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自成为人高颧深，鸱目曷鼻」（具有党项族人的相貌特征），只有明史獨志此論。有說法指李自成是西夏李氏皇族的後裔，然而缺乏史實依據，因為明史成書於清朝中期，對李自成的描述更多是出於其編撰方個人立場與政治意味。而除了清修明史外，年代稍前的野史也記載此事。《後鑒錄》卷七，作者清毛奇齡。毛奇齡作為一直居住在南方的讀書人，完全沒有機會接觸相關資料和大順高層，很有可能是道聽途說。

早在永昌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就已經稱帝。《永昌元年二月詔書》:朕起布衣，目擊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鹿樵纪闻》：甲午申刻，传示次日郊天即位，亦多束驮金帛，纷纷而去。乙酉，僭即帝位于武英殿，以李继迁为太祖，追尊七代考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使牛金星代行郊天礼。然不足為信，高氏尚留在首都西安沒有隨行，如何再次冊立高氏?其早已於永昌元年正月被封皇后，八月即被廢，康熙二十年《米脂縣志》卷十二《偽順》，且歷代米脂縣志都記劉氏為後。如何能在四五月遙冊?可見其既然連高氏都牽強附會，那對於李繼遷的揣測依然是毫無證據的。

所以將李自成作為党項後裔，是較為爭議的；但說李自成追尊李繼遷為太祖，是不足為信的，缺乏公文與參證。

李自成出生在米脂河西200里怀远堡李继迁寨（今横山县城关街道柴兴梁村）。

李自成先祖由甘肃秦安迁入陕西省米脂县李家站（西夏李继迁兵站）居住。其祖父李海因生活所逼，迁至原米脂地长峁村（现属横山县）。人们所说李自成“生在李继迁寨，长在长峁村”，即指的是这段事。《米脂县·李自成族裔考》中记载：“自成籍本县太安里二甲，世居北乡，距城七十里海会寺沟之李家站。”

《米脂县志》记载：“米脂李姓，分太安里二甲李氏和永和石楼李氏。一支是太安里二甲，李自成家庭属太安里二甲，明代前由甘肃太安里迁徙来。而另一支李氏是由山西永和石楼县迁移到米脂的，二支李氏不属于同宗同室。太安里二甲的李氏，是一大族，遍及米脂城乡各处。”

李自成家庭属太安里二甲，明代前由甘肃太安里迁徙来到李家站。而这个李家站正是当年党项拓跋平夏部从甘肃东迁后居住的地方。

李自成出生時，父親夢見一黃衣人進入土窯，故取小名黃娃子[1]。李自成少年喜好枪马棍棒。其父死后他於明朝负责传递朝廷公文的驿站擔任驿卒一職，负责照看马匹。[3]

明朝末年的驿站制度有很多弊端，明思宗崇祯年間，給事中劉懋建議之下，全国三分之一的驿站被裁撤，李自成也被裁員，主要是曾經遺失公文[4]，失业回家，并欠了债。同年冬季，李自成因欠舉人艾詔的债，又無力償還，被艾舉人告到米脂縣衙。縣令晏子賓將他“械而遊於市，將置至死”，後由親友救出後，年底，杀死債主艾诏，接着，因妻子韩金儿和村上名叫盖虎的通奸，李自成又杀了妻子。两条人命在身，于是就與侄儿李过于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逃到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投军。当时，杨肇基任甘州总兵，王国任参将。李自成不久便被王国提升为军中把总。同年在榆中（今甘肃省兰州榆中县）因欠饷问题杀死参将王國和当地县令，发动兵变[5]。

崇祯二年（1629年），後金第一次入塞，北京震動。李自成起事后转战汉中，参加了王左掛的军隊。1630年王佐挂被朝廷招降，李转投奔张存孟（不沾泥），为队长[6]。1631年4月，张存孟在陕北战败，也降於官府。十月，洪承畴正式接任三边总督，逐渐剿灭陕西境内民變。1633年李自成率餘部东渡黄河，在山西投奔了他的舅父“闯王”高迎祥，称“闯将”。同年，曹文诏率千人关宁铁骑击败山西境内的民變，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均逃到河南被曹文诏、左良玉等多路明军包围。

