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斗

1966年5月，毛泽东等人在中国大陆发动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12月4日，重庆爆发“一二·四事件”，12月底上海爆发“康平路事件”，成为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3][4][5][6]。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的“一月风暴”爆发，毛泽东表态支持，大规模的群众造反夺权开始[1][5][7]。此后，各地造反派受影响也纷纷展开夺权运动，在此期间造反派内部因权力斗争而产生分裂，各派系之间开始发生武力冲突、形成武斗[1]。1967年夏天，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后，武斗升级、中国大陆进入全面内战状态[10]。

譬如，当时部分官员尚属清廉，于是有群众愿意保护他们，群众遂分裂为保皇派、造反派。由于毛泽东严格禁止官员动用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镇压造反派群众（军队支左），官员便暗中武装保皇派镇压造反派，造反派被迫反击，遂成武斗。

早期的武斗形式主要以打群架、扔砖头为主，并未使用重武器。1967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六·六通令》，试图纠正“打、砸、抢、抄”之风[9][18]。

江青接见红卫兵（1967年8月）

但此后，“武汉720事件”爆发，武斗冲击了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湖北省军区下属指战员组织武汉“百万雄师”进行介入（“百万雄师”、造反派各有死伤）[19][20]。因此，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江青认为军队出现了支持保皇派的企图，主张武装左派、文攻武卫[19][20]。7月22日，江青接见河南省群众组织代表时说[9][10]：

“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

次日，“文攻武卫”刊登于《文汇报》上。武斗于是进入了重武器的阶段，全国进入内战状态[8][10]。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支持不同造反派的军队向造反组织发放了枪支，造反派还利用各种方式从军火库抢夺甚至自制枪支，总计达上百万之多，足以武装一支正规的百万大军[10]。

1968年夏，部分地区武斗逐渐失控，中共中央发布《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进行制止，要求造反派上缴抢夺的武器军火、解散武斗组织，武斗逐渐结束[11][21]。

全国第二大的一场武斗是于1967年8月31日，发生在徐州的“踢派”和“支派831”之间的武装冲突。踢派总共动用了山东省济南，薛城，枣庄，以及安徽省淮南，萧县，以及徐州附近丰县，沛县，邳县，以及铜山等地的农民和工人，共五万人进城进行武装冲突。动用济南军区的空军战斗机3架，陆军的坦克5辆，卡车450辆，步枪1.4万支，长矛五万支。结果共打死支派831人员271人，重伤2500人，轻伤1.5万人，关入集中营者五万人，徐州城中红色恐怖，农村十室九空，农民有家不能回，因战乱而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共有七万多人无家可归。

据估计有400-500名在武斗中死亡的人埋葬于重庆文革墓群。[22]

重庆大武斗是中国最大的一场武斗，是1967年7月至9月间在重庆地区发生一系列的武斗。出动军舰、大炮、坦克等重武器，死亡1170人，失踪600余人，共受伤3000余人。期间荣昌县武斗、重庆八八海战、杨家坪武斗死伤惨重。今九龙坡区的杨家坪、谢家湾地区作為杨家坪武斗的主戰場，大受破壞[23]。后经林彪、周恩来直接干预才停止。

重庆武斗中甚至使用了军舰，涪陵地区武斗因为当地驻军介入炮舰轰击城区，完全是正规战争的打法。几万毛派红卫兵退入川东名寨栗子寨，对抗正规军的打击，最后全部宣布缴械撤走。

重庆市沙坪坝区现有全国已知保存最为完好的红卫兵墓群——重庆文革墓群[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