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布哈林于1888年出生在莫斯科，他的双亲都是教师。父亲加夫里洛维奇·布哈林（1862年至1940年）为莫斯科大学数学教授。受到父亲的影响，他对蝶类和鸟类研究非常热衷。1893年，全家移居基希讷乌并居住四年，加夫里洛维奇在此担任税吏。此后，全家回到莫斯科，布哈林进入莫斯科第一中学读书。

布哈林在中学的时候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对革命抱有热情。1906年，他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在党分裂之后加入了布尔什维克。1907年秋，他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经济学院，并在读书时结识了伊利亚·爱伦堡。他利用学生组织进行游行示威，并与格里戈里·雅科夫列维奇·索科利尼科夫在莫斯科组织了青年会议，该组织被认为是后来共青团的前身。直到1910年底党的莫斯科组织遭到破坏。1911年，他遭逮捕并被学校开除，并被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不久逃脱，逃亡国外。[1]^{:编者说明—01}在此期间，他与妻子娜捷施达·卢金娜结婚。

1912年，他在克拉科夫第一次认识了列宁。1912年底至1913年，布哈林来到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学主修经济学。在这期间，他修习了著名的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学派）的代表人物欧根·博姆-巴维克和馮·維塞爾讲课，并积极撰写文章批判他们的观点。[1]^{:编者说明—01}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波格丹诺夫对布哈林的观点影响很深。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布哈林被奥匈帝国以涉嫌间谍为名逮捕并遣送至瑞士。1916年经法国到达英国，后前往瑞典。期间，布哈林对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看法，因而在1915—1916年完成了《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一书。该书由列宁撰序，他给予了高度评价。与此同时，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制度及其发展前途，布哈林撰写了《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文中提出必须敌视和炸毁资产阶级国家。在当时，列宁有不同看法，认为“炸毁”国家属于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但是分歧到1917年就不存在了，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文中也使用了炸毁资产阶级国家的提法。[1]^{:编者说明—01}

1913年，布哈林帮助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6年，布哈林与托洛茨基、柯伦泰一起，在美国纽约创办杂志《新世界 (1916年杂志)》。

1917年，得知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先后回国。在4月，布哈林借道日本横滨回莫斯科，并于5月初抵达。抵达莫斯科后，布哈林在党的莫斯科委员会、莫斯科以及苏维埃都非常活跃，被选为莫斯科市议员。在党的六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十月革命胜利后，任《真理报》主编，并在之后的十多年时间内一直负责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1]^{:编者说明—01}他被列宁称为“革命的金童”。

1918年，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左翼共产主义者”一派反对列宁与德国签订割让大量土地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坚持要把苏俄与德国之间的战争进行到底。后曾多次公开承认错误。他主持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共产主义相关讲座，尽力培养年青一代的共产主义研究者。1919年，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著《共产主义ABC》，阐述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后又独立写成《过渡时期经济学》一文，这是对军事共产主义体制所作的理论总结，并研究了一系列在过渡时期存在的经济问题。[1]^{:编者说明—01-02}1919年3月，布哈林成為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

1921年春，苏俄废除余粮收集制并改行粮食税，实行新经济政策。布哈林接受了这一政策，并开始阐述、研究新经济政策。[1]^{:编者说明—2}

1924年列宁死后，布哈林和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并列为苏联共产党主要的六名领导人。布哈林成为苏共总书记斯大林的重要盟友，与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对派对抗。“一国社会主义”的构想便是由布哈林提出，后来由斯大林在1924年实现的。

随着托洛茨基受到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孤立，在布哈林的支持下，托洛茨基及其左翼反对派受到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攻击并终彻底失势。此后在1925年12月的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又助斯大林打倒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将他们逐出党中央。在1926年至1928年期间，布哈林在党内取得极高的地位，与李可夫、托姆斯基共同成为右翼反对派的领袖。布哈林1926年起主持共产国际的工作，任政治书记处书记。1927年，布哈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1923—1927年期间，他竭尽全力，捍卫并发展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主张继续列宁逝世前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1]^{:编者说明—2}1928年6月18日，布哈林参加了在莫斯科近郊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代表共产国际作了名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布哈林在会上作了《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报告，提出了“第三时期”理论。“第三时期”又被称为革命或战争时期，这一理论完全是以苏俄的利益为导向制定的。当时斯大林担心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准备对苏战争，因而共产国际就号召各国共产党拥护苏联，反对对苏进攻，并将进攻苏联的战争转化为推翻各国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2]

1928年，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布哈林的主张同斯大林发生了尖锐冲突，致使两人之前的友好关系开始恶化，直至消失。布哈林反对把征粮的非常措施常态化，反对“贡款”理论，反对中止新经济政策。[1]^{:编者说明—2}布哈林坚持苏联应以发展农业为主，建设成一个农业国，发挥苏联的国际经济比较优势，大量出口农产品。他反对斯大林的国家高速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主张。