然而次年崇禎七年（1634年）後金军第二次入塞，曹文诏被调到大同抗金，被围叛军从王朴处突围。是年六月，新任五省总督陳奇瑜乃引軍西向，約會陝西、鄖陽、湖廣、河南四巡撫圍剿漢南民變。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部見明軍雲集，誤走興安（今陝西省石泉以東的漢江流域）車箱峽[7][8]。峽谷之中為古棧道，四面山勢險峻，易入難出，唯一出口為明軍所截，“馬乏芻多死，弓矢皆脫”，情勢危殆，李自成用顧君恩之計，賄賂陳奇瑜左右人士，向官兵詐降[9]。此時陳奇瑜釋放李自成等人，派五十多名安撫官將叛軍遣送回籍，甫出棧道，自成立刻殺安撫官復叛[10][註 1]。

崇禎八年（1635年）洪承疇任五省总督后围剿民變，叛军敗退至河南洛阳一带。高迎祥、張獻忠、老回回、羅汝才、革裡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等十三家七十二營起义军在河南荥阳召开荥阳大会[註 2]，李自成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方略。会后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率部攻下南直隶凤阳，掘明皇室的祖坟，焚毁朱元璋曾经出家的“皇觉寺”，殺宦官六十多人，斬中都守將朱國相。因争夺鳳陽皇宮的俘虏小太監和鼓吹樂器，李自成與張獻忠結怨，李自成分軍西走甘肃。

崇禎九年（1636年）高迎祥在南直隶被新任五省总督盧象昇击败包围在郧阳山区。同年四月后金建国改清，六月清军第三次入塞，盧象昇调任宣大总督抗清。由兵部侍郎王家桢继任五省总督，高迎祥等突围。高迎祥从子午谷进攻西安时兵败被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所杀。高迎祥残部投奔李自成，這時李自成被推为“闯王”[11]，继续征战四川、甘肃、陕西一带。《明史》称其为「闯贼」。

崇禎十年（1637年），楊嗣昌會兵10萬，增餉280萬，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策略，限制叛軍的流動性，各個擊破，最後殲滅。此舉在二年內頗見成效。崇祯十一年张献忠兵败降明，十一月李自成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带着劉宗敏等残部17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羅汝才在湖北均縣得到李自成戰敗消息，大為恐懼，率領一丈青、一條龍、「小秦王」王光恩、「過天星」惠登相、「興世王」王國寧、「托天王」常國安、「十反王」楊友賢等八營首領，往武當山太和宮向明太監李繼政投降。熊文燦招羅汝才等至襄陽，大宴於官署，奏授羅汝才為游擊。羅汝才紮營於均縣（今湖北丹江口）、房縣、竹山、竹谿、南漳、保康等地，與農民「錯壤而居」，暗中則和張獻忠來往。此時，明末民變暫時平息。

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清兵从青口山（今河北迁安市东北）、墙子岭（今北京密云东北）两路毁墙入关，发动了第四次入关作战。楊嗣昌為貫徹其「安內方可攘外」的戰略，力主與清議和，但遭到宣大總督、勤王兵總指揮盧象昇等人的激烈反對。崇禎和戰不定，盧象昇在河北巨鹿战死。清兵撤退后，孙传庭、洪承畴等人均被调往辽东防范清军，李自成在山中得以喘息。冬天李驻扎在富水关南的生龙寨，並娶妻生子[12]。十二月，李自成由漢南至穀城與張獻忠、羅汝才秘密見面商討事情。臨別時張獻忠送給李自成騾馬、衣甲等物。

崇祯十二年（1639年）張獻忠在谷城（位于湖北襄阳）再次反叛，李自成從商洛山中率數千人馬殺出。崇祯十三年（1640年）河南大旱，李自成趁杨嗣昌的明軍主力在四川追剿張獻忠之際入河南，收留飢民，鄭廉在《豫變紀略》載李自成大賑饑民的盛況：“向之朽貫紅粟，賊乃藉之，以出示開倉而賑饑民。遠近饑民荷鋤而往，應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絕，一呼百萬，而其勢燎原不可撲”。自此李自成軍隊發展到數万，提出“均田免賦”口號，即民歌之“迎闖王，不納糧”。崇祯十三年（1640年）十二月張獻忠所部逃出四川，偷袭襄阳，杀死襄王朱翊铭，杨嗣昌去世。

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日（1641年2月27日）攻克洛陽，殺萬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從後園弄出幾頭鹿，與福王的肉一起共煮，名為“福祿宴”[13]，與將士們共享，“发藩邸及巨室米数万石、金钱数十万赈饥民”[14]。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

