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

1912年2月26日出生于福建闽县竹屿村（今为福州市区），父邓鸿予为举人出身。民国15年（1926年）入省立福州第一中学，北伐军进入福州后，全市高中调整，邓入省立第一师范。民国17年，和傅衣凌等组织“野草社”，出版自编自印的刊物《野草》[1]。

1929年进入上海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经济系，1931年转入上海政法学院，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民国21年，参加上海纪念“广州暴动”五周年游行时被捕。翌年秋，保释出狱。是年冬，参加“福建事变”，在“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员会、外交部任职。“闽变”失败，逃回上海，后经其兄邓伯宇的介绍，转入河南大学社会经济系续学，1937年毕业并进入晋察冀边区，改名邓拓[1]。

此后曾陆续使用邓云特、丁曼公、殷洲、萧斯、鸥子、以及左海、马南邨、吴南星（三人合用）、卜无忌、于道安、向阳生等多个笔名。

曾到晉察冀邊區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总编，做過新華社晉察冀分社社長。1944年夏，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主编的邓拓被调入分局党校学习，适逢审干运动，邓拓也遭到政治审查[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持過首部《毛澤東選集》的編印工作[4]，他在建国后初期當過人民日报社长兼總編輯，也主編過《前綫》，當過北京委文教書記。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6月10日脱稿《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先后经过陆定一、胡乔木、刘少奇三人审阅，送至毛泽东处，毛收到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时任《人民日报》总编的邓拓收到退回的稿件后十分为难，未能领会最高领导人的意思，经过再三考虑，决定用新5号字（比老五号字小一号）发表，在6月20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

在双百方针开始后，《人民日报》内部对『鸣放』有不同的声音，相比《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其他媒体，《人民日报》较为保守，邓拓认为『我们是中央党报，一切要听中央的安排和指示，不要街上锣鼓一响就出来。』而这种沉默态度让毛泽东很不满意[5]。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人民日报》由于未接指示，故没有宣传，更没有发表社论。

自4月10日后毛泽东多次批评邓拓和人民日报编辑，指斥邓拓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4][6]。邓拓感到自己处境十分难堪，请求辞职。毛泽东说，“你只知道养尊处优，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6月13日，邓拓被撤销总编职务，只保留社长名义，总编由吴冷西继任。

1958年1月，邓拓接到参加南宁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会议重提1956年的『反冒进』，认为一个时期可以『搞得快一点、多一点』，但不要提『反冒进』。对于之前『不看了』的“6.20”社论，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指出1956年反冒进是错误的，“6.20”社论有原则性错误。会议结束，回到北京后，邓拓决定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1958年9月12日，邓拓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冷西接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7]

1966年对三家村的批判

马南邨是他1961年在《北京晚報》副刊寫《燕山夜话》專欄用的筆名。同年還跟吳晗、廖沫沙合寫《三家村札记》，共用吳南星筆名，寫到1964年7月總共六十五篇，其中邓拓寫了十八篇，最有名的一篇是《偉大的空話》。著有《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杂文集。

邓拓在《燕山夜话》当中对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进行了尖锐的评判，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篇当中借古讽今对强迫使用农业劳动力和大规模无计划的工程建设提出抗议，他写道「早在春秋战国及其前后时期，许多古代的大政治家已经知道爱护劳动者的重要意义……《礼记·王制》写道：“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我们应当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更加注意在各方面努力爱护劳动力。」[8]

《燕山夜话》的另一篇则迂回地为当时被打倒的彭德怀而辩护，试图为彭争取公正的待遇。《为李三才辩护》当中描述了高级官员李三才，他因为在朝廷上勇敢揭发宦官的罪恶而被罢官，李一再上书要求皇帝亲自审问，但被拒绝，这个情节恰巧影射了毛泽东拒绝彭德怀后来写的八万字自辩书。

邓拓以古代直言进谏的学者自诩，称赞的“杂家”（具有非正统观点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工作的重要意义，并且屡次举明末的东林党人积极参政的范例，邓拓写过若干首诗来称许东林党人“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力抗权奸志不移，东林一代好男儿”[9]。

1966年4月，北京市委传达中央精神，要求公开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4月16日，《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以三整版的篇幅和通栏黑体大字标题，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邓拓。从这天开始，邓拓停职并被禁足在家[7]。

自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点明邓拓“为资产阶级复辟鸣锣开道”后[10]，5月10日、5月14日、5月16日先后发表了姚文元、戚本禹等针对邓拓的批判文章，揭发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头目”，并且声称：“邓拓是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11][12]

伴随批判的升级，家人被迫与其决裂，子女回家不进他的屋子，不想跟他说一句话，也不再叫“爸爸”[7]。当报纸上点名叛徒后，“邓拓作为老党员，很清楚‘叛徒’和‘反党’之间的本质区别，被定性为‘叛徒’，就永无翻身的可能。”[13]

5月17日，邓拓开始着手写遗书，并告诉夫人，带孩子『分开一段时间』。在给彭真、刘仁写信时，用不少篇幅分析自己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时的背景和不足，竭力表白自己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14]。

1966年5月18日留下绝笔后在北京家裏服安眠藥自尽[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