量7336万头，比1957年的8382万头减少12.5%.整体上退回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仅为1951年的一半[49][50]。

“以钢为纲”、“元帅升帐”。为实现钢铁翻番，全国大量基础建设上马。1958年到1960年每年新增基本建设投资都在百亿元以上，1960年达384亿元，比上年增长11%，比1957年增加1.8倍。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生产性建设投资所占比重都在86%以上（1958年为88%，1959年为86.8%，1960年为86.4%），挤掉了非生产性的建设[51]。工业上单纯追求产量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为保证钢铁生产达标，钢铁工业本身的基本建设规模扩大，与钢有关的煤、电、运输等行业建设也随之增加。导致工业内部失调，全国职工人数猛增，超出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负担能力，加剧了社会商品的供需矛盾。

在公布完成的1108万吨钢中，合格钢只有800万吨；1369万吨生铁中，合格品只有953万吨[52][53]。国家统计局估算，1958年土法炼钢亏损达50亿元，财政上花费了大量补贴[54]。森林等自然资源遭到过度开发甚至严重破坏。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压缩空气”的精神，将北戴河提出的1959年钢产量3000万吨的指标降低为1800万吨左右。据新华社《内参》报道，从1959年1月开始，钢铁生产的指标，月月都没有完成计划。记者报道说：

农村的人民公社刮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高指标引发的“浮夸风”，以及脱离实际的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五风”共生，加之大办工业、大炼钢铁调用大量劳动力，大片农作物未及時收割，大片田地荒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保守估计，1958年农作物有10%未收回。大办公共食堂又浪费了大量粮食，致使1958年冬-1959年春个别地区开始断粮，浮肿病开始出现[45]。与此同时，各地领导干部却恐于被打成右倾，纷纷瞒报，不报，中央对于人民公社依然好评连连。然而断粮却使得当年连中南海也受到影响，据时任毛泽东医生的李志绥回忆，中南海裡没有了肉和油，连米和蔬菜都很少见[56]。地方上，为了按浮夸数据征购粮食，出现了抄家、强行搜粮的情况，为补足巨大的数据缺口，农民口粮也被征收。[3]然而浮夸带来的巨大的缺口依旧无法弥补，部分人民公社为保留部分口粮和减少损失，以天灾作为藉口，降低了高产量粮数。但全国范围的粮食紧张已经无法挽回。但中國共產黨所屬的高級幹部其飲食均受到按級別分配的「特需供應」保護，生活影響並不大。

1960年1月7日至1月17日，毛澤東在上海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1960年鋼產量為1,849萬噸，糧食產量為6,000億斤；會議是在繼續「大躍進」之濃厚氣氛中召開，估計形勢和確定指標都不切實際[36]^:163-165。3月24日至3月25日，毛澤東在天津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反對一平二調，反對颳「共產風」等；糾「左」工作中後退，要求城鄉食堂普遍化，要求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等；提出在工業中試辦托拉斯等[36]^:175-181。4月，當時河南信陽地區，已開始出現大量非正常死亡；但是毛澤東卻並不知道，連分管農業之中央書記處書記譚震林也了解不到真實情況[36]^:182-183。從1958年冬天起，浮誇風在廬山會議後重新颳起來[36]^:183。顯然不是因為搞基本建設和抗旱多用糧食造成大量出現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主因還是「五風」氾濫，徵購過頭糧[36]^:186。1950年代至1960年代，毛澤東根據國際形勢，實行國際戰略，聯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反對美帝國主義政策[36]^:191。

