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鶴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進士。授雒南知縣，調長安縣。萬曆四十年（1612年），擢御史，上疏請東宮講學，又言時事憂危者七，多切時弊[3]。不久，出督兩淮鹽法，巡按貴州，當其時貴州土司相亂，土地、戶口、貢賦雜亂，朝廷難以節制管理，楊鶴上任後，傳檄讓當時勢力最大的貴州土官水西安氏盡數清查戶籍稅賦，查明貴州土官姓名和承襲的原由曲衷，把資料全部上交有關部門，於是自此簿牒始明，奸弊易核[4]。數年後還朝。

楊鎬在遼東四路兵敗，楊鶴推薦熊廷弼、張鶴鳴、李長庚、薛國用、袁應泰，使遼東軍備大振，邊患稍息[5]，但楊鶴為官直言不諱，結果被高官所忌，引疾去職，又逢丁外艱守制。天启年間，啟用為太仆寺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尚未上任，又丁內艱。熊廷弼在廣寧兵敗，魏忠賢以此為藉口，將楊鶴除名。

崇禎元年（1627年），召拜左僉都御史，進左副都御史。累官至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楊鶴素有清望，薩爾滸大敗後，楊鶴曾說：“遼事之失，不料彼己，喪師辱國，誤在經略；不諳機宜，馬上催戰，誤在輔臣；調度不聞，束手無策，誤在樞部。至尊優柔不斷，又至尊自誤”，崇禎元年又上言：“圖治之要，在培元氣。自大兵大役，加派頻仍，公私交罄，小民之元氣傷；自遼左、黔、蜀喪師失律，暴骨成丘，封疆之元氣傷；自搢紳構黨，彼此相傾，逆奄乘之，誅鋤善類，士大夫之元氣傷。譬如重病初起，百脈未調，風邪易入，道在培養。”時皆以為名言。楊鶴為官清正，但不知兵，一意主撫。

崇禎初年，山西“流寇”首领名单为：“紫金梁（王自用）其首也，余八大王（张献忠）、扫地王、邢红狼、黑煞神、曹操（罗汝才）、乱世王、闯将（李自成）、撞塌天（刘国能）、满天星、老回回（马守应）、李晋王、党家、破甲锥、八金刚、混天王、蝎子块、闯王（高迎祥）、点灯子（赵四儿赵胜）、不沾泥（张存孟）、张妙手、白九儿、一阵风、七郎、大夭王，九条龙、四天王、上天猴（刘九思）、丫头子、齐夭王、映山红、催山虎、冲天柱、油里滑、屹烈眼。”

杨鹤曾上疏指出“盗贼”之起，“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杨鹤提出了“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綏靖主義战略。在杨鹤的努力下，招安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陕西的各部起义军幾乎都接受过招安。[6]但由於十万帑金和藩王捐助的五万白银和粮食二万石僅是杯水車薪，“所救不够及十一”。流賊神一魁投降后，杨鹤下令神一魁于耀州诱杀茹成名，最後引起神一魁的猜疑。崇祯三年（1630年），王左挂、苗美率部攻打韩城，杨鹤无兵可调，只得命洪承畴部上阵，勉强解围。神一魁等賊兵既降復叛，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稱陕西“旋抚旋叛”，归咎于杨鹤的主抚。朝廷主剿派吴甡與御史謝三賓等势力抬头，极力攻击杨鹤的綏靖主義戰略，指责杨鹤“苟图结局，徇抚讳剿”。後楊鶴被朝廷拿辦[7]，时任山海关内道参政的杨鹤之子楊嗣昌代父求情，谪戍袁州[8]，由洪承疇接任。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杨鹤死于袁州戍所。[9]

子楊嗣昌，官至閣部督師。 夫人朱氏，張獻忠破武陵，罵賊而死[10]。

• （清）張廷玉等，《明史》，中華書局點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