1928年至1929年，他與李可夫等結成聯盟，提倡富農“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反對全面實行農業集體化。1928年7月11日，布哈林提议与已经失势的原反对派加米涅夫秘密会面，向他透露了党内的事情，并表达了对他自己参与起草的7月全会决议的反对。该事件遭到泄露，1929年1月23日，加米涅夫写给季诺维也夫的记录被突然曝光，并被送至奥尔忠尼启则主持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虽然奥尔忠尼启则曾试图使斯大林和布哈林缓和关系，但是由于记录中提及布哈林称奥尔忠尼启则说斯大林的坏话而使得奥尔忠尼启则改变了原有的态度。加米涅夫也以书面形式作证，对布哈林极为不利。布哈林才意识到自己陷入了圈套。[3]该事件中，加米涅夫的记录显示称“雅戈达和特里利塞尔是我们的人”，导致特里利塞尔和雅戈达也受到牵连，被要求向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做出解释。[3]^:22

1929年1月30日，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斯大林严厉地批判了布哈林及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称其为“右倾投降主义，支持不清洗城市和乡村的资产阶级分子，任由其自由发展”。[3]斯大林说：“我们实际上没有一条共同的路线。有一条路线是党的路线，是革命的、列宁的路线。但同时还有另一条路线，即布哈林集团的路线，这条路线用发表反党宣言的方法，用辞职的方法，用诬蔑党的方法，用暗中破坏党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为组织反党联盟进行幕后谈判的方法来反对党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是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用任何外交辞令，用任何关于只有一条路线的狡猾声明等等都掩盖不了的事实。”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以书面形式提交了申诉，引用了列宁遗嘱，提及了“不受约束的权力”，2月9日，奥尔忠尼启则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对布哈林与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会面而没有报告进行了公开谴责。4月16日，召开为期一周的第二次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18日，面对强烈的指责和诘问，布哈林对斯大林的农民政策做出反击，坚持认为“富农家庭的数量很少”、“我们可以允许个体农业发展而不用担心富农”。斯大林没有立即做出回复，直到22日夜间会议，斯大林表示“友谊归友谊，但是为国家奉献就是奉献”，“我们都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而如果工人阶级的利益与个人友谊的利益不一致时，那么就打倒这个人友谊”。斯大林再次指责布哈林没有看到新经济政策的两面性，即防御和进攻，他认为“资产阶级的前进，就是我们的失败”，“农民是最后的资产阶级”，就列宁遗嘱，斯大林表示自己曾经多次请求辞职，而正是布哈林和李可夫拒绝了他的请求，并宣读了列宁遗嘱中对布哈林不利的内容“一个不懂辩证法的理论家，一个我们党内很难称之为或有很大疑惑才能称之为的具有充分的马克思主义视野的理论家”。[3]7月3日，共产国际召开第十次扩大全会，72名代表参加，共产国际总书记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发表讲演，而身为共产国际主席的布哈林并未出席。7月19日全会最后一天，布哈林在共産國際的職位被莫洛托夫代替。克拉拉·蔡特金在私下对一个瑞士同志说“共产国际已经从一个活着的政治体变为了一个死去的机构，它一方面只能吞下俄罗斯的指令，另一方面又用各种语言将这些指令反刍”[3]^:20。11月又被解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真理报》主编职务。

1930年，布哈林因患上肺炎在克里米亚疗养，结识了16岁的安娜·拉林娜。6月至7月召开的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被再次选入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李可夫进入中央政治局[3]^:45-46。10月20日政治局会议上布哈林再次与斯大林爆发冲突，愤然离席而去。

1931年，布哈林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管理局局长。1932年11月12日，据塔斯社报道，布哈林在新圣女公墓出席了斯大林妻子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的葬礼并致悼词。1934年1月布哈林出席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就右倾称“我们的集团无可挽回地成为一切反对社会主义攻势的焦点，并且主要成为了受社会主义攻势威胁最大的富农及支持他们的城市知识分子阶层的焦点”，这加重了“不适时外国干涉”的危险。他赞扬了大会的计划，并戏称“希特勒想把我们赶到西伯利亚，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想把我们赶离西伯利亚，所以我们全国1.6亿人只能定居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高炉里了”。任《消息报》主编。[4][1]^{:编者说明—2}

