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清光緒五年八月廿四（1879年10月9日），陈独秀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府城内（属于怀宁县）。2岁时，他的父亲陈衍中因疫情蔓延而病卒于苏州怀宁会馆，先后由祖父陈章旭以及长兄陈庆元抚养成人，在家中学习《四书》、《五经》。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17岁的陈独秀通过院试成为秀才，但在次年赴南京江南贡院参加乡試落榜，未能考中举人。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考入杭州求是书院[6]，学习法文和造船。同年接受家族包办婚姻，与高晓岚完婚後，前往南京再次参加乡试，仍然沒考上。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陈独秀前往東北的嗣父陈昔凡的住处。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年底，义和团在山东起事，于是陈独秀回到安庆。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10月），陈独秀自费留学日本，进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日语专业学习。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3月），回国，组织青年励志社。9月，陈独秀再次赴日，读东京成城学校陆军科，陈独秀在日本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3月31日）晚上，陈独秀、张继、邹容3人强行剪去湖北陆军学生监督姚昱的辫子，姚向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控告，蔡照会日本外务部。于是，陈、张、邹等因此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7]。

《青年杂志》第一期

《新青年》

五四运动中，国立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

陈独秀回到安庆后，1903年5月17日在藏书楼发表拒俄演说，创办安徽愛國會，抨击时政。陈独秀等人的活动引起当局不满，两江总督端方电饬安徽统领韩大武称︰「皖省之『励志学社』与东京拒俄义勇队互通声息，名为抗俄，实为排满，且密佈党羽，希图大举，务将何春台、陈仲甫一体缉获。”[8]。韩大武的文案吴汝澄是陈独秀的朋友，得到端方电令后，连夜把消息透露给陈独秀。陈等人得到消息后逃往上海。至上海后，又和章士钊、谢晓石、张继等人出版《国民日日报》，社址设在新闸新马路梅初里。同年12月1日，上海地方政府禁止出售國民日日報。此后，他回到安庆。

1904年3月31日，陈独秀和房秩五、吴守一创办白话文《安徽俗话报》，“让安徽人通达时事，长点见识”。他担任所有编辑和发行工作。报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发行量从1000份增加到3000份，成为最受欢迎的白话文报纸之一。这份报纸从1904年到1905年共出刊23期，每期有40页，大约15000字。自第16版以后，该报又增加了16个话题，包括军事、中国哲学、卫生学、天文学等。这些增加的话题几乎都是他自己所写，他使用三愛这个笔名，至少发表了50篇文章。后来《安徽俗话报》由于受到政治压力而被迫停刊。

1905年秋，执教芜湖皖江中学，在芜湖发起成立反清组织“岳王会”并任总会会长。1907年春，陈独秀第三次留学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

1908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杭州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习。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独秀应安徽军政府都督孙毓筠邀请，回乡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和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

1913年，陈独秀追随柏文蔚参加反袁世凱“二次革命”，在芜湖一度遭龚振鹏逮捕，后获释。

1914年春，反袁运动失败后，陈独秀再度赴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担任助编。第一次使用笔名“独秀”发表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开宗明义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成立国家之精神。”文中指出，要有爱国心也要有自觉心，“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如果是一个人民在其中没有权利，无幸福可言的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引起舆论哗然，不少人指责其不爱国。

1915年夏，陈独秀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9月15日创办月刊青年雜誌（由群益書社发行），次年更名为《新青年》（副题La Jeunesse），自任总编辑。（1926年停刊）陈独秀在这份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提出6个原则：

1.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2.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3.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4.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5.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6. 科学的而非想像的

宣传倡导“德先生”（指“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指“科学”Science），批判儒教和传统道德，“打倒孔家店”，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青年人中影响很大。

陈独秀在1917年二月号的《新青年》杂志2卷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认为中国社会黑暗的根源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单独的政治革命不能生效，“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汙”，需要先进行伦理道德革命，于是提出“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主张改文言文为白话文，文章内容也要趋向实际。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教授文学。得到北京大学校长的批准，他收集李大釗、胡適、鲁迅和钱沅的作品。为了扩大编辑部，他将《新青年》迁到北京。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和李大钊合办《每周评论》杂志。

