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烈钧

1902年（光緒28年），李烈钧入江西武備学堂。1904年（光緒30年）冬，赴日本留学，入東京振武学校。1907年（光緒33年），入陸軍士官学校学习砲術。同期的留学生有閻錫山、李根源、唐继尧、程潜等人。在日本留学期间，李烈钧与革命派的思想产生共鳴，乃加入中国同盟会，又参加了北洋系的武学社。[1]

1908年（光緒34年），自陸軍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后，任江西新军第二十七混成協第54標第1营管带。曾因宣传反清思想而一度遭拘禁。1909年（宣統元年），赴昆明，任雲南陸軍講武堂教官。此外，他还担任陆军小学堂总办，兼兵备道提调。[2][1]

維基文庫中相關的原始文獻： 免江西都督李烈鈞官職 宣布前赣督李烈鈞跡文

1911年（宣統3年）10月17日，为呼应武昌起義，李烈鈞应江西省的革命派的邀请而回到江西。10月23日，李烈鈞被推举为九江軍政分府的总参謀長[lower-alpha 1][1]。李烈鈞派出林森、吴铁城成功劝说北洋海军主要舰艇宣布起义，李烈鈞遂被推举为九江海陆军总司令[2]。1月，李烈鈞应安徽省革命派之邀，派团长黄焕章率领两个营光复了安徽省省会安庆。結果黄焕章军纪废弛，李烈鈞亲自率军赴安庆处理，被推戴为安徽都督。11月下旬，遭到北軍包围陷入困境的武昌的黎元洪请求援助。李烈鈞救援黎元洪成功，并被任命为五省[lower-alpha 2]聯軍总司令兼中央軍总司令[1]。

1912年（民国元年），江西省議会选举李烈鈞为江西都督，华南师范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的论文称李列钧在江西一带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整顿财政、选派留学生出国、并捉捕了彭木香等匪徒[3][4]。1913年6月9日，袁世凱下令將其免職。民国2年（1913年），李烈鈞同孫文策划发动二次革命。同年5月，李烈鈞同湖南都督譚延闿、安徽都督柏文蔚、广東都督胡漢民联名致电袁世凱，反对善後大借款。6月上旬，袁世凯免去了李烈鈞、柏文蔚、胡汉民3位都督的职务，并派軍队南進，南北两軍开始交战。李烈鈞虽然全力以赴，但数量占优的北軍逐渐取得优势。8月李烈鈞败局已定。9月，李烈鈞逃往日本[lower-alpha 3]。其後，李烈鈞赴欧洲和亚洲各国游历[1]。

李烈鈞

1915年（民国4年），李烈鈞加入中華革命党。同年12月，奉孫文的指示赴雲南省开始争取西南各省都督的活动，乃经越南赴云南。当時，雲南将軍唐继尧以及前雲南都督蔡鍔策划发动反袁世凱的護国战争，李烈鈞参与筹划。12月25日，李烈鈞任護国軍第2軍总司令（第1軍总司令为蔡鍔，第3軍总司令为唐继尧），进军广西省。[1]

1916年（民国5年）3月15日，广西将軍陸荣廷发表独立宣言，倒向護国軍方面。此后，李烈鈞协助其进攻广東省。1916年5月李烈鈞任军务院抚军。广東将軍龙济光遭到李烈鈞和陸荣廷夹击，于8月敗北，逃往海南島。1916年6月袁世凱死后，李烈鈞軍的存在意義消失。討伐完龙济光後，李烈鈞只身赴香港、上海隐退。[1]

1917年（民国6年）8月至9月，孫文在广州成立中華民国軍政府，李烈鈞任大元帥府总参謀長。10月，護法战争開始。1919年（民国8年）10月，孫文在上海将中華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李烈鈞被任命为代理大元帥，负责管理广州的事務。1920年（民国9年）12月，孫文为北伐而设立大本营，李烈鈞任大本营总参謀長。[1]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在桂林以大元帅的名义发出北伐动员令，任命李烈钧为北伐军第一路总司令，率滇军、黔军、赣军自桂林出发进攻江西，兼取鄂东；任命许崇智为北伐军第二路总司令，率粤军并联合湘军自桂林出发，经岳州进攻武汉。 [5]

1924年11月，孙中山（坐者）与、孙科（后排左一）、戴季陶（后排左二）李烈钧（后排左三）在“上海丸”轮船上的合影

1924年（民国13年）1月，李烈钧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執行委員。1925年（民国14年），孫文逝世。[1]1925年，应冯玉祥之邀，李烈钧任国民军总参议，指导国民军同奉军作战。[2]后来，李烈钧对謝持、鄒魯等西山会議派的反共路線表示支持。[1]

1927年（民国16年）4月，蒋中正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李烈钧支持并参加，任国民政府常務委員兼軍事委員会常務委員。同年8月，蒋中正一度下野，北京政府方面的孫传芳趁机偷襲南京，李烈钧坐镇南京，联络指挥国民政府方面的諸軍击败了孫传芳。[1]李烈钧还参加了宁汉战争。1927年9月宁汉合流，中国国民党宁、汉、沪各方在一致赞同清党反共的基础上取得统一，组织了中央特别委员会，由三方各派六人参加，李烈钧是宁方代表之一。

1928年11月，李烈钧回武宁探家，筹建东大路（武宁县城到修水县涂家埠）、西大路（武宁县城至修水县城），因沿修江北上，故通称“修江路”，是武宁历史上的第一条公路。李烈钧亲任东路筑路分会主任，黄山亭担任西路筑路分会主任。1934年，该公路全线修通。 [6]

1928年后，李烈钧离开南京，在上海养病。[1]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正寓居上海的李烈钧同反蒋人士如冯玉祥、徐谦、熊克武、程潜、柏文蔚、张之江、方振武、张知本、陈嘉佑等人来往密切。1931年10月19日，他在《与徐谦等向京粤和平会议的提案》中提出，应当“贯彻对日经济绝交”，“尊重国联条约与《凯洛格非战公约》”。但随后日军进攻锦州，李烈钧放弃了单纯依靠国联的想法，转而主张对日抵抗。 1932年9月30日，日本政府承认满洲国，李烈钧、程潜、柏文蔚、熊克武等致电国民党中央等，批评甚至怀疑国民政府。1932年12月15日，李烈钧致电蒋中正，建议蒋中正实现全民政治。[2][7]

1932年12月25日，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闭幕，由于蒋中正在大会上对反蒋人士作出一定让步，李烈钧在大会闭幕后致信蒋中正称，“京沪盛传雅度，影响所及，昔之以公为非者，已不似前此之甚；而昔之以公为是者，更增其崇仰矣。”1932年底至1933年初，热河抗战及长城抗战先后爆发。1933年，他数次致电蒋中正，支持蒋领导抗日战争。他的立场已由反蒋抗日变为支持蒋介石领导抗日。[7]

1940年李烈钧赠送郝鸿昌的照片。

1937年（民国26年）2月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李烈钧同宋庆龄、馮玉祥联名提出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抗击日本。[1]

西安事变后，李烈钧被委派为审判张学良的高等军事法庭审判长。[1]1937年七七事變爆发，李烈钧将身边达到服役年龄的五个儿子都送入军队，其中两个正在大学读书的儿子是中断学业参军。[2]

1946年2月20日，李烈钧在重慶逝世。享年65岁（满63歳）。[1]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明令国葬國民政府故委員李烈鈞。[8]^:8351中共中央发来唁电，并派周恩来、董必武亲往吊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