1934年12月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和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被暗杀，斯大林借此机会，开始了大清洗运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先后被捕，并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被判处死刑。布哈林预感到自己即将被捕，他写了一封致未来党的代表大会的信《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一封信》，[5]要求妻子安娜·拉林娜背诵下来，然后把信烧掉。[1]^:537在信中，布哈林为自己所受到的冤屈辩白，呼吁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37年3月受托洛茨基案牽連，布哈林以“人民公敵”的罪名被捕入獄並被开除出苏联共产党。狱中布哈林写作了《辩证法概论》《社会主义及其文化》，还写了自传体长篇小说《时代》。[1]^{:编者说明—2}1938年3月，苏联成立了特别军事法庭，对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所谓“右派和托派反苏案”进行公开审讯。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指控布哈林委派社会革命党人范妮·卡普兰刺杀列宁，暗杀基洛夫、明仁斯基、高尔基，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布哈林“承认”了这些罪行。在没有证据、只有被告口供的情况下，法官瓦西里·乌尔里希以“叛国罪”判处布哈林等被告死刑。在此间布哈林反复写信给斯大林求饶。莫斯科审判过程中，西方媒体始终怀疑被告遭刑讯逼供或药物控制，布哈林为此专门在法庭上声明，那些所谓刑讯和药物麻痹的说法纯粹是异想天开的反动言论。今天的解密档案显示，如果布哈林不招供，他20多岁的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儿子会立即没命。

1937年11月12日，布哈林在狱中开始写作《岁月》一书，这是他的绝笔，直至临刑前中断，历时4个月，共约30万字。1938年3月15日，布哈林同李可夫等人在托木斯克被秘密枪决。[1]^{:编者说明—2}根据斯大林情妇薇拉·达维多娃的回忆录《我和斯大林》中的说法，斯大林的私人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曾向达维多娃透露称，布哈林和李可夫在被处决前满口咒骂着斯大林。而且他们是站着死去的，倒下去之后没有在地上爬，也没有求饶过。

布哈林死后，妻子被送到西伯利亚劳教营，儿子被送入孤儿院。直到1956年妻子出狱，布哈林的儿子也第一次从母子相聚中得知自己的父亲真实身份。

戈爾巴喬夫上臺執政後，布哈林冤案于1988年2月4日得到平反昭雪。1987年9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建立了一个委员会重审历史案件。苏联最高法院在一九八八年二月四日正式宣布为一九三八年三月的所谓「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平反，撤消当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对此案的被告：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拉可夫斯基、罗森戈尔茨等二十人的判决，认为「这些人的行为没有犯罪成分，此案不能成立」。[7]同年六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恢复布哈林的党籍。1988年10月20日，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决定恢復蘇共前领导人布哈林的科学院院士称号，并撤销了1937年5月21日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将布哈林开除科学院的决定。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讲话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特别赞许布哈林在粉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布哈林含恨九泉50年之后的今天，戈尔巴乔夫像布哈林期待的那样，为他解开了斯大林系下的"可怕的罪行之结"。

布哈林长期以来被看作「人民公敌、匪帮、法西斯走狗、外国间谍、谋刺列宁的杀人犯」。戈爾巴喬夫上臺執政後，布哈林冤案于1988年2月4日得到平反昭雪。直到蘇聯最高法院都為托洛茨基、布哈林平反了，蘇共才公開承認斯大林殺錯了他們。[8]

布哈林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不必经过阶级斗争，资本家、富农和承租企业家就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体系，阶级敌人将会不经过抵抗而让出自己的一切阵地，因此应当使阶级斗争熄灭下去。斯大林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城乡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而现在，按照布哈林的资本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切都要颠倒过来，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正在消失，剥削者正在长入社会主义。”斯大林在同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时，引证了列宁一九一九年说过的一段话：“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的和旧社会民主党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斯大林指出，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在联共（布）党内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在资本主义已经被推翻，但是资本主义根柢还没有挖除的苏维埃发展条件下，共产主义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我们党的总路线而走向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右倾机会主义的力量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在于一般资本主义分子特别是富农对党施行的压力。”[12]

布哈林的“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主张以和平手段消灭富农为主要特点。布哈林反对剥削，主张利用和平的经济手段，运用经济手段的目的是通过价格、税收、信贷政策和合作社组织对富农进行限制和排挤，达到以单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替代富农经济的目的。斯大林主张消灭富农的“极左”政策，其《两条路线》一书收入了斯大林批判布哈林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文章。斯大林把他与布哈林的分歧概括为两条路线的斗争，指出“我们实际上没有一条共同的路线”。斯大林1929年4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说论述了当时联共(布)党内存在的两条路线党的革命路线和布哈林集团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指出了布哈林集团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批判了他们关于阶级斗争熄灭、关于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和相关主张最终被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计划”而彻底否定。

按照布哈林的政治主张，自然不会在1929年前后大搞农业集体化，不会建立集体农庄，不会对苏联农业造成重大破坏，不会发生俄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乌克兰大饥荒。[13]布哈林的战略思想是基于市场调节对杜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重要性而提出的。他主张工业化时期应坚持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宏观润节机制，主张采取经济手段进行管理。戈尔巴乔夫倡导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于是他要把新经济政策路线在20年代末被斯大林的方针所扯断的地方重新接上，改变传统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并由国家统一经营的观点，加强企业的责、权、利，扩大企业自主权，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布哈林的思想又在苏联复活了。[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