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语言教学

「明清時，各地用方言教書是普遍現象。」[1][2]明清時，游走各州縣蒙學（兒童啟蒙學堂）的教書先生，常備該縣的正音字典，協助他以當地母語對學童母語教學。[1]1955年教育部指示「学校必须逐步用普通话教学……首先从语文科做起」，當地母語教學開始被取代。[5]

中國留下有聲電影記錄的講學，1929年攝於上海郊區，師生在8分鐘影片裡皆以吳語對答。[6]1950-1970年代，以浙江省教學語言史為例，2018年浙江湖州德清縣某老人回憶，由村小升上縣城初中，自然而然學習縣城的語言，「同学之间交流，常常用德清方言『搭桥』，但久而久之，大家自然而然有了语言切换技能。说绍兴方言的人也会用平阳方言接上话题，说平阳话的也会用几句苏北话（江淮官話）聊聊天。（……）当然，在课堂上大家常常会用德清式的普通话朗诵课文（……）出了村，上集市，或进了中学，必须讲德清方言，否则就难以与他人交流。」[7]

「以母語為教學語言」方面，研究得最多的是香港的粵語教學、[8][9]台灣的閩南語教學[10]、台灣的客家話教學、[11]新加坡的閩南語教學、馬來西亞的閩南語教學、[12]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的少數民族語教學。[13]

普及义务教育以後，校園生活佔據6歲以上中國人的大量時間，小學是否以母語為授課語言，關乎該母語的自然习得時數。1986-2000年間逐步嚴格執行以普通話為媒介語的义务教育，從小學一年級起所有科目都以普通話授課。在少數語言政策寛鬆的地區例如香港，仍有以粵語講授各個科目（尤其語文科）的傳統，在2008年推廣普通話運動後興起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局部現象。

在语言教学，「教授母语与教授外语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外语通常默认受教者在学校教育之前没有或较少机会接触这种语言」，[14]由於中國兒童屬於「较少机会接触」的情況，母語課大抵教該母語的入門聽力和口說。然而，官方對母語課的態度微妙，認為教母語只應在於傳承鄉土（傳統）文化，而不應是學習母語本身。下面引用兩個國家語委官方背景的學者。

王莉宁博士[註 1]的理解是「不教，但允許還會說的人在課外說」（註：按教育部規定課上不允許說），她指「不是讓方言成為教學用語，也不是提倡把地方話學習納入教學體系[...]應允許中小學、幼兒園在課外說方言，讓方言成為青少年日常用語之一」。[19]李佳博士[註 2]尤其提出现代的科技和政治概念應以普通話表達，指「不能喧宾夺主，用方言教学去取代文化教学，因为使用方言进行交际并不属于课堂教学应该承担的主要内容。尤其是使用方言诵读現代文或进行即兴演讲时，由于语料本身承载的传统文化因素较少，师生双方的注意力就更容易聚焦到方言本身，如字音是否标准、遣词造句是否地道[...]。受自身发展程度和规范化程度的制约，绝大多数汉语方言都无法精确、顺畅地表达现代科技术语和政治社会概念，只能将普通话词汇变为方言发音来表达现代名物，这种处理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意义并不大」。[3]

正式发行的母語教材主要在大、中城市才有，小城市以自编校本教材为主。自编教材大多是某一家学校的幾位教师，编写難免有問題。[21]四川大學教授俞理明[註 3]指出市場上的方言教材未達大學水準，大學定須新撰教材，這筆准备成本就不少。[24][25]在浙江温州, 一周一課時, 多為語文課老師兼任.[26]

課綱方面，四川大學教授杜晓莉[註 4]指「语言学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有方言学的内容。在本科教学中，方言纳入课堂的不多」。[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