在蔡元培担任校长之前，北京大学的学生、教师是八大胡同的常客。蔡元培担任校长后，致力改变这种风气。但陈独秀却依然流连在妓院之中。蔡元培起初还在报章上写文支持陈独秀，但后来迫于压力，在1919年3月26日深夜的一次会议商议后，决定废除北大的学长制，间接去除陈独秀的校务职位并放他一年假期，陈因此在事实上离开北大。多年后，参会的胡适与汤尔和曾争论3月26日的那次会议的结果造成的影响[9]。之后亦有观点认为，当时北大的多名教师也有包养二房太太，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瑮也有嫖妓，但是他们都没有受到处罚。北大的学长制废除其实在校务会议已经通过，陈独秀也是同意的其中一人，只是因为嫖妓事件发生才提早执行。陈独秀被开除排斥更多是因为他在校内的政策得罪太多同僚（如说话直来直往，推行废止年功加俸，每年更换聘约，允许发放讲义等等）。[10]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随感录”栏目发表短文《研究室与监狱》：“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城南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后被捕。9月16日保释出狱。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杂志开始宣传社会主义。

1919年秋，陈独秀出狱后前往上海，住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期间，陈独秀常与喜谈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的戴季陶、张东荪过往。

1920年春，李大钊介绍共产国际远东局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维金斯基（吴廷康）及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来访，建议陈独秀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在与维金斯基多次长谈之后正式转向了马克思主义。7月《新青年》发表宣言，正式拥护马克思主义。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人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并创办《劳动界》周刊。8月22日，俞秀松、罗亦农等人在陈独秀家中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共领袖时期的陈独秀

1920年，陈炯明占领广州，孙中山率国民党中央由上海迁往广州，12月，陈独秀应邀前往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由李达做代理书记。陈独秀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女界联合会发表演说，批评传统道德，引发当地守旧人士发起驱陈运动。[11]这时，他与胡适在新青年的政治立场上发生争执，胡适强调新青年应该在政治上保持中立，陈独秀则在第8卷中发表《谈政治》加以抨击。

1921年10月4日被捕后的陈独秀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没有前去出席，而是派新婚的陈公博为广州代表，又派包惠僧代表他出席，带去他的信件和4点意见：“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在会议上，陈独秀被缺席选为中央局书记。陈当选中共中央局书记后，即于9月回到上海。10月4日，他和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以及妻子高君曼5人曾一度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被判罚100銀元。

陈后被选为党的第二届、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成都路召开中共二大。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8月9日，陈独秀再次被捕，罪名是家中藏有违禁书籍。最后判罚陈独秀大洋400元。

新生的中共在各方面都有赖于共产国际的帮助。1922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与孙中山和中國國民黨合作，陈独秀和几乎所有中共领袖最初都表示反对。4月6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提出6条意见反对马林的提议，如两党革命宗旨不同、革命依据不同、盟友不同等。他也日益对莫斯科的意志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挥感到不满[12]。但是到了同年8月20日，陈独秀主持西湖会议，终于勉强表示服从马林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同意加入国民党。随后陈独秀等人加入了国民党。并前往莫斯科参加于11月5日-12月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

陈独秀一度将中共中央迁往北京，但在1923年二七罢工后，吴佩孚通缉陈独秀、马林，于是再度迁回上海。不久再迁广州。1923年6月12日，陈独秀在那里主持召开中共三大，并再度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3年9月，中共中央迁回上海。

1927年3月21日，当國民黨北伐军占领龙华时，中共在上海发动工人武装暴动，陈独秀在北四川路横浜桥南郑超麟家里，向前线指挥部周恩来、赵世炎发布命令，攻打闸北天通庵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和北火车站，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全上海。陈独秀一度想掌握进入上海的东路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但是白崇禧将薛岳调走，换上刘峙，于是陈独秀下令加强上海工人纠察队，准备进行防御战（蒋介石到上海），陈独秀發表《告世界工人阶级书》和《告中国工人阶级书》。4月4日，陈独秀与刚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发表《汪、陈联合宣言》，并随汪去武汉。

4月12日，工人纠察队和蒋介石直接冲突，发生四一二政变，国共分裂。4月底在中共五大仍然当选为总书记，但是已经没有实权了。7月12日，鲍罗廷遵照斯大林的指示，重新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局兼常委。陈独秀被停职，于是给临时中央发了一封辞职信。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七一五事变，共产国际和中共在中国的势力中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8月7日，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在汉口主持八七会议，禁止陈独秀参加，在会议上公开批判陈独秀对国民党妥协退让，犯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陈独秀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吸收了中国当时最优秀青年的总汇。

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此前周恩来和王若飞亲访陈独秀，带来共产国际邀请陈独秀出席六大的口信，陈独秀反问“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外国去讨论？”拒绝出席。

