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大屠杀 (云南)

1966年5月，毛泽东等人在中国大陆发动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1月中旬，云南文革运动混乱，时任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及昆明军区等军内外的几位负责人一同飞往北京，向中央汇报省里的工作情况。[3]1月21日，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的解决云南问题的会议，会议由康生主持，期间赵健民被康生等人打成“国民党特务”和“叛徒”，会后即被时任中国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拘留、逮捕，此后被非法关押达8年之久。[3][4][5][15] 会上，康生认为当地的工役制部队第8团（简称“工八团”）成立了“滇西挺进纵队”，携带并抢夺了数千件武器、在各地搞武斗，要求解放军第14军进行镇压，此后“滇西挺进纵队”案件与“赵健民特务案”捆绑挂钩。[3][6][7][9]

1968年8月13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2][16] 毛泽东、中共中央调派军队将领谭甫仁前往云南主持工作，担任新成立的云南省革委会主任兼昆明军区政委，集党政军权于一身。[4][17] 谭甫仁、周兴等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着手推进云南地区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强调要反右倾，“加强敌情观念”。[2][4] 1969年1月，云南省革委会召开了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划线站队”，讨论追查“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等问题。[4]

临近云南沙甸的建水县清真寺。

与此同时，文革期间对宗教亦实行高压政策，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佛教、基督教、道教等诸教圣职者及信徒皆受批斗，宗教场所受到冲击。[14][18] 红卫兵禁止回民参加礼拜，查抄焚毁伊斯兰教典籍，批斗阿訇及穆斯林。[13][19] 1968年8月云南革委会成立后，对民众大肆抓捕、揪鬥，被迫害民众逃往沙甸，而云南造反派称沙甸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反革命基地”，并宣称要武力清扫。[13][20] 同年12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一、二号文件宣传队”（支左部队）进村，大肆搜查外地民众，进行残酷批斗，并驻扎于沙甸大清真寺；“宣传队”在清真寺中吃猪肉，猪骨头丢在水井，宣称“信教就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党的领导”。[13][21]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沙甸一些民众上书要求平反并开放清真寺，未得回应。[13][19] 1973年10月，回民自行打开被关闭的清真寺，并遭革委会派兵武装阻挠。[13][19] 1975年起，回族民众与当地共产党、政府的冲突加剧。[13][19]

1966年8月，红色恐怖从北京（红八月）蔓延至全国，云南边境地区的镇雄县发生的屠杀事件，3000余人遭毒打，共造成10人死亡。[1][22]

1967年12月-1968年1月起，在云南昆明、大理州下关等地，“八派”（当地称“四二零”）和“炮派”（当地称“大联合”）连续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3][6][7] 昆明地区的“第二次武斗”打死数百人。[6][23] 此后，1月10日，炮派主力部队之一的工役制部队第8团（简称“工八团”）向滇西方向进发。[6][23] 1月16日，两派在大理下关地区爆发大规模“一·一六武斗”，共造成200余人死亡。[6][7]

1月21日，康生、谢富治在京西宾馆接见了昆明军区和群众代表，康生认为工八团成立了“滇西挺进纵队”（简称“滇挺”），携带并抢夺了数千件武器、在各地搞武斗，要求支持八派的解放军第14军进行镇压。[6][7] 昆明军区随即以省军管会命令的形式要滇挺立即返回昆明，但在滇挺返程途中，1月27日，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调集13军、14军部队的若干个团，试图将滇挺成员围歼于一平浪镇矿区，共打死工八团成员184人，以及当地炮派群众、煤矿职工及家属59人。[6][7] 该案件此后与赵健民案捆绑挂钩。[3][9]

1968年1月，康生指控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是叛徒，並憑空捏造了一個「國民黨雲南特務組」[3][4]。他下令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當場逮捕趙之後，整個雲南便爆發起針對「執行特務組計劃」「分子」的大搜捕[3][4]。該次事件，共有138万7千余人受到牵连，而1968-1969年间，由「案件」所引發的大屠杀导致1万7千余人死亡，另有6万1千多人致残，仅昆明市就有1473人被打死、9661人被打残。[3][4][5][15] 当时，云南省的总人口为2300万人，受迫害的人数占全省总人口约百分之六。[3][4][5][12][15]

沙甸事件发生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的沙甸镇及周边共7个县区，多是回族民众聚居区[10][24][25][26][27]。解放军对回族民众的屠杀镇压发生于1975年7月29日至8月4日，共造成了约1600名平民的死亡（866人来自沙甸）、包括300名儿童，伤残近1000人，损毁房屋4400余间[1][10][24][25][2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