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灏年

1947年，辛灝年生於南京。10歲時父親高錫福被劃為右派，彼時辛灝年讀小學四年級，只能於勞改農場見到父親。初中一年級，辛灝年因地理教師辱罵同學為勞改犯之子、且禁止其上課，而與教師爭論。此後亦偶有執拗。

1964年，辛灝年考取蕪湖第一中學。他本以為僅自己及一地主之兒子「成分」不好，故需要寫「思想匯報」，後來發現全班39人中35人都「出身不好」。1966年，班內數人組織「敢死團」批鬥老師，他未參與，其後全班被團支書強迫「長征」至北京，目睹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彭湃的母親被紅衛兵打伤。

畢業後，辛灝年在蕪湖农村插队落户。1968年，通過蕪湖市代課教師考試，任環城西路小學的數學兼體育教師。1976年开始發表長篇小說，先后成为中学老师、教育局干部以及县文化局创作员，1980年赴中央文學講習所學習。

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担任安徽省文联的专业作家。1983年，辛灝年當選全国青联委员[註 1]，並開始研究晚清歷史與辛亥革命。1984年春，王蒙與杜潤生在中國大陸文化部主持召開作家協會會議，希望作家以文學的方式宣傳中共1984年1號文件，辛灝年不發言。王蒙追問，辛灝年答與法國亨利四世之改革無異，王蒙不悅，杜潤生反而邀灝年赴中央農村研究室工作，辛灝年拒絕。此後，辛灝年開始撰寫長篇小說《八十年代紀事》三部曲，諷喻中國大陸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無法形成及貧富分化。

1985年，中共為統戰台灣，改變過去「國民黨不抗日」的宣傳為「中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並製作了電影《血戰台兒莊》，中國大陸興起國民黨抗戰研究，辛灝年亦深受觸動。1987年，辛灝年完成《八十年代紀事》三部曲的第三部，肯定辛亥革命，反對毛澤東「辛亥革命是一場失敗的革命」的論點。1986年于武漢大學中文系之作家班進修两年。

1988年，當選安徽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1989年春，辛灝年見3名學生跪於人民大會堂前請求李鵬接見，認為這與真正的民主精神相去甚遠，遂未參與。但六四天安门事件當日，他在安徽合肥七度領隊上街遊行，並決心寫一部真實的中國現代史。

1991年，被陸教育部評定為「文學創作一級作家」（相當於教授級別），並於1994年被南開大學聘為教授[7]。

1994年3月，辛灝年未赴南開即前往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做訪問學者，將在大陸所做的秘密研究帶到海外，辭去所有社會職務和榮譽頭銜。秋，發表「中國新文學史」系列演講。年底应《联合报系》邀请，赴台灣访问研究。

1995年夏，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黎安友教授邀請赴紐約，擔任訪問學者。1996年2月經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特批，獲聘歷史學博士後研究員，1997年至1999年再度擔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期間完成現代史專著《誰是新中國》，此外，還「重讀馬克思、列寧著作與西方哲學史」。經常受《世界日報》及《紐約通訊》創辦人、紐約地區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負責人李勇的邀請，在美國僑界發表演講。

2001年中華民國國慶日，創辦歷史刊物《黃花崗》及中国现代史研究所，並任《黃花崗》主編。中華民國國軍周祥於病榻授予辛灝年50万美金，當眾稱：「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次年周祥逝。

2005年，《光明日報》發表30萬字的《为新中国辩——辛灏年及其〈谁是新中国〉批判》，批評辛灝年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喪家之犬”、「靠傷痕文學起家的浪蕩子」、「中國知識分子的敗類」，稱「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資產階級不會給無產階級民主」、「歷史證明共產黨無法否定」、「绝不容许辛灏年这样的人继续存在于世界之上」。[8]同年，辛灝年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發表「驱除马列，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系列演講。

2012年，應邀前往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發表演講，自稱因這次演講「險遭北京驻温哥华总领馆綁架，幸得朋友營救」，且「遭遇公然威脅與投毒」。[9]