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初，李自成趁明军惊魂未定之时，长途奔袭，意图攻下河南省城开封。开封守将高名衡、陳永福、王燮、黄澍等人竭力抵抗，农民军受到重创，李自成被箭射伤左目。[15]二月十九日撤兵。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农民军第二次围攻开封，再次遇到了顽强抵抗，开封的“巨商巨族，各送饼千百不等”[16]。次年正月十五日，李自成再次撤军。這一年半之內李自成三圍省城開封[17]，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李自成第三次包圍开封，使得開封形成了一座孤城。九月十五日黄河决口[18]，十六日洪水首先冲开曹门，然后四门皆被冲开，城中平民遇难者甚众。日後李自成部先后殺陝西總督傅宗龍、汪喬年，李自成部隊日益壯大[19]。李自成刻苦简樸，史載“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所为闯王者，躬步拜如常卒，衣帽不异人，故军中亦无识之者”[20]。与此同時明朝對清朝戰事不利，崇禎十三年清军围困锦州，洪承疇增援对峙，十四年洪承疇兵败松山，据守松山城，并派出副将吴三桂返京求援吴却未回。崇祯十五年三月，清军破城，洪承疇降清。11月，清軍第五次入塞，深入山東，掠走36万人。

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李自成在襄陽稱「新順王」，招抚流亡的贫苦农民，“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生，务农桑”[21]，又“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22]。5月張獻忠克武昌，称“大西”王。10月，李自成攻破潼關，殺死督師孫傳庭，占領陝西全省。

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稱帝，以党項人李继迁为太祖，建國號“大順”，年號永昌。封三弟李自敬為王(號稱三千歲)、封留守長安的田見秀為澤侯、封袁宗第為綿侯、封李錦為滋侯、封劉宗敏為汝侯、封劉芳亮為左營制將軍、封劉希堯為淮侯、封劉體純為左果毅將軍。11月，张献忠在成都称大西皇帝。 大顺永昌元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农民政权后，曾创立了一些礼仪制，主要是结合历代朝廷和自身党项民族的生活礼节，使其礼仪大气而庄重大方。

李自成修改明朝礼仪制度。《明季北略》：李自成改制度 “明朝制度，任意纷更 又四月初一日，改大明门为大顺门，颁发冠服，大僚则加雉尾于冠服，方领，又收各牙牌，自务明光安令成字”《甲申纪事》：“衣服尚蓝，故军中俱穿蓝，官帽亦用蓝。《定思小纪》“然明代官制大半更革，……服色尚深蓝，俱刊定成。”

李自成以李继迁为太祖，结合西夏国制，制定一系列制度。《爝火录》：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谥号，以李继迁为太祖。设天佑殿大学士，牛金星为之。更六部为六政府，设尚书、侍郎等官。改文选司为文谕院，主事曰从政。改翰林院曰弘文馆，裁革詹事府。改中书曰书写房。国子监设三堂，革去祭酒，以司业为学正，学录博士为左右。改御史曰直指、给事中曰给谏、通政司曰知政司、尚宝司曰尚契司。大常、鸿胪，俱属礼政府。太仆寺曰验马寺，布政司曰统会可。巡抚曰节度使，按察曰防御使。府曰尹，州曰牧，县曰令。守备曰守领，把总曰守旅。改印曰契，一云大篆曰符、小篆曰契）。公服领尚方，以云为级，一品云一、九品云九。大僚冠加雉羽，带用犀银黑角三等。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一月李自成率军五十万東征北京，二月初二（3月10日），在沙涡口造船三千，渡过黄河，攻下汾州（今汾阳）、阳城（今晋城市阳城县）、蒲州（今永济），隔日攻下怀庆（今河南焦作），杀卢江王朱载堙。初五日（3月13日）攻克太原，牛勇，王永魁等督兵五千人出战尽殁，初八日以守将张雄作内应，炮轰破城，蔡懋德自缢死。在太原休息八天。十六日，克忻州（今山西忻州），官民迎降，代州（今属忻州）守关总兵周遇吉凭城固守，雙方大战十餘日，遇吉因兵少食尽，退守宁武关（今山西寧武境）。周遇吉悉力拒守，最後火藥用盡，開門力戰而死，夫人刘氏率妇女二十餘人全被燒死。三月初一日（4月7日）李自成克宁武关，前后死将士七万餘人，傷亡慘重，《罪惟录》记“后贼陷京师，多有手足创者，皆经战宁武者也。”[23]，李自成下令屠城 [24] [25]。當晚，大同总兵姜瓖投降，宣府总兵王承胤降表亦到，又连下居庸关、昌平。三月初八日，兵至阳和。十一日，大顺军开进宣府，“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26]。崇桢急調辽东总兵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昌平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入衛京城，並号召在京勋戚官僚捐助饷银。

