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油畫

作為歐洲傳統繪畫形式的油畫，在明代由歐洲傳教士攜入中國。清代前期，宮廷畫師中有不少歐洲傳教士畫家，如郎世寧、王致誠等。另一方面，澳門、香港、廣州 、上海等沿海城市先後成為通商口岸的時候 ，一些歐洲畫家隨商人來華，其中最著名的算是英國畫家錢納利。[2]

鴉片戰爭之後，變法維新運動日興。西畫也開始作為「西學」的內容之一進入了中國新興起的藝術學堂。1902年，清廷興辦學堂，在南京和保定的師範學堂中設有圖畫手工科，其中有油畫課。1909年，周湘在上海興辦「中西美術學校」和「佈景畫傳習所」講授西洋畫技法。[3]。

清末民初以「西洋畫」擅名滬上的那些名家，如周湘、張聿光、徐詠清等人，都是這樣點滴、片斷的接受西畫影響。

辛亥革命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對油畫發生興趣。他們無師自通的畫起了油畫，如顏文樑、朱士傑等。後來成為著名油畫家的顏文樑，回憶他早年為學習西方繪畫而臨摹外國商品廣告畫片，為取得油畫表面的光亮效果，遍試桐油、蛋清、魚油等材料。[4]

最早出國學畫而真正掌握了西方繪畫技藝的是李鐵夫，他在1887年到了美國，著名畫家約翰·辛格·薩金特門下學習肖像畫。李鐵夫的油畫已經完全脫離了早期中國油畫不中不西的境界，具有相當嫻熟的油畫造詣，成為早期中國油畫藝術水準的標誌，被譽為中國油畫第一人。

另外，又不少學生留學日本，並在西畫教學上發揮了啟蒙作用。李叔同於1911年畢業回國，在天津、上海、杭州從事繪畫教學。留日油畫家的代表人物還包括陳抱一、林達川、關良、許幸之、倪貽德等人。[5]

20世紀開始，留法和留日的學生陸續歸國，逐漸匯成有影響力的力量。他們以西方美術教育的模式籌劃中國美術院校的專業教學，又以西方藝術家的活動方式，改變中國傳統文人畫家的藝術生活。他們的油畫作品受到知識階層的賞識，逐漸成為堪與文人水墨比肩而立的藝術品。留學生中的油畫家如顏文樑、徐悲鴻、林風眠、方幹民、潘玉良、吳大羽等人的作品帶有較多的外來文化氣息，散發著不受傳統文化習規的自由氣息。[6]

早期留美加的華人藝術家較少，具影響力包括李鐵夫、伍澤樞、馮鋼百等。

1919年，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美術革命 ─ 答呂澂來信》，以為「首先要革王畫的命」，然後「要改良中國畫，斷不能不採用洋畫的寫實精神」，^[27]

這一場運動還涉及魯迅的《擬播布美術意見書》、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說》、康有為《萬木草堂藏中國畫目》、徐悲鴻《中國畫改良之方法》《我們對於美術上應有的覺悟》等文章。「美術革命」論爭是縱貫整個20世紀的重要命題，涉及對國畫的態度，對西方美術的態度以及中西藝術的比較等。

辛亥革命後 ，出國學畫的人逐漸多了起來。在各地，許多正規的美術院校也相繼成立。加上五四運動後新文化的衝擊，使油畫在中國紮根。當時湧現出來的出名畫家中，留學法國的有有徐悲鴻、顏文樑、林風眠、方幹民、吳大羽、衛天霖、林風眠等，留學日本有陳抱一、林達川、倪貽德、關良、朱屺瞻、許幸之、丁衍庸等、陳澄波、廖繼春。其中以所謂「四大校長」，即顏文樑、劉海栗、徐悲鴻和林風眠的影響最大。

1919年，第一批留法勤工儉學會學生 89 名由上海啟程赴法。徐悲鴻同船，並於翌年入讀法國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校。同年發生五四運動。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美術革命 ─ 答呂澂來信》。

1929年，顏文樑參加了法國秋季沙龍展，獲得榮譽獎，由時任法國教育部長和美術部長頒授獎狀。

1933年，徐悲鴻組織的中國近代繪畫展覽在巴黎舉行，後移至比、德、意、蘇等國展出。

1934年，劉海粟主持中國現代繪畫展覽會在柏林舉行，後在漢堡、荷蘭海牙、瑞士日內瓦等地展出。

1929年法國春季沙龍授予顏文樑榮譽獎證書

1912年，張聿光和烏始光在上海辦起美術學校「圖畫美術院」，1919年改名「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進行較正規的西學教學。同年，蔡元培發表《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強調美術教育的重要性。

1915，上海圖畫美術院在教學中使用人體模特兒。

1917年，康有為提出「中國近世之畫衰敗極矣」，「此事亦當變法」的主張。

1922年9月，朱士傑與顏文樑、胡粹中創辦「蘇州美術專科學校」，顏文樑擔任校長。

1920年代，朱士傑訪學日本，把包豪斯思想和實用美術帶回中國，開啟了中國的實用美術教育。

蘇州美術專科學校舊址沿河一側

私立學校以外，1918年成立「國立北京美術學校」（後改名北平藝專），1928年成立了「國立西湖藝術院」（後改為國立杭州藝專）。徐悲鴻於1927年擔任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1928年人北平大學藝術學院院長。林風眠也在回國後任西湖藝專校長。[7]