2014年10月，宣布中国现代史研究所改組更名為光复民国（大陆）工作委员会。11月出版《最后的侮辱》，批駁中國大陸對《蔣中正日記》斷章取義。

2015年，經李勇與時任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商討，曾長期被中華民國政府冷待的辛灝年終於獲邀發表演講。他在中華民國立法院研討會發表「大陸變局與兩岸選擇」演講，在國立台灣大學發表「兩個中國與台灣命運」演講，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發表「民國命運與台灣前途」演講，此前他已在世界各地做了250多場演講。[10]

2018年5月，與致力恢復中華民國失地人士于紐約成立大中華民國光復會。

辛灝年在其專著《誰是新中國》中，認為要求绝对平等的理想，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个永恒空想。馬克思主義來自於法國空想社會主義，二者之區別在於聖·西門、傅立葉希望以和平的方式進入社會主義，而馬克思則強調只有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才能獲得徹底解放，同時只有通過革命專政才能實現共產主義。他認為歷史證明，列寧、史達林、毛澤東等以革命暴力和專政建立的，對於人民來說是史無前例的人間地獄。[11][12][12][13]

辛灝年又認為正是這個「將黑格爾思想引向了歧途的鬥爭哲學」，才使狂熱的馬克思主義者，既「以暴力奪取政權，又用屠殺維護政權」，並違反人類的理性，如柬埔寨共產黨在攻佔金邊後，一夜之間就屠殺了數十萬人。[14]

辛灝年在其專著《誰是新中國》中，認為中共革命要使一切有财产之人家破财散，批倒批臭一切反對者，“还要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毛澤東語）”，毛泽东還稱之為“最坚决、最彻底和最勇敢者”所进行的“革命”。這些特征充分表現了传统农民造反的暴民运动性质。鄭義稱，每当辛灝年在演講時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纳入辛亥革命始的“中国民主革命史”，常立即引發听众提问：「您是说，中共的革命其实是一场专制复辟？您是说，中共不过是民国史上的一段乱世？」[15] [16]

他認為中共專制的民族政策誘發了內蒙與西藏叛亂，為境內民族問題的爆發，埋下了巨大的歷史性危機。[17]

辛灏年2005年访问英国时说，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来以“夺命、夺路、夺知”三个办法夺去了中华民族的志向。[13][18]

辛灏年認為是斯大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分裂了中国、率先制造了两个中国[12]。他說称列宁从1920年冬到1923年年冬派人十一次找孙中山，先是要求跟苏俄合作，孙中山拒绝；二是要孙中山把国民党改成共产党，孙中山拒绝；三是两党平等合作，孙中山仍拒绝，要求除掉共产党参加国民党。苏联就命令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但是孙中山要求两个条件、三个原则。1923年11月26日“孙文越飞上海宣言”提出联俄的前提条件是“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得引进于中国，苏联不得鼓动外蒙古独立，苏联不得在外蒙古驻军”，容共的条件是“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必须服膺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的纲领，遵守国民党的纪律，如果共产党参加国民党，要赤化国民党、赤化中国，我就将反对共产党，就将反对苏俄”。[19]

辛灏年称共产党在吴廷康、鲍罗廷传达的指示下分裂国民党为左、中、右三派，左派是亲俄亲共派，中派不亲俄，不亲共，也不反俄，不反共，右派是反俄反共派。共产党表面拥护三民主义，暗中攻击三民主义。孙中山死后鲍罗廷安插汪精卫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把手。国民党二大过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面三分之二成了共产党员，六个部、五个部长是共产党人。[19]

辛灏年称“死了的孙中山先生和未死的共产党的关系”总结起来就是两句话：“为了抢夺，权力的历史合法性苟延残喘，必须继承孙中山。为了防止孙中山式的革命在今天的中国重新爆发，必须诬蔑、攻击、打倒孙中山，就这么简单。”[19]

2006年11月26日辛灏年在多伦多大学的讲演上称孙中山从来只有一个主张“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从1905年《民报》创刊到1925年3月12日逝世之间的演讲和著述的内容都是“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从来没有讲过其他任何内容的三民主义，“没有所谓新旧之分、真假之分、革命的不革命的之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20]

辛灏年在2006年11月26日多伦多大学的讲演上称孙中山“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但却不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先行者”、“而是苏俄领导指挥的中国共产革命的物件”。[20]称孙中山推行“联俄容共”有三个原因，一是“孙中山先生反复辟、内外交困”，二是“他对苏俄不了解”，三是孙中山不在乎当时仅432人的共产党。[19]

