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

因家中贫寒，11岁才上学。1922年入國立東南大學附屬中學（後改為中央大學實驗中學與附屬中學、南京大學附中、南師附中），曾與巴金等人同學，加入中国共青团。1925年下半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预科，1926年又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未转团组织关系。

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风潮中，胡风于1926年回到湖北家乡参加打倒军阀的斗争。中国国民党清党后他从鄂东家乡逃到武汉，正逢汪精卫主持武汉国民政府“清党”，胡风对革命前途悲观，于1927年至1928年期间，先后在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部任干事、在江西剿共军第三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担任了28天科长，负责编辑湖北省党部机关刊物《武汉评论》、江西省党部机关报《国民日报》副刊，曾撰写《反共宣传大纲》等有反共内容的文章。198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安部给胡风案平反时，认定胡风的这一段历史，属于政治历史问题，不应以历史反革命论罪。1985年4月，公安部对胡风历史上的问题（关于胡自动退团问题；在国民党省党部任职；在剿共军任反动职务；写“反共宣传大纲”等）又进一步复查，经研究并请示中央书记处同意，认为胡申诉的五个历史问题，有的仍然证据不足，如“撰写反共宣传大纲”仅一人检举，胡一直否认。[2]

胡风于1929年赴日庆应大学英文科留学，加入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艺术研究会[1]，并在日本刊物《艺术学研究》和《普罗文学讲座》上介绍过中国左翼革命文学。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反帝同盟和日本左翼作家组织，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负责人之一。由于胡风在留日中国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参加反战（918事变）活动，1933年3月被日本政治警察机关特高科密捕，6月被驱逐回国。

1933年12月胡风与妻子梅志

1933年回上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曾任左联宣传部长、行政书记。

1935年，编辑秘密丛刊《木屑文丛》发表小说，反映苏区斗争，并且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

1936年初，合作编辑《海燕》，翻译反映朝鲜、台湾人民反殖民抗争的短篇小说集《山灵》，收錄台灣左翼作家用日本語創作的小說，如楊逵《送報伕》、呂赫若《牛車》等，是世界漢譯日本語台灣文學的第1人。

1937年抗战爆发后，胡风在上海编辑《七月》文学周刊，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丛书。

1938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著有诗集《为祖国而歌》、杂文集《棘原草》、文艺批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译文集《人与文学》。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编辑出版了文学杂志《希望》，其间著有文艺批评论文集《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1949年起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著有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和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长诗《为了朝鲜·为了人类》[1]。

1954年的胡风与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对其的逮捕证

胡风虽然在政治上拥护中共，但在文艺理论的主张上多次与中共在文艺界领导人（如周扬）的观点相冲突，从1945年起，他的文艺理论多次受到批评，性情直率的胡风则也毫不客气的做反批评[3]。

1951年起，一些人写信给《文艺报》编辑部，要求再次批评胡风文艺思想。1952年初，《〈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陆续刊登了这些来信，从此拉开运动序幕。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批判[3]。4月13日，胡风旧友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抨击文章《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同时还交出了在1940年代与胡风的私人通信。5月13日至6月10日毛泽东发起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运动，认为胡风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令《人民日报》在5月13日至6月10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共三批，并亲自写编者按[4]。在此期间，《人民日报》还在每天第三版用五分之二以上甚至全幅整版，刊登声讨文章、读者来信和漫画鼓动声势。胡风随后被判为反革命，并于同年5月18日被捕。同时还涉及2100多人，逮捕其中92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骨干23人。胡风入狱十年后被正式判刑14年，后文革时期重判为无期徒刑。

1979年获释，1980年、1986年、1988年，经历三次平反过程，才彻底平反。其间曾出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和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顾问等职。在彻底平反前的1985年因患癌症，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5]。

• 胡风：《胡风评论集》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周正章：《胡风事件五十年祭》，《粤海风》杂志 2005年3月
• 吴永平：《细读胡风“给党中央的信”》，《书屋》200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