此后，陈独秀由于对共产国际不满，倾向于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过，他也不赞成同样背离共产国际路线的毛泽东农民革命的思想。1929年9月，在彭述之、尹宽等老部下的怂恿下，陈独秀牵头创建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同年11月16日，陈独秀因在中东路事件等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反对当时中共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被开除党籍[4]。后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公开信。1930年3月1日，《無產者》月刊創刊，陳獨秀主編[13]^:3547。陈独秀是少数经过30年代还幸存下来的中共领袖之一，但对自己所创建的政党已经不再能产生任何影响。

1931年5月，陈独秀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统一后的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总书记[14]。

江寧地方法院候審室門前之陳獨秀與彭述之

1932年10月15日，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创办非法政党的罪名逮捕，随后移交南京政府。国民党各地党部、省主席、司令等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予以严惩，共产党也发表消息和称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的评论[15]。另一方面，已经成为名动全国的大律师的章士钊主动免费为陈出庭辩护，胡适之、傅斯年等人纷纷出来为其说话[16]。

1932年12月8日，德國科學家爱因斯坦去电蒋介石，请求将其释放。此外，知名的學者罗素、杜威等人也向蒋介石做出同样请求。但蒋介石不为所动[16][17]。

1933年4月，陈独秀一案在江宁地方法院开庭审判，检察官以“危害民国”罪起诉陈独秀。章士钊在法庭慷慨陈词，赢得旁听一片赞誉。当陈独秀听到章士钊说“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掎角之势以清共”时，登时脸色大变，愤然起身，想打断章的辩护，却被法警制止。章士钊长达53分钟的辩护话音甫落，陈独秀立即严辞声明：“章律师之辩护，以其个人观察与批评，贡献于法院，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18]结果，陈被“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处有期徒刑13年。囚禁于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此后，其自辩的《辩诉状》和章士钊的辩护词在天津《益世报》全文登载，其他报纸也纷纷报道，一时轰动全国，曾出版过《独秀文存》的亚东书局公开出版了陈案的资料汇编，还被上海沪东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判刑后囚禁于南京。在南京狱中，陈利用国民党的优待条件，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潜心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孔子、道家学说等，完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著。

1936年3月，在《火花》发表了《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指出“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称“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斯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于官僚主义，乃至于把党，把各阶级苏维埃，把职工会，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糟蹋得简直比考茨基所预言的还要丑陋。”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提前获释[19]^:274。在与博古、叶剑英的沟通中，陈独秀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支持、并表示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在托派问题上不予明确答复[19]^:275。之后中共中央称只要陈承认当年的错误就可以恢复党籍[19]^:276。陈独秀出狱后在报纸上发布声明：“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晚年陈独秀书信来往的对象主要是中国托派成员。

在苏联共產黨清洗托派的情勢下，陈独秀於1938年中期被中國共產黨抹黑攻擊，指控其為「汉奸」 [20]，由王明、康生為首，採用苏联把托洛茨基及托派或观点類近者打擊成法西斯德国间谍的模式，把陈独秀一派打成日本汉奸，掀起一场「肃托」运动[21]。王明、康生等人[19]^:277在一些共产党的刊物上说陈独秀接受日本津贴，做“日特汉奸”[19]^:276；陈写信驳斥，表示自己不允许“人人相互妄指他人为汉奸，以为任何政治势力的宣传手段”[19]^:279。虽然事件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但两者关系已经恶化。王明失势后，周恩来曾多次托人劝说陈独秀去延安，均被拒绝[19]^:280。陈独秀为此对好友说，党内的熟人都已经离去或逝去，现在对共产党已不熟悉。

此后他拒绝出任劳动部长，拒绝蒋介石出資让他组织“新共党”，拒绝胡适的邀请去美国，拒绝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

先后住在武漢、重慶。在重慶住院时，周恩来、朱蕴山都去医院看望过他，周恩来更资助他100银元，都被他拒绝。实际上当时他仅靠微薄稿费收入支撑，最后更被赶出医院。[22]陈最后长期隐居在四川江津，以教书为生，保持低调。继续关注时局发展，坚持共产主义理念，但对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缺乏民主的问题进行了反思[5]。

1942年5月12日中午，陈独秀以医生介绍的偏方，泡制蚕豆花茶水，据称可治高血压。但其所用之蚕豆花有部分已发霉，用开水泡过后，汁水呈黑色，且味不正[23]。陈独秀喝了此水中毒[23]，最终于5月27日21时40分在四川江津鹤山坪石墙院逝世，享年63岁。[24][25]

陳獨秀推崇歐洲十九世紀的實証論和功利主義，提倡懷疑精神，[26]曾大力抨擊宗教，根據19世紀法國思想家孔德的實證論，認為人類進化分三個時期：宗教迷信時期、玄學思想時期、科學實証時期，現代世界應清除一切宗教迷信與玄學幻想，打破虛偽的偶像。[27]陳獨秀在成為马克思主义者前是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拥护“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