2005年8月，辛灏年在美国达拉斯和休斯顿纪念抗战60年讲演上称抗日战争为“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称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是在面临日军侵犯和共产党在苏联指使下发动武装暴动的双重夹击下而不得不求“内安”。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命令实际上是张学良下达的。[21][22] 2015年，美中三民主義大同盟於芝加哥舉行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的系列活動，辛灝年應邀出席、於研討會上發表「國共抗日戰略比較」演講。

在當時的美國朝野輿論方面，美國朝野左派當道，辛灝年指出：羅斯福曾自稱「中間偏左」，而他身邊的人「幾乎都是左」、有許多就是共產黨（40年代的美國共產黨基本相當強勢）。時任美國副總統亨利·華萊士受命訪華，卻首先要求前往莫斯科拜見史達林、在而後抵達中國時卻要求訪問由共產黨控制的延安地區，返國後發表演講，「把延安吹成一片光明美好、把正在領導中國人民抗日無比艱難的國民政府描寫得一團黑」，因而影響了美國對中國的援助政策。

1950年代，包括當時史迪威的幕僚、共計6人，叛國罪名成立。前美國共產黨黨魁厄爾·白勞德受審時公開宣稱：「美共在中國抗戰時期，已經不必再壓迫美國政府去支持中共，因為美國政府在1942年開始就與中共的關係相處非常融洽，而且接受了中共的建議：要求國民政府同意建立「聯合政府」、取代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美國政府甚至於強迫蔣介石與國民政府要接受中共的要求，史迪威更加要求裁撤胡宗南駐屯西北的數十萬兵力、並讓中共的軍隊由他來訓練。」

提到羅斯福寫給蔣介石的親筆信的軼事，信中提到：「中國共產黨人『其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他們就是個土地改革者、是我們美國的社會民主黨人、是自由派知識份子」。同樣狀況亦曾在蔣宋美齡的親撰著作提及，民國76（1987）年版《閱讀魏德邁將軍「論戰爭與和平」一書的感言》寫到：「羅斯福總統就是極受其所接近的幕僚以及外交人員欺矇之害，他甚至告訴我，中國共產黨只不過是『土地改革者』而已。」

2015年9月5日，辛灝年在中華民國立法院演講，表示連習會與連戰前往觀看九三大閱兵的行為是「幫助共產黨撒謊」[23]，並表示：「這幾年國共兩黨走得太近應修正」。 [24]

2015年9月6日，辛灝年在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演講，表示鄧小平推行一國兩制的目的是：「第一，保護自己的反動落後的專制制度；第二，對付國際輿論」。[25]

2017年5月18日，辛灝年表示：「國民黨人士蘇起曾經親自在報紙上撰文說過，九二共識是他編造出來的。一個編造出來的共識，就是一種政治強迫，是專制主義在對待台灣問題上的一種強盜式的表現」。[26]

2017年5月19日，辛灝年表示：「蔡英文政府堅守維持現狀，看得出他們具備了苦撐待變的心智」。[27]

• 《谁是新中国：中國現代史辯》，美國藍天出版社，1999
• 《论天京之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被评为优秀历史论著
• 《论冻土》等早期文学、美学、历史论文20篇
• 《中华民国编年史纲（1911－1949）》，初稿，在中国大陆被拒绝出版
• 《一國兩制與美國內戰》，美國藍天出版社，2010
• 《最後的侮辱-中共閱讀「蔣介石日記」文章點評》，臺灣博大國際股份有限公司，2014
• 《中國命運與臺灣前途：辛灝年講演錄》，博大出版社，2015年9月

• 《青春兮，归来》，花城出版社，广州，1983
• 《台湾女人》，上海《萌芽丛书》，重庆出版社，1984
• 《大宾馆之夜》，工人出版社，北京，1985
• 《细胞闲传》，原載《安徽文學》1980年第10期 《小說選刊》1981年元月創刊號
• 《南边的事情》，大型文学双月刊《当代作家》杂志1992年第2期，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 《足球场上》，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1976
• 《痴汉和他的女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代》发表，北京，1987
• 《都市的女儿》，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北京。上海《小说界》发表，1988
• 《少夫人达琳》，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北京，1989
• 《华人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武汉，1993。《当代作家》发表，武汉，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