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无用论

秦代的焚書坑儒政策後，百姓人人願遠離書本以明哲保身，以不對當朝代批評而為自保之道。

唐朝诗人章碣在《焚书坑》一诗中写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北宋诗人苏轼有《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据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一个“与世相龃龉”的刘孟节，他常常凭栏静立，怀想世事，吁唏独语，或以手拍栏杆。曾经作诗说：“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栏干拍”。

清和珅被下狱中，作诗曰：“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

清·李宝嘉《文明小史》第六回：“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无论他们有没这回事，可以不必理他。”

1968年秋“停课闹革命”以后，由于“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白专道路”等受到猛烈批判，大中学生毕业纷纷上山下乡，学校教学秩序仍然混乱，且以政治（毛泽东思想）为主课，基础知识被大大削弱，社会上出现在校生不愿上学认真读书的思潮。是对文化大革命文化的一个测试、肖像。提出書讀得愈多愈反動。

比较典型的想法是，即使大学毕业也要三个面向，留不了大城市；既然要插队落户，当农民捏锄把，能写写算算就行了。读书还有啥用场，反倒落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的骂名。而且无论来了什么样的运动，总要担着一分心──因为以往的“右派”、“反动学术权威”，都与被认定先天缺乏革命性的知识分子（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挂着钩。

这种思潮当时被概括为“读书无用论”，1969年到1972年间受到一定程度的批评。并上纲到是刘少奇“读书做官论”变种、封资修世界观毒害的高度，给予训斥。但由于社会大环境未发生根本变化，继续居于主导地位，仍然左右着人们的思想情绪和生活-志业选择。大学恢复招生（知青可以通过上大学回城），曾使得读书空气一度复苏，进学、励志之心重燃。但后来的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批教育黑线回潮等运动，很快又搞得师生双方都人人自危。

“开门办学”、“厂校挂钩”的教改，任军训、学工学农、政治学习、大批判冲击专业知识学习；课程设置也加重政治课、削减专业课，忽视基础性教育而片面强调实用性，把物理、化学合并为“工业基础知识课”（简称“工基”）；用毛泽东著作、大批判文章代替政治、语文、历史教材，用简单化的实用知识代替细密、科学分类和体系，由教师、学生、工军宣队和领导组成的“三结合”班子编写教材；让大批判贯穿教学，实行师生互教、工农兵上讲台，用实际操作、开卷考试代替规范考试；大学学制减到二到三年，中小学合并为四四制（8年）……教育内容稀薄、残缺，也助长了读书无用论的盛行。

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后，为“教育黑线”平反，恢复技术职称的评定……时代主题变化，社会时尚转向，这一思潮自然销声匿迹。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私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社会上从事简单生产加工和贸易的第一批人通过简单的市场经济而得到经济收入的快速增长，而当时的公有制体制下的国家工作人员收入无法得到显著改善，流传着“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不满言论，形成体脑倒挂现象，也导致了读书无用论一时的盛行。

1990年代以来，在经济大潮冲击下，金钱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讀書無用論的思潮重又悄然泛起。2000年代前后在教育费用猛涨（10年涨了20倍）、就业低潮的双重压力下，大学毕业不包分配、自谋职业，使得贫困群体（尤其是农村）负债读书、还债无望，初中生流失、辍学现象严重。是為農村的讀書無用論現象。

在大學擴招之后，大學畢業生數量暴增。相反的，社會上可提供的工作職位的增長卻跟不上畢業生數字的增長，導致「畢業即失業」的現象日益普遍，時有出現數百人搶一份工作的景況。而即使找到工作，起薪也大幅滑落。一些地方大學生的起薪甚至不如農民工。許多大學生為了逃避就業壓力，選擇繼續讀研究生課程。導致大學生就業形勢日益惡化的原因除了大學生本身數量的增加之外，也包括由于學術腐敗與應試教育而導致學生素質與能力日益低落，加之課程與實際工作脫節，很多時候大學生已難以得到用人單位的垂青。

在就業形勢惡化的同時，中國大學的學費卻急劇上漲，很多學生家長已難以承受。加之近年來，中國大陸的股票等資本市場交易極為活絡；社會上所謂的「暴發戶」日增，相對而言知識分子地位下滑，也是讀書無用論的成因之一。[1]

有人概括说，1960、1970年代是政治权力扼杀教育，2000年代则是教育产业化和多数人群被边缘化造成的经济困境扼杀教育。

• 《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中国周刊2013年11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