陈独秀在很多具体问题上的观点随着时局的发展而不断变化。陈独秀在1922年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简短自序中写道：“……我这几十篇文章，不但不是文学的作品，而且没有系统的论证，不过直述我的种种直觉罢了；但都是我的直觉，把我心里要说的话痛痛快快地说将出来，不曾抄袭人家的说话，也没有无病呻吟的说话，在这一点上，或者有出版的价值。在这几十篇文章中，有许多不同的论旨，就此可以看出文学是社会思想变迁的产物，在这一点上，也或者有出版的价值。……”[28]例如，陈独秀在1917年抨擊基督教阻礙科學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1920年時卻一反態度，肯定基督教是「愛的宗教」，有「崇高的犧牲精神」、「偉大的寬恕精神」和「平等的博愛思想」，可以救中國，并重估了宗教的作用，認為宗教可以淨化和美化感情。他憧憬一個以愛和關切為基礎，沒有權威等別，也沒有階級和種族的大同社會。[29]

新文化运动时期，宣扬民主和科学，对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批判广为流传。

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陈独秀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成为总书记。1927年八七会议后，因为对共产国际的不满开始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参与中国托派组织，并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反思[5]。

1919年，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美術革命 ─ 答呂澂來信》，以為「首先要革王畫的命」，然後「要改良中國畫，斷不能不採用洋畫的寫實精神。」[30] 陳獨秀把目標集中於美術中的國畫，針對國畫的模仿、寫意之弊，提倡輸入西方的寫實主義以改革中國畫。陳獨秀的提倡間接促使其後一代藝術家奔赴西方學習藝術，孕育出顏文樑、徐悲鴻、林風眠、方幹民、潘玉良、吳大羽、吳作人等留學西方的藝術家。[31]

1927年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决议、192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对陈独秀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三个重要决议。这些决议以及毛泽东秘书胡乔木1951年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文革”前党史和革命史教育“最高教科书”），总结了陈独秀的十项罪名[32]︰

1. 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
2. 右倾机会主义
3. 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4. 托陈取消派
5. 反苏
6. 反共产国际
7. 反党
8. 反革命
9. 汉奸
10. 叛徒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说：“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又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1920年6月“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获释出狱，并重提与中共中央合作抗战的事情。中共中央立即以张闻天、毛泽东的名义作出“我们对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其精神实质是要陈独秀等承认托派的错误，即可重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恰在此时，王明回到延安，极力阻止这一工作的进行。王明晚年回忆：“由于我已回到延安，陈独秀恢复党籍的计划才未实现。” 1942年3月30日，也就是陈独秀逝世前两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再论陈独秀说：陈独秀虽然“有些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再提陈独秀，说：“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延安）。”

1980年代后，陈独秀的“罪名”从学术界开始被逐步推翻，至2004年4月，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谈到大革命失败时，又给予了新的说法，将其表述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这是到目前为止由中共中央领导人所作的新的定性[33]。

陈独秀逝世后，由于经济拮据，家属无力将其归葬安庆，只能由当地士绅、生前友好资助，临时厝于西门外鼎山邓燮康园地。墓碑上刻有陈独秀生前好友欧阳竟无写的“独秀先生之墓”6个字。1947年2月，陈独秀三子陈松年根据父亲遗言，将其归葬于安庆北门叶家冲（现属十里铺），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于一冢。墓碑上刻“先考陈公乾生之墓”（陈乾生是陈独秀参加科考时所用的名字）。1979年10月，陈松年得到当地有关部门同意和资助，以延年、乔年、松年、鹤年4个儿子的名义重修了墓地。碑文为传统行文“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1982年安庆市人民政府确定陈独秀墓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又重修了墓冢。此次所立碑上刻着“陈独秀之墓”五个字，石碑的背面仅有生卒年月，无其他字样。1998年5月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陈独秀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各级有关部门编列投资1300万元，对陈独秀墓进行全面修缮，现墓园占地总面积为1058.85平方米。墓坐北朝南，由墓冢、墓碑、墓台、护栏、墓道构成。墓碑上刻着“陈独秀先生之墓”七个大字。

2009年10月30日，陈独秀纪念馆在安庆建成并对游客开放，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国内唯一系统展示陈独秀一生的纪念性展馆[34][35]。

2019年10月，为了纪念陈独秀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的《中共党史研究》发表了纪念刊文，肯定了陈独秀先生在党史上作出的贡献，“讲一讲他的功劳”，并认为“他是那个时代站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人物，对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作出过重要贡献。”同时也指出其在历史上所犯的右倾主义错误。[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