三月十五日（4月21日）叛军抵达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总兵唐通不战而降，同时，刘芳亮率领南路军，东出固关后，真定府知府丘茂華、游击谢素福出降，大学士李建泰在保定投降。三月十六日，李自成部过昌平，抵沙河。十七日进高碑店、西直门，以大砲轟城，入午攻打平则门，彰义门，西直门。三月十七日半夜，守城太監曹化淳率先打開外城西側的廣甯門，叛軍由此進入今復興門南郊一帶（此事存疑，參見曹化淳條目）。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派在昌平投降的太監杜勳入城與崇禎帝秘密談判。據《小腆紀年附考》卷四載，李自成提出的條件為：「闖人馬強眾，議割西北一帶分國王並犒賞軍百萬，退守河南……闖既受封，願為朝廷內遏群寇，尤能以勁兵助剿遼藩。但不奉詔與覲耳。」雙方談判破裂。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刘宗敏所部军，中午，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此時崇桢带著太监王承恩上煤山瞭望，又返回乾清宫，大臣皆己逃散，最後崇禎前往景山自縊，史稱甲申之變。李自成下令將崇禎“礼葬”，在东华门外设厂公祭，后移入佛寺。二十七日，葬于田贵妃墓中。

崇禎十七年（1644年）4月26日，李自成兵敗山海關，率殘軍退回北京，下令殺吳三桂全家三十餘口。崇禎十七年（1644年）4月29日，在牛金星等的策劃下，李自成在明宮武英殿即皇帝位。李自成入住紫禁城，封宮女竇美儀為妃。大順軍入燕京之初，兵不满二万[27]，李自成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28]京城秩序尚好，店舖營業如常，“有二贼掠缎铺，立剐于棋盘街。民间大喜，安堵如故”[29]。但從二十七日起，叛軍開始拷掠明官，四處抄家，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30]，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31]城中恐怖氣氛逐漸凝重，人心惶惶，“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32]，“牵魏藻德、方岳贡、丘瑜、陈演、李遇知等，勋戚冉兴让、张国纪、徐允桢、张世泽等八百人追赃助饷。”[33]谈迁《枣林杂俎》称死者有1600餘人。李自成手下士卒搶掠，臣將驕奢，“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34]。大順軍於佔領區皆設官治事，首為追餉，例如在城固縣，“賊索餉，加以炮烙”[35]；在汾陽，“搜括富室，桁夾助餉”[36]；在絳州，“士大夫慘加三木，多遭酷拷死”[37]；在宣化，“權將軍檄徵紳弁大姓，貫以五木，備極慘毒，酷索金錢”[38]。四月十四日，西长安街出现告示：“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定于本月二十日立东宫为皇帝，改元义兴元年。”十三日，由李自成亲率十萬大軍奔赴山海关征讨吴三桂，留守北京者为刘芳亮与李岩[39]。

據說李自成入燕京後，從宮中搜出內帑「銀三千七百萬錠，金一千萬錠」，「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一說五十）兩，鐫有永樂字」[40]。時人許重熙在《明季甲乙兩年匯略》借談遷之口謂曰：「損其奇零，即可代兩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內騷然，而扃鑰如故，豈先帝未睹遺籍耶？不勝追慨矣。」但可信度並不高。計六奇認為：「予謂果有如此多金，須騾馬一千八百五十萬方可載之，即交負，亦非計月可畢，則知斯言未可信。」照前列說法，內帑中的銀兩總數就有185億兩（或者是18.5億兩；3700萬錠，一錠五百或者是五十兩）。但依據梁方仲估計，1390年至1486年，中國內地白銀總產量只有三千萬兩上下。明亡前，雖有大量西班牙銀元與其他外籍銀元流入，但也只有四千五百萬兩。亦有人估計明末時，全國流通的銀兩總數不可能超過7.5億兩。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兵六万[41]，與駐守山海關將領吳三桂進行一片石戰役。战至四月二十二日，吳軍渐渐不支。吳三桂乃降於清朝攝政王多爾袞，兩軍聯手擊潰李自成，主将刘宗敏受伤，急令撤退。二十六日（5月31日）李自成逃到京城，僅三萬餘人，怒杀吴三桂家大小34口。二十九日（6月3日）李自成在北京武英殿再行登基禮，以李繼遷為太祖，追尊七代考妣皆為帝后；立妻高氏為皇后，使牛金星代行郊天禮[42]。次日逃往西安，由山西、河南两路撤退。臨行前火燒紫禁城和北京的部分建築。多尔衮命吴三桂不得入京城，直接追擊李自成军，在保定以南的望都一战，大顺军一度重创清军，五月初二日在定州清水河（今河北省定州市），李自成再次大败，大将谷可成陣亡。五月初三日（6月7日）多尔衮军入主北京城，立即派出两路大军，一路由多铎率领南下攻打南明，一路由阿济格率领攻打李自成军。阿济格和吴三桂部从保德州渡河，突破叛军的北部防线，经绥德、延安，直逼西安，七月李自成军渡黄河败归西安，不久，弃西安，经蓝田，商州，走武关。由於南明弘光帝朝廷的建立和大順軍的節節敗退，很多投降李自成的原明朝將領復投南明或清朝，李自成於是疑心日盛，終於妄殺李岩等人，致使人心離散。

