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性服务业

吉原地图（1846年）

吉原遊廓裡的遊女

1617年，徳川幕府下令将卖淫限制在城市郊区的遊廓[8]。其中以江户 （今东京） 吉原遊廓、 大阪新町遊廓和京都岛原最为有名[9][10]。

获得营业执照的江户妓女和交际花被称为遊女，并被分成各种不同的等级，其中 以「太夫」（后改称“花魁”）为最高级[9]。遊廓修有院墙并设有保安以便于收税和管理[8]。除了看望即将死去的亲人[11]和每年一次的“赏樱”[12]之外，遊女极少被允许走出墙外[8]。

在平戶，日本女人可以和中国和欧洲男人发生性关系。1609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平戶设立了站点。被台风困在日本的外国海员可以从未婚姑娘的父母那里租用他们的女儿数月或数周。未婚姑娘通过几个夏季的性服务赚来的钱攒够嫁妆，然后出嫁。一些嫁给外国商人或是成为他们的妾。荷兰商人科奈利斯·范·尼恩罗德与两名日本女人有染并生有混血女儿。郑成功则是中国闽南商人郑芝龙与一位日本女人所生。德川家康雇佣的英国人三浦按針也有两名日本女人[13]。

在江户時代，招待中国人、荷兰人和日本人的妓女各有不同的称呼，但到了明治时期，招待外国人的日本妓女開始通称为唐行小姐。在日本的荷兰人会被限制在出岛，日本妓女进岛服务，价格也很贵。中国人买春起初和日本人一样被要很低的价格，而且可以与服务日本男人的妓女以及良家妇女发生性行为，不像荷兰人那样居所受到限制并只能与妓女发生性行为。但后来，中国人也像荷兰人一样被限制在固定的居所，由专门的妓女服务。一些中国男人甚至与日本妓女发生恋情。1789年，苏州商人陳仁謝与他的日本女人連山一起殉情。1690年，何旻德因造假被处死后 。与他海誓山盟的日本女人登倭为其自杀。按照日本的法律，日本女人与中国和荷兰男人生下的混血儿，需要留在日本，不得去往中国或荷兰，但混血儿的生父可以资助混血儿的教育。[14]

幕末，受西方文化影响，日本在明治时期发生很大变化。1872年玛利亚·路斯号事件后，明治政府开始废除部落贱民、娼妓等债役制度[15]，颁布了《艺娼妓解放令》。1900年，内务省 颁布《娼妓取缔规则》。不过政府取缔令并没有使日本娼妓的数量得到减少。相反，性产业在日本变得异常繁荣，明治时期的日本甚至被称为“娼妓王国”[16]。由于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对娼妓的需求与供应都提高了，日本女性人口数量也大幅增长[17]。日本明治政府得以向性服务业征税。幕末至明治时期，日本政府从性服务业的税收在其财政收入中占很大的比例[17]。1908年，内务省还发布了整治不接受政府管制性行业的第16号令[18]。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明治时期的日本将大量乡村贫困女性输出至东亚、东南亚、 西伯利亚（俄罗斯远东地区)、满洲和英属印度诸省充当娼妓，为中国人、欧洲人、东南亚人等提供性服务。这些外输招待外国人的日本妓女被称为“唐行小姐”。[19][20]

日本唐行小姐在海外所赚的钱会被汇回日本发展军事，为日后日本在甲午战争击败中国打下基础。日本人也将唐行小姐称为“娘子军”。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甚至说：“日本對付亞洲有兩種武器，一是槍，二是娘子軍”。 [21][22]

美占领军士兵聚集在安浦大厦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東久邇宮稔彥王政府成立了为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特殊慰安设施协会（RAA）。1945年8月19日，日本内务省下令各地方政府为占领军提供性服务，以保存日本民族的纯洁。日本美军慰安妇由日本警察招募既有妓女也有良家妇女。美军慰安妇制度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强征的亚洲各占领国日军慰安妇相似[23]。

1946年驻日盟军总司令下令日本取缔妓院后，日本性服务业开始在被称为“赤线”的地区发展。这些地区往往以俱乐部或咖啡厅为掩护实则提供性服务。日本警察在地图上将这些地区用红线勾勒标识，因此得名“赤线”。除赤线外，还有因警察在地图上用蓝线标识而得名的“藍線”。蓝线地区一般以饭店、酒吧等管制较轻的商业为掩护从事性服务。东京地区最著名的赤线有吉原和新宿二丁目，最著名的蓝线是歌舞伎町。

大阪飛田新地，西日本最大的紅燈區

1947年，日本第9号勅令惩罚唆使女性卖淫的行为，但卖淫本身仍然是合法的。对于嫖娼行为，由于在惩罚程度上的分歧，多个惩罚嫖娼的法令都未被日本国会通过。1956年5月24日，日本国会通过卖淫违法的《卖春防止法》。随着该法律在1958年4月生效，“赤线”和“藍線”地区开始消失，日本性服务业转为泡泡浴 等性娱乐的形式。

2013年，日本维新会党首桥下彻提出驻日美军通过日本性服务设施发泄性欲的观点[24]，但遭到美国国务院的批评[25]。