1925年，劉海粟、王濟遠、朱屺瞻、李毅士等舉行上海洋畫家聯合展覽會。

1926年，上海嚴禁美專人體模特兒寫生，軍閥孫傳芳密令封閉美專，通緝劉海粟。同年，林風眠發表《東西藝術之前途》，提出東西藝術應進行溝通調和的主張。

在二、三十年代，各種繪畫社團也應運而生，如上海的「東方畫會」、「天馬會」[8]、「長風西畫研究會」、「晨光畫會」都是以油畫家為骨幹。三十年代由龐熏琹、倪貽德等人發起的「決瀾社」，及方幹民、李金髮組織的「長風西畫研究會」，倡導和介紹西方現代美術，頗具特色。

1929年，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在上海舉行，並出版美展會刊，由徐志摩主編。

1945年，「現代繪畫展」在重慶開幕，參展畫家有林風眠、方幹民、倪貽德、龐薰琴、丁衍庸、周多、趙無極等。

寫實派以李鐵夫、徐悲鴻、顏文樑為代表，注重引進西方油畫寫實技法的畫家群，包括馮鋼百、李毅士、常書鴻、吳作人、呂斯百等。他們均有中國傳統繪畫的基礎，又在西方經受過學院派油畫正統的訓練，以堅實的功力創作了許多優秀作品。寫實派也有並未在國外受訓練的畫家，較著名者如劉海粟、朱士傑。

新畫派以林風眠、劉海粟、方幹民等為代表，著眼於中西繪畫融合為努力方向的畫家群。他們在西方寫實油畫的基礎上，又受到現代派繪畫的影響，從而開始把目光都想本土文化吸取其滋養，豐富了油畫的語言。如丁衍庸從石濤、八大山人的繪畫中找到了與馬蒂斯同神韻相似的線條；方幹民在平面裝飾的畫面中編織著色彩的交響曲；關良在京劇、皮影等民間藝術中找到了現代藝術的元素；李鐵夫有三十年的寫實功力，卻在書法研究中獲得了面與線融為一體的造型新手法。

他們的油畫創作，既非照搬西方，亦非模仿自然，而是基於中國民族傳統的審美藝術，重主觀、重表現，在寫實油畫的基礎上作了稱得上學術性的探討。

現代派是以龐薰琹、倪貽德、趙獸等為代表，嚮往與世界現代藝術同步的前衛派藝術家群。他們比所謂的新畫派對於現代派的精神與藝術形式的追求更為純粹。1931年，由留法歸來的龐薰琹與留日的倪貽德、周真太、楊秋人等人組織了「決瀾社」，在宣言中便提出，繪畫「不是自然的模仿」，「不是宗教的奴隸」，「也不是文學的說明」、要「用狂飆一樣的激情，鐵一般的意志，來創造我們的色、線、形交錯的世界」。[1]

在延安，也有羅工柳和胡一川等藝術家創作革命歷史題材油畫。

1949年後，國統區和延安的部分美術家不斷清算、克服形形色色不符合鬥爭需要的非無產階級的藝術思想。領袖像、新年畫是當時繪畫的主題。在與西方完全隔絕，並把西方的藝術看作是資產階級的產物的情況下，蘇聯的繪畫就成了唯一可以參照的對象。中國美術理論家們也發表了批判「走向腐朽死亡的資產階級藝術」的文章，從而把二、三十年代以來一直爭論不休的馬蒂斯、畢加索等論題，從此進行了裁決，確立了寫實主義一統天下的地位。

在杭州藝專，則新畫派的發源地， 龐薰琹、林風眠、方幹民、吳大羽、周碧初等一批藝術上具有探索精神的畫家收到了政治思想上的壓力。後來，林風眠在教學小組會上，檢討了過去提倡新派化的「錯誤」，並奠定了寫實基礎的教學計畫。

1964年，毛澤東在《中央宣傳部關於全國文聯和所屬各協會整風情況報告》草稿上，作了第二個批示。

陶咏白在《中國油畫二百八十年》一文中指出，在狂熱「蘇派」的同時，不能忽視一種潛伏的力量，即中華民族文化意識的頑強性，其表現在老一代油畫家對藝術的持續探索。他們多數是學中國畫出身，並又出洋留學，對於油畫進行過較全面的考察，因此他們並未像對油畫所知甚少的年輕畫家一般在「蘇化」面前盲目追隨。雖然他們在帶有政治色彩的藝術爭辯中一時沈默了，然而並未停止對藝術的思考與探索。劉海粟仍然在中、西繪畫中大膽創作；林風眠在水粉、水彩中融化著中、西繪畫的元素；顏文樑和朱士傑在印象派明麗的光、色中不斷探索；吳大羽在抽象寫意中尋求著韻味。[1]

各正規的高等美術學府相繼成立。在北京成立了中央美術學院，在南京有南京藝術學院，還有中央美院華東分院（後改浙江美術學院）、魯迅美術學院、西安美術學院、四川美術學院、廣州美術學院等著名院校。

建國初期，國家選派留學生分批到蘇聯和歐洲諸國學習美術，如留學蘇聯的羅工柳、李天祥、林崗、全山石等。在北京，蘇聯畫家馬克西莫夫被邀舉辦油畫訓練班，參加訓練班的有艾中信、詹建俊、靳尚誼、侯一民、何孔德等人。[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