順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軍出擊潼關，李自成軍列陣迎戰，清軍因主力及大砲尚未到達，堅守不戰。順治二年（1645年）清軍以紅夷大炮攻破潼關[43]，李自成採取避戰的作战方式，經邓州、襄陽[44]，入湖北，“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試圖與武昌的明朝總兵左良玉聯合抗清，左良玉東進南京去南明朝廷「清君側」征討馬士英病死途中。四月李自成入武昌，但被清軍一擊即潰。五月在江西再敗，後在湖北通山縣南九宮山，帶著少數人馬的李自成與忠於明朝的農民程九伯肉搏，一度坐在後者身上，但李的刀被血漬和泥水黏在刀鞘裡，程的伙伴就用鏟子攻擊李自成的頭致死，屍首不知何處[45][46][47]。《綏寇紀略》則記載李自成在通城縣九宮山上的元帝廟內，被鄉民用鋤頭打死。自成战死后，叛军悲怒交集，立即扫荡九宫山区，对当地民眾予以报复性打击。[48]。然而，《明史》卻記載，李自成死於湖北通城（不同於通山）。大顺军餘部称李自成为先帝，其妻高氏为太后，李过推舉李自成三弟李自敬為首領。

另說李自成兵败后脫逃，在湖南省石門縣夾山寺削髮為僧，名奉天玉和尚，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圆寂于该寺。又說李自成隱居到甘肅蘭州青城。何璘《书李自成传后》曾记载：“李自成实窜澧州。因旁询故老，闻自成由公安（今湖北省公安县）奔澧（今湖南省澧县），其下多散亡，至清化驿（今澧县境），随十余骑走牯牛坝（今临澧县境），复弃骑去，独窜石门夹山寺为僧，今其坟尚在云。”《湖南通志》载，何璘号十樵，系宛平举人。在乾隆十一年（1746）调任澧州知州，因修澧志，得九溪卫教授孙某所告，谓石门夹山寺已故和尚奉天玉即李自成，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和考证，撰写《书李自成传后》一篇，以纠正《明史》李传所记。根据湖南常德人周新国、周波所著《武陵藏珍-沅澧流域历史文化图说》一书及书中收集到的流散在澧水流域的文物说明，何璘所记“李自成禅隐夹山寺”应是可信的。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石门夹山风景区夹山寺清理了奉天玉大和尚墓，经专家考证奉天玉大和尚即为李自成，并在墓葬的基础上修建了一座陵园。1993年10月28日全国李自成学术研讨会在石门召开，会上肯定李自成兵败禅隐夹山寺，化名奉天玉，并圆寂于此。

但后来也有文章指称，1979年后通山与石门两地相互争夺李自成安葬地，是经济利益所致，其论据也是以此为目的编造而成。[49]另有一說是奉天玉和尚比較可能是李自成的弟弟李自敬。[50]

湖北省東南的通城縣和通山縣各有一座九宮山。《明史》、《乾隆御批纲鉴》、《绥寇纪略》皆記載李自成死於通城縣。1955年，通城县重修李自成墓，郭沫若题写墓碑。通山县一名教师引当地程氏族谱，得出李自成死于通山县九宫山的说法。此说，得到郭沫若在内的众多学者支持。郭沫若声明注销原题词，迁移墓碑[51]。目前中國大陸主流观点认为李自成被杀于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在通山县九宫山牛迹岭的一处清代无名墓葬，被认为是李自成墓或李自成部将墓地。1988年，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明季北略》持此说法。丁玲自称李自成后人，也持此说法。[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