1960年6月8日至6月1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上海召開，主要討論第二個五年計劃後三年之補充計劃；工業規模擴大過快，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農村和城市缺糧狀況日趨嚴重；問題是積纍起來，最初被假象掩蓋，一旦發現大面積問題，事情已很難辦；沒有棉花供應，4月上海紗廠停工；毛澤東提出要轉入主動，改變被動局面，決心降低計劃指標[36]^:193。7月5日至8月10日，北戴河工作會議剛進入討論國內經濟問題；蘇聯政府7月16日照會中國政府，決定召回在中國工作之蘇聯專家，而且不等中國答覆，在7月25日就通知說，在中國工作之全部蘇聯專家都將在7月28日到9月1日期間全部撤走[36]^:199-200。7月31日，在毛澤東主持下，周恩來就蘇聯撤走專家和外資問題向會議作報告[36]^:201。會議決定，堅決縮短基本建設戰線，集中力量保證重點產品、重點企業和基本建設項目；認真清理勞動力，充實農業戰線，首先是糧食生產戰線；會議還有一項重要決定，就是成立中央局[36]^:203。進入10月以後，越來越多嚴重情況反映給毛澤東，如一些農村餓死人等；問題使毛吃驚，毛澤東之心思和注意力更多轉回到國內[36]^:210。從10月開始，毛澤東開始吃素不吃肉；毛澤東對護士長說：「國家有困難了，我應該以身作則，帶頭節約，跟老百姓共同渡過難關，不要給肉吃，省下來換外匯。吃素不要緊。」[36]^:2103月，毛澤東曾為中央寫過指示，提出要堅決制止一平二調之「共產風」，口氣很嚴厲；到10月，「共產風」和其他幾股歪風，對農村生產關係和農村生產力，對農村經濟和人民正常生活造成之極大破壞和嚴重後果，大量暴露出來；加上嚴重自然災害，1960年之糧食產量下降到2,870億斤，比1957年減少26%以上[36]^:211。毛澤東看到反映農村嚴重情況之報告越來越多，包括信陽事件之報告，對毛澤東震動極大；「五風」造成之損失慘重；糧食嚴重減產，農村中餓死逃荒死現象大量出現；特別是有些地方幹部蛻化變質，違法亂紀，摧殘人命，無法無天，使人感到，這種地方已經不是共產黨領導之天下；這個問題給毛澤東留下很深印象，成為毛澤東以後發動「四清」運動之重要起因[36]^:214。

同时经济困难使得珠三角地区大批人员出逃香港，造成了十室九空的局面，该情况由内参上报中央，震动朝野。

全国性饥荒和大面积非正常死亡接连出现，许多地方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关于具体死亡人数，至今未有精确统计数据公布。當時由於中國內地的消息封鎖，一般專家不易精確的統計死亡人數，各种渠道公布的非自然死亡人数是4500万左右[57]，其中光是四川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达1000万[58]，这也成为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中国大陆徐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提供的数据，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144万人。而早在1958年非正常死亡就已出现，如四川、山东、河南、甘肃当年则高达21.11‰、个别省份则延续到1962年（四川省1958-1962年平均死亡率达34.03‰。普通死亡率则仅为7.02‰）据此，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蕴晖做出结论，从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因大跃进运动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左右[45]。另外，根据另外一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计算，大饥荒饿死国人为3600万[59]。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馮客在2010年9月出版的《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指出，他用了4年遍閱全國解封檔案，認為大跃进造成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60]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下达的国家级课题，以及西安交大的蒋正华计算结果，是1700多万。据当年的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称，他和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粮食部长陈国栋做了一个电话调查，得出一个死亡几千万的人数，送交周恩来审阅后周要求销毁。[61]

在2011年1月11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中国官方首次承认“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但回避了三年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总人数。

2013年，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數學教授孙经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否认大跃进饿死上千万人口。孙经先认为，大跃进造成的死亡人数应该在250万人以下。其中针对杨继绳的《墓碑》部份引發與杨继绳的論戰。[62][63][64]

就在同一时期，陷入意识形态相互挞伐的中苏关系公开破裂。苏共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大炼钢铁上都反对中共的政策，中共则对苏联与“帝国主义”缓和关系而不满，最终苏共撤走专家、毁弃援华合約，使中國進退兩難。毛泽东为保住颜面，以顶住“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的压力”为藉口，勒令全国人民束紧裤腰带，提前还债，争气炼钢等为号召，挽回颓势，以争取做和苏联一争高低。只是此时国力已衰弱不堪，出现的只有更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45]。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　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研究中國经济调整问题，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65]。1961年1月14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九中全會中，通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大躍進運動終告結束。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有省市地县三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向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在1月18日召集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彭真点名毛泽东也有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66]然而周恩来发言要大家承担自己的责任，他说：“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陈伯达很快也发言，向彭真发难：“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67]

刘少奇于1月27日在大会上作了3个小时的口头报告。在该会上，刘承认了大跃进的结果：“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1960、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了，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造成局面的原因，刘少奇说：“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是有，但是小，产生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月30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带头做检讨，承担中央的责任：“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人的应当是我。”[66]

中共中央书记处是当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负责大跃进政策的具体部署。邓小平作为总书记，曾被毛泽东称为大跃进的“副帅”，他代表中央书记处在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認為应该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大会还下发了中央书记处向毛泽东和刘少奇写的检讨，但是会上有人提意见，认为中央书记处的检讨不深刻。[66][68]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了自我批评，周恩来说：“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计划上的估产高、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他说自己犯下两个严重错误，一个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另一个是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96％的文件，将权力下放过多过散。[69]

国家主席刘少奇整理